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时代？

　　不少网站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假如坐上时光穿梭机，你愿意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时代？春秋战国、秦皇汉武、魏晋风流……网友的答案不一而足，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来自草原的铁骑横扫欧亚，撒播的不是文明与繁荣，而是征伐和死亡，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一样，只是给本国和它国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样的强国既未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未增加自由的空间，陡添百姓的赋税徭役，增加死于非命的机会，满足帝王将相功成名就的私欲，不去也罢。

　　盛唐气象，八方来贺，绣花枕头一包草。唐太宗算是非常难得的一代明君，但也认为：“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臣民没有独立人格，不过是“臣妾”而已；茅屋为秋风所破也就罢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去不得也，哥哥！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贫困，首先是哲学的贫困。对比中西哲学史，孔丘、墨翟、李耳、商鞅、孙武等诸子百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群英最大的差距，莫过于逻辑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的是皇权而非人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养人如养六畜”（《管子》）、“牧民者，犹畜兽也”（《淮南子》），民众不过是任由皇权处置的“畜兽”，“君君臣臣”到西汉时期演变成“君为臣纲”，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千百年来激起无数人的共鸣。

　　那么，如果能够穿越，选择哪个时代好呢？

　　也许，我会选择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现代文明，首倡民主共和，实乃开天辟地空前之壮举。

　　自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被迫与25名贵族代表签订限制君权的《自由大宪章》，确立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为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实行君主立宪打下基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风起云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在欧洲逐渐深入人心，中西政治、经济水平的差距开始拉大。1830年，法国人均GDP是264美元，英国人均GDP是346美元，而160年后，1990年中国人均GDP才达到320美元。

　　不过，华夏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自有其卓越之处。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遍查中国历史，象谭嗣同（1865~1898）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义薄云天的“太子党”（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可谓绝无仅有。

　　“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清史稿》）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即有“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的诗词，刚烈、血气可见一斑。

　　洋务派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令谭嗣同痛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器物的革新不足以振兴华夏，遂联合维新派人士发起创办浏阳算学社、长沙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开全国维新风气之先。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暴君不仅不应愚忠，还要“人人得而戮之，无所谓叛逆”。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大军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谭嗣同痛斥清政府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之兵”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一百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6月11日，28岁的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视死如归，堪称君子人格的典范；“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有时候，悲痛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表明清政府缺乏真正改良的意愿和能力，一些改良派人士开始倾向革命。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谭嗣同的学生蔡艮寅在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入成城士官学校习陆军，改名蔡锷（寓砥砺锋锷之意），立志“流血救国”。

　　1903年，章太炎发表著名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将康有为梦想的明君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906年，保皇派重镇梁启超承认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现政府与革命党》）。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不断打击之下，专制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在中国施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写有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作为华夏精英最优秀的代表，谭嗣同的责任、勇气和牺牲精神，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

　　西风独自凉。共识网。原题为《流星划过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