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考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我们从未看到过官方公布的准确数字。但在四川，却有较为翔实的数字可供考证。《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即提供了可信的资料。为该书提供资料的都是当年担任省委、省府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和在其它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由于所处的位置,他们了解许多事件的真像，所提供的资料应当是可信的。考虑到此书印刷量很少，朋友们可能难以读到，故把主要部分摘录于后。其内容基本是原文引用，笔者不敢杜撰。

按书中记载，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了各市、地、州分别按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附有一个各地区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文件中记载，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60年比57年四川人口净减近1000万。书中还说，实际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四川人口净减数还不止此，因为1957年到1960年还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以此而言，四川荣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省”榜首，应是毫无悬念的。

四川为何成为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重灾区？书中认为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1958年以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全省粮食产量锐减。1958年四川粮食实际产量大幅度下滑，1961年只有二百六十亿斤，比1949年还少三十亿斤。

二、大幅度往川外调粮。四川大量往外调粮是1959、1960、1961年这几年。这几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发生严重困难的几年，粮食产量连年大减产，但外调粮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四十九亿斤，比1958年的三十九亿六千万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六十八亿四千万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三十亿五千四百万斤增长一倍多。

由于外调任务过重，原有库存被挖空，省内粮食严重不足，这是四川浮肿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高的主要原因。

为何四川在自己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要外调如此多的粮食？其原因之一是受当时浮夸风的影响。那几年粮食产量都是省里定的。1958年省里定的比1957年翻了一番，大约是八百多亿斤，1959年是九百二十亿斤。后来调来调去，调到六七百亿斤，仍然是虚报。既然四川自己报了这么高的产量，中央要求四川多调些粮食出川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死人”）。
四川如此大量往川外调粮，但其它省却未必如此。如书中记载，1958年11月或12月，四川调往上海的粮食在武汉被湖北强行扣留。四川却在自己大量死人的情况下仍大批往外调粮。

三、四川受极左路线危害远比其它省份严重，烈度更大，时间也更长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困难，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极左路线造成的。而四川执行极左路线远比其它地区更坚决，时间也更持久，后果远比其它地区严重。
如书中记载，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8月30日省里突然通知县处级干部开会。去了以后发文件，就是《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本来前四川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庐山会议，对会议取得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一清二楚的。但这位同志回四川却闭口不谈发生在庐山的一切，反而故意把《意见书》发给大家看，上午看下午讨论。在当时农村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的《意见书》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表态同意。岂知第二天即宣布了中央对彭德怀的结论，这些人才知道上当了，冤冤枉枉地被“引蛇出洞”，成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象。

又如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中搞“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吃饭不要钱”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问题。1959年随着粮食减产，公共食堂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成为农村肿病流行和大量死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川内有的领导同志自发地对公共食堂进行了抵制。如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面对农村严重的饥荒，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敢于从实际从发，在全省率先解散公共食堂，给社员划自留地，同时在一些生产队搞包工试点。这些措施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生产解决农民困难发挥了很大作用，被当地社员称为“邓青天”。可是在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区却被省委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邓自力被定为四川“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地委书记职务，下放农村劳动。紧接着省委发出了一系列恢复、巩固公共食堂的指示，并指出：“可以肯定，在县、区公社各级领导干部中都会有一些具有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富裕农民的要求，热心搞资本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应该坚决地把他们揭发出来，进行批判，进一步纯洁党的各级领导核心，以便在干部中彻底纠正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农村的困难。

再如自留地是合作化时期土地入社后留给社员的“小自由”，自留地种什么作物，是自用还是出售，均由社员决定。人民公社化后，在“一大二公”思想的指导下，社员的自留地、私有牲畜、屋基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困难发生后，全国许多地区又全部或大部将自留地划归社员个人。这对缓解群众生活困难、顺利度过饥荒起了不小作用。早在1959年5月，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中就提出允许社员私人养猪，可以给社员恢复一部分自留地。而四川在转发这个《指示》时却指出：“一般即可不必再恢复自留地了。如果恢复自留地，就会影响公共食堂的巩固。”这种不给社员恢复自留地的做法在四川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直到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数月后，四川基本上仍不贯彻落实，一直到1961年7月，省委在正式发出“不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后，才于当年8月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社员自留地划拨情况的检查报告》中对社员“没有划够的应立即按规定补足。”自留地被群众称为“救命地”。四川在恢复自留地问题时间上拖的时间太长，导致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

四川还搞了个“查粮食、反瞒产”的运动。1960年冬，正当粮食紧张。矛盾重重时，苍溪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查粮食、反瞒产”的工作。省委于10月下旬批转这个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其它地区应仿照苍溪县委的做法，把‘四粮’（征购、口粮、种子、饲料）落实”。报告下发后，有地地区就给一些基层干部甚至部分社员加上“私分”的罪名，到他们家时进行搜查；有的地方甚至因此逼出人命。1960年9月，四川又搞了个“粮票作废”，共作废粮票四千八百万公斤。此举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以致川内怨声载道。

严重的饥荒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实录》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记载。如书中收录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撰写的文章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

“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曾在省委工作会议期间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也死了，只好再从其它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后据了解，到职不过半年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

1961年，中共四川省委指派几位领导同志到重灾区梁平县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书中也收录了他们当时在梁平的回忆。

“我们下去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浮肿病人。下边的干部并不像上边的领导同志那样，忌讳说没有粮食，饿死人，是给我们说实话的，包括县委书记徐海清，并没有向我隐瞒实际情况。他领着我去看了一个最严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都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他还领我们去看了肿病医院，干瘦的多，肿了以后就干瘦。”

四川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段历史仿佛就像外星人的历史。今天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改革开放，各项事业都在蓬蓬勃勃地发展。抚今追昔，我们不能不庆幸生在今天这样一个幸福的时代，也不能忘记极左路线曾经给我们带来的苦难。

佚名，网刊《蜀道》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