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还给我的反右自我检讨和批判我的会议记录

在劫难逃——从真实史料忆反右（上）


离休后闲来无事，翻箱倒柜，整理过去的材料和信件，翻出了“文革”后退还给我的自我检查材料，这是当年在“牛棚”里写的。其中夹着一份1957年夏反右斗争中，山东大学校部专为我开的一个大型批斗会的记录稿，《史若平个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以及一些人批判我的发言。不知何故这份材料也退给了我，可能是“文革”中的专案组无法清理这堆积如山的黑材料，好在这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另—份资料是1978年11月18日和1979年1月9日，我先后两次给山东大学校部机关总支写的申诉书底稿，要求对我当年被划右派进行复查。还有一份1978年的中共中央55号文件的抄件，并附当年划分右派的标准。此外，还有一些有保存价值的信件。重新翻阅这些材料，使我追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虽然事隔40春秋，却使我回味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这些材料不是“食之无味”，而是“弃之可惜”。如今将它摘录公之于众，再加上一些回忆和剖析，就可以看到当年反右派斗争的—个小小的侧面，并可为后人研究这一历史提供—份真实的史料。至于我自己，历史已经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个人得失就无足轻重了、反正活过来了，且到了古稀之年。因此，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计较个人恩怨，而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份真实的反右记录

关于反右中批判我的会议记录，用300字稿纸竖行书写，一格一字，字迹比较清楚，上下文基本连贯，错别字是难免的，看来是经过加工整理过的。记录稿没有具体日期，可能是在1957年初秋，大约七、八月间，正是全国反右高潮的时候写的。记录稿分三个部分：一、《史若平个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二、《大会批判发言》；三、《支书总结报告》(记录稿“从略”)。令我不解的是，记录稿只有我个人批判思想根源，而没有我交代的“右派言行”，也许由于对我的批判会开了多次，前几次会上交代过了。不然的话，没有“右派言行”，何来“思想根源”？好在1979年1月我的第二个申诉书中，引述了官方文件，当时定我右派的结论，比我的“交代”充实得多，足可弥补这一缺憾。至于那位书记的总结报告，可能有书面的，所以记录“从略”了。这位书记是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上纲上线的高手，并兼我的专案组长，当时组织了一个三四人的班子，对我进行轮番“地毯式轰炸”，“帮助”，并连续为我开了多次大型批判会，最后依旧没能将我“挽救”过来，只能沦为“右派分子”，足见我“顽固不化”，自绝于人民。这位书记给我编制了厚厚一本结论和揭发材料，却不给我看结论部分，便给我戴上了“帽子”。现在重温他《总结报告》中的高论，不能不感到遗憾。


《史若平个人分析批判思想根源》
记录稿这部分只记下了不到七百字，两张稿纸多一点。我在会上的分析批判，肯定比这要多得多，否则是更难逃脱“蒙混过关”的罪名的。当然，能记下这些要点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能保存到今天，更是难能可贵。没有这份记录，靠我40年后的回忆，将是一片模糊，一笔糊涂账。有了这份记录，脉络便清晰起来。现摘录如下：

一、我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受过资产阶级教育，尽管参加过反蒋活动，对革命有过幻想，但个人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在社会主义大变动时期走上了反党道路。

二、在校刊工作上，近年来出现了许多问题，作为校刊室负责人，群众对校刊有意见，而自己没有勇气来改正，反而强调党委不领导校刊，实质上是对党委不满。

三、强调个人独立思考，个人意见同党委意见不一致时，就对抗发牢骚。

四、对肃反不满。肃反审查了自己，搞清了自己的问题，反而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五、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严重，运动中不向《人民日报》看齐，却向《文汇报》看齐。

