2012年9月17日 星期一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下)


  林克、徐涛、吴旭君在1998年出版《历史的真实》一书,公布了毛泽东的部分病历。关于9月8日那天晚上的病情记录如下:

  18:34  做呼吸器1’,又做雾化吸入4’46”

  18:39  喉咙里有痰咳不出,拍背,呼吸乏力

  18:40  生理盐水喷口腔

  18:45  做呼吸器27”

  18:47  痰咳不出,用吸痰器吸痰,吸出一点,拍背

  18:50  做雾化吸入10’

  19:05  19:00  ST段压低0.2mv,室性早跳一次

  19:07  开泵从胃管进西瓜水50ml,进食前■■(因系手迹,此二字辨认不清——笔者注)未抽出胃液,打进10ml■(因系手迹,此一字辨认不清——笔者注)水也未抽出,未发生呛咳

  19:17  口唇、手指甲发紫,做呼吸器10’

  19:20  从胃管进K-lor0.75克,冲水40u,白水冲管10 u  4.50 u

  19:25  入睡10’,做呼吸器后紫绀好一些

  19:35  生理盐水喷口腔

  19:39  喉咙里有痰,拍背,生理盐水喷口腔

  20:05  紫绀明显,吸痰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20:30  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20:55  神智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21:44  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22:15  血压降至80/85(mmHg)

  23:44  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

  (9月9日)00:04  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00:06  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00:10  心跳停止[34]

  几位亲历者的回忆和原始记录都显示,早自当天下午四点,迟至下午六点三十四分开始,毛已经不能说话,也没有说话。那句“我很难受,叫医生来”的话,恐怕又是孟锦云误记。记录上,8日晚上七点整毛出现过室性早跳一次,七点十七分出现口唇、手指甲发紫,七点二十五分入睡,唯不见“七点十分呼吸急促”的记载;而当天晚上一直采取的是做呼吸器、拍背、生理盐水喷口腔、吸痰等缓解咳痰困难的措施,也未见“按摩胸部”的记载,按摩胸部大概也不是缓解咳痰和呼吸困难的正确方法。

  上述细节,属于疑点也好,属于讹误也罢,因为有各种史料、文献和回忆录,还可以查证、纠谬。最难以置信的,还是书里毛泽东同孟锦云谈历史、谈文学、谈小说、谈诗词、谈电影的那些情节。

  据官方著述,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的睡眠已很不好,患上大叶性肺炎,常常咳嗽不止,且影响心脏。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对毛打击甚大,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2年2月甚至曾因肺心病引起心律失常、严重缺氧,一度休克。[35]此后,毛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严重虚弱,以致讲话都很困难,发音含糊,所谓“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风光不再,但公众并不知情,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

  张玉凤回忆:

  1975年10月下旬,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36]

  陈长江也描述过毛当时的身体状况:

  这个时期毛主席因疾病的折磨,身体已相当虚弱。他的手脚浮肿,不能走路,没有他人的搀扶,他既不能从沙发上站起来,站起来了也坐不下。老年性白内障,使他的视力几乎等于零,看不到什么东西,更谈不上看与他终身为伴的书籍与报纸了。

  更使他痛苦与难堪的是,这时的毛主席说话时双唇颤抖,不听使唤,说话含糊不清,与外国的领导人交谈,翻译人员似乎成了重要人物。

  陈还特别引述了泰国总理克立的一段回忆作补充:

  当我进入书房时,“毛泽东发出很响的喘息声……他同我握手,喘息声更大,一直等女译员和护士等人到齐,才开始说话。

  毛主席的话,许多地方连译员们也听不懂,于是转身向护士求援。护士也经常感到困惑。后来,只好唤来女佣人,让她帮助听。

  陈长江的回忆及所引克立的回忆,说的还是1975年7月毛做白内障手术之前的情形。至于这之后,以陈长江所说,毛已“卧病不起”,“不仅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的生活,而且甚至语言表达的功能也已丧失,更不要说提笔写字了。尽管他还能正常思维,但他的意向的表达,诸如赞成还是反对,喜欢还是厌恶……不少是依靠熟悉他的身边工作人员猜想的”。[37]

  然而,书中记载毛同孟锦云谈话,不仅话题广泛:谈过唐诗、《红楼梦》、《红与黑》等文学名著,谈过《资治通鉴》等经典史著,谈过俄国诗人普希金,谈过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谈过中共的历史,甚至谈过邓小平、江青;而且时间很长。毛同身边工作人员聊聊历史、文学,谈谈时政,本是常事,许多当事人都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毛同孟锦云不是简单聊聊,而是长篇大论,高谈阔论。因为篇幅关系,只引述谈《资治通鉴》一段:

  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在卧室里休息。他刚刚睡过觉,显得很有精神,坐在床上,习惯地又把头靠在了床头。他招招手,示意让小孟过来。

  当小孟走过来之后,毛泽东抬起那双并不明亮的眼睛,看了看走近来的小孟,然后用手指了指床边的软椅,让小孟坐下。毛泽东看小孟坐下来之后,才慢慢地说:“我们的讨论会什么时候开幕啊?”

