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明报月刊》8月号第92～93页所载曾敏之先生的短文“田家英二三事”，颇有异见，现不揣简陋，就教于各位读者尊前。
田家英(1922--1966年)原名曾正昌,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家境衰落；初中一年级时,又因母亡被迫辍学，到药铺当学徒。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屡屡发表。他所用的笔名就是“田家英”。
首先，关于田家英之死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如曾文所云：“删去了毛的‘要害是罢官’”这么一件事。为了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还需要从头说起：
田家英为什么被毛重视、重用？首先，是通过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杂文，特别是那篇《