记录稿中，就那么干巴巴的几条。现在想来，就是这几条，还是书记挂帅的专案组和反右积极分子们一两个月“帮助”的结果。专案组的小会不算，仅大会就开了不下十次。如果没有他们多次揭发批判，帮助我上纲上线，我连这样的水平也达不到，简直是想“蒙混过关”。当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还是没能“混”过去。说明我当年既顽固又愚蠢，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厉害。假使当年我“聪明”一点，把群众的揭发全包下来，不够再凑几条，你要什么有什么，检查时把自己臭骂一通，把自己说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样也许能过关。继而一想，这也未必。如果是那样，反右派的“伟大成果”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全国55万右派又从何而来呢？我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以上的“自我批判”，理所当然地要激起积极分子的强烈愤慨。他们的发言，比起我的检查来，调子至少高出八度。下面引述他们的发言要点，目的是对事不对人，这八位同志和我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只是他们当年更迎合潮流罢了。引述时姑隐其名：

《大会批判发言》

王  ×：
史若平态度不老实，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攻击肃反，攻击党，参与《青岛日报》事件，组织鸣放稿件，全国右派(的言行)都在你身上有反应。史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事先考虑的，有策略的，他要把党孤立起来，捆起来，全面向党进攻。他充当了向党进攻的炮手。

庄××：
史的态度是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好像肃反冤枉了他。他是右派分子在山大向党进攻的最有力的一个。他操纵校刊《新山大》，任意歪曲事实，把一些反党的言论用大字标出。他和章伯钧、储安平、陆侃如都是不谋而合的。

尹 ×：
史的反党罪行是严重的，他从四面八方来向党进攻。他说因在肃反中追查他而不满，这也不符合事实，而是别有用心，要翻肃反的案。

焦××：
史的检查是将十数次的会议批评他的材料综合罗列。我们认为肃反是正确的，但史却诬蔑并丑化积极分子，说他们没有起码的常识。还说发动群众搞肃反的方式是错误的。在旧社会你有疑点，你别想过关。他还嫌(山大)搞出九个反动分子太少。 (原文如此)

王××：
史是有经验的，事事小心谨慎。但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我校校刊被右派分子利用，史是起了辅助作用的。鸣放中史说，山大从来没有民主，现在已出现了。他所向往的民主，是国民党时杀人放火的，对人民压迫的民主。你从前要求进步，但事实证明，你的要求进步另有动机，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几年的教育，你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改造。

刘××：
史为什么说我们的春天来得晚了，难道说我们以前没有春天吗?这是恶毒地向党进攻。要按照你的意图办报纸，会把报纸引向何方?鸣放时校刊不是向右转了吗?史应彻底交代深刻检查。

王××：
我对史的检查不满意，他只是将十数次会议的材料总结并艺术加工了一番，只讲客观效果而不讲主观动机。束星北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为什么欣赏他的言论?为什么同情肃反被斗的人?

张××：
史的罪行是严重的。校刊在鸣放中变成了反党的工具。史认为报纸有两重性，尤其强调它的商品性，这是极端反动的。报纸是代表人民的意志，是党的思想工具，绝没有两重性，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史还认为新闻学属于学术问题，我认为学术是学术，反党是反党，二者不能混为一淡。
我重新摘录了1957年那份原始记录，是为了如实地反映这一历史。今天无需在这里为我自己辩护，因为历史已经为我重新做了结论，而且后面引述的1979年1月《我的补充申诉》，已根据当年反右给我的结论作了实事求是的辩护。当年—些同志对我的揭发批判，在那种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年代里，从1955年到1957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反右斗争，两年当中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这类批判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有今天的年轻人读到这些史料时，也许对这类大批判的特有语言会感到陌生，甚至有新鲜感。


《我的补充申诉》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发［1978］55号》文件，其中部分内容为对1957年错划右派进行复查。11月，山东大学还未向我们这些“老右”传达，一位友人就给我送来了一份抄件，我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向校党委写了第——份《我的思想汇报和申诉》，大约七八千字，要求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由于事隔二十多年，当年反右的结论未给我看过，因而这份申诉书写得不够完整，针对性不足。1978年12月下旬一天下午，山东大学校部机关总支书记蔺孝美同志找我谈话，我再次提出要求复查，并要求看1957年给我定性的结论。总支书记把结论给我看了，我记下了要点，心情十分激动。我问总支书记：“反右结论不与本人见面，是否符合组织原则?”答：“不符合。结论应与本人见面，当年不给你看是不对的”我又说：“这种做法太不光明正大了，结论不给我看，随便编造都可以。可我，却因此遭受了二十多年的折磨!”这位总支书记是“文革”后上任的，同1957年山东大学的反右无关，他表示同情，但又不便多讲。我根据反右给我做的结论，于1979年1月9日交了第二份材料：《我的补充申诉》。这份申诉书又写了七八千字。为了忠于历史，兹将原文摘录如下：