  “开幕闭幕还不是由您决定。”

  “现在开幕!”毛泽东有意把声音抬高了说。

  小孟笑着说:“您的记性还不错,没办完的事还得接着办。您等一下,我去拿我的笔记本,我的问题都在本上记着呢。”

  小孟去她休息的房间,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她翻着她的小本子,开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小孟低头看着小本子,她坐得直直的,就像一个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一样。

  毛泽东:“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

  小孟:“做到这点不容易,我们文工团文化大革命分成两大派之后,原来的朋友因不是一派,就变成了仇人,攻击起来,简直不择手段,哪里还谈得上尊重。”

  毛泽东:“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小孟:“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成了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小孟:“我可不敢和您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小孟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编的,几个人合作很不容易。”

  毛泽东:“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十九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四十八岁到六十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小孟:“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要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之后,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

  小孟:“人一辈子谁知会碰上什么事,很难预料。我看书里面还讲到,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对出《资治通鉴》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自从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出书可方便多了。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一件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

  这天,毛泽东谈锋甚健,面无倦色,谈得兴致勃勃。小孟听得非常认真,她觉得自己增长了很多历史知识,真是大有收获。她看到毛泽东愿意谈,也就不断地提出自己想到的问题。她又提出了关于武则天的问题。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的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对于武则天,毛泽东以前谈过许多,看来,他对这个人物是注意研究的。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上,人们连想都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谈到这里,小孟记起了毛泽东曾给她讲过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常杀人,就向她提出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当然,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那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毛泽东还谈过武则天立碑的事: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墓前的碑上刻字。有人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去评论。

  谈了武则天之后,小孟又转了话题:为什么这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砍书’”。

  小孟:“‘相砍书’,可真有意思,‘砍’就是战争吧?”

  毛泽东:“《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小孟:“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谈到这里,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他似乎笑得十分开心。然后,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接着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闭起了眼睛,显出了一种难以捉摸的神情。看着毛泽东陷入了沉思,有些倦意,小孟忙说:“《通鉴》里有不少故事,以后您给我讲讲吧,我就爱听故事呢。您该休息休息了,您今天说得太多了,把您累坏了,我可担当不起。”

  毛泽东微微睁开眼睛说:“你这个孟夫子,就是怕负责任,看来,今天也是该告一段落了。《通鉴》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不吝篇幅地引述这些文字,是想表明谈话时间之长。其实,这还只是毛三次谈《资治通鉴》的一次,另外两次也不相上下。最高领导人和身边的小护士,一个循循善诱,一个天真无知,时而庄重深沉,时而诙谐风趣,兴趣盎然,意犹未尽。可这是一个病入膏肓、语言含混的老人在谈话吗?1972年2月首次访华的尼克松,曾在回忆录里描述了他第一次见毛的印象:“他(指毛泽东——笔者注)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38]谈一个小时就开始疲乏,其中半个小时还是翻译;三四年后谈话却能如行云流水,似泉涌雨瀑,实在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的,还有毛对孟谈邓小平、谈江青的那些情节。1975年11月初,孟看到报纸上登的都是不点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就对毛说:“我看邓小平同志挺好的,从心里根本不是反对你的。”一个医护人员对高层政治发表意见,这既不合乎孟的身份,更不合乎中共的规矩。何况,11月初毛虽然已经对邓不满,但还想让邓“转弯”,指示高层小范围“帮助”邓,尚无不点名批判的意思。[39]所以,这时的报刊既不可能、实际也没有发表此类文章。真正开始发表不点名批邓的文章,已经到了12月份。至于毛同工作人员谈跟江青离婚这种个人隐私的问题,更是不大可信。关于毛对江青的不满,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相对了解一些;毛有时会对他们有所流露,但明确谈到离婚,在同类回忆录里罕见。

  亲历者的回忆因其可读而感染读者,又因其作者身份极易令人相信。但事实上,回忆很难完全准确地“复制”已逝的过去,失忆、误忆倒是常见的情形;至于出于某种目的,曲改甚至编造也不鲜见。惟其如此,阅读这类历史作品更当格外谨慎。历史是一个布满“陷阱”的领域。除了蓄意曲解、遮蔽或放大外,很大程度上,这是繁纷杂芜的史料造成的。当某一史料披露,人们修正多年的刻板印象,跳出一个认知“陷阱”时,很可能又跳入了另一个“陷阱”。因为严格说来,包括档案文献、口述回忆在内,任何单一的史料都有局限性,都不是绝对可靠的。就还原历史而言,只有经过多种史料的比对、参照、互证和鉴别,才可能接近真实。从这一点说,这本书也只是诸多史料的一种,有价值,也有局限;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

  2012年8月11日改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34] 《历史的真实》,前插页,第158页。

  [35] 参见《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610-1611、1615页。

  [36]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37] 《毛泽东最后十年》,第234、252页。

  [38] 《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39] 参见《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1754-1756页。

  韩钢,《往事》 2012-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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