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3日 星期四
你愿意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时代?
不少网站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假如坐上时光穿梭机,你愿意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时代?春秋战国、秦皇汉武、魏晋风流……网友的答案不一而足,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来自草原的铁骑横扫欧亚,撒播的不是文明与繁荣,而是征伐和死亡,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一样,只是给本国和它国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样的强国既未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未增加自由的空间,陡添百姓的赋税徭役,增加死于非命的机会,满足帝王将相功成名就的私欲,不去也罢。
盛唐气象,八方来贺,绣花枕头一包草。唐太宗算是非常难得的一代明君,但也认为:“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臣民没有独立人格,不过是“臣妾”而已;茅屋为秋风所破也就罢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去不得也,哥哥!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贫困,首先是哲学的贫困。对比中西哲学史,孔丘、墨翟、李耳、商鞅、孙武等诸子百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群英最大的差距,莫过于逻辑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的是皇权而非人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养人如养六畜”(《管子》)、“牧民者,犹畜兽也”(《淮南子》),民众不过是任由皇权处置的“畜兽”,“君君臣臣”到西汉时期演变成“君为臣纲”,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千百年来激起无数人的共鸣。
那么,如果能够穿越,选择哪个时代好呢?
也许,我会选择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现代文明,首倡民主共和,实乃开天辟地空前之壮举。
自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被迫与25名贵族代表签订限制君权的《自由大宪章》,确立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为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实行君主立宪打下基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风起云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在欧洲逐渐深入人心,中西政治、经济水平的差距开始拉大。1830年,法国人均GDP是264美元,英国人均GDP是346美元,而160年后,1990年中国人均GDP才达到320美元。
不过,华夏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自有其卓越之处。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遍查中国历史,象谭嗣同(1865~1898)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义薄云天的“太子党”(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可谓绝无仅有。
“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清史稿》)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即有“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的诗词,刚烈、血气可见一斑。
洋务派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令谭嗣同痛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器物的革新不足以振兴华夏,遂联合维新派人士发起创办浏阳算学社、长沙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开全国维新风气之先。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暴君不仅不应愚忠,还要“人人得而戮之,无所谓叛逆”。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大军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谭嗣同痛斥清政府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之兵”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一百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6月11日,28岁的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视死如归,堪称君子人格的典范;“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有时候,悲痛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表明清政府缺乏真正改良的意愿和能力,一些改良派人士开始倾向革命。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谭嗣同的学生蔡艮寅在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入成城士官学校习陆军,改名蔡锷(寓砥砺锋锷之意),立志“流血救国”。
1903年,章太炎发表著名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将康有为梦想的明君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906年,保皇派重镇梁启超承认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现政府与革命党》)。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不断打击之下,专制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在中国施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写有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作为华夏精英最优秀的代表,谭嗣同的责任、勇气和牺牲精神,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
西风独自凉。共识网。原题为《流星划过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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