前几天(1978年12月下旬)，校部机关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很感谢今天党组织对复查我的问题的重视和关心。只有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今天，才有这个可能。因此，我特别对党中央表示衷心的敬意。

1957年把我定为右派，结论不同我见面，也没有让我签字。我认为，这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不负责任的。这次组织上让我看了结论，根据这样的结论把我定为右派，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工资从18级降为23级，我是口不服，心更不服的。结论中，有些属于我的问题，有些同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些我至今有不同看法，还有些正确的观点竟然也成了右派“罪名”!
这里补充申诉如下：

一、“结论”第三部分“平日表现”中，承认我“自参加工作以来，表现一贯积极。”既然“一贯积极”，当然就不存在“反党”问题。可是，结论笔锋一转，又给我罗列了几条“罪名”，而且这几条是1953年以后的。这就是说，我在1953年，就有“反党言行”了，我这个“表现一贯积极”，不成了“一贯反党积极”了吗？这种自相矛盾的结论，实在令人惊异。
1953年，我还不是校刊室的负责人，只是一名编辑。“结论”中说“校刊登载了同学申诉他们在班里受到压制的长信”。来信是经校刊室主任和学校领导审查同意发表的。后来，校刊又奉命写了一篇《我们的检讨》，也是领导授意和同意发表的。给我加的“罪名”是：“用校刊编辑来领导开展批评，实际反对党和行政关于稿件处理的一些规定。”这种说法，简直是说我在1953年就企图“篡党夺权”!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党和行政关于稿件处理的规定》，又何来反对这一规定？其次，校刊所有稿件都由校刊室主任及校党政领导两级审查，我作为一名普通编辑，就能“领导开展批评”了吗？195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明确提出，批评稿件只要符合事实，不一定经过被批评单位同意，就可发表。最近《人民日报》又重申了这一原则。退一步说，学校的规定没有发给校刊室，而且这类规定如同中共精神有抵触，校刊贯彻了中央的决定，有何过错?

（二）1953年底，毛主席发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1954年春，当时校刊收到不少来信，反映党团活动过多，影响学生学习和体育活动。校刊处理来信，当然要同有关部门联系解决。这也威了我“攻击党团活动”，“攻击团委会”的“罪名”。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当时，把身体放在首位，就是因为学生健康有下降趋势。校刊处理来信只是反映学生要求，而且这一要求又是符合毛主席“三好”指示精神的。这种是非不分的罪名，我是不能接受的。

（三）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时，我担任学习小组长。后来说我“右倾”，不让我当了。“结论”说我因而“对党不满”。有的人还说我“怀恨在心”。这有很大出入。我对小组长并不感兴趣，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搞专案，三不了解情况，我凭什么要某人交代什么问题，这个组长不好当，我也不想当。不让当，我正求之不得，不是“怀恨在心”，而是“正中下怀”，我正好多搞点业务。当个组长，开会要记录，会后要汇报，还要开组长会。
从1953年到1955年，“结论”编制者花了一番心血，每一年给我编造了一条“罪名”，其目的，是要说明我“反党”并非从1957年开始，而是由来已久。报纸上开展批评有中央决定为依据，“三好”是毛主席的号召，校刊贯彻这些精神何罪之有？有些人口口声声“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各取所需。不贯彻中央决定，不提中央决定，而另搞一套自己的“规定”；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运动一来，自己成了“一贯正确”，却把任何意见说成“反党”，以扩大其“战果”。有这类思想的人来领导政治运动，能不“扩大化”吗？至于说我因撤“小组长”而“对党不满”。只有“官迷”才会编出这类笑话。（未完待续）

史若平（遗作），《往事微痕》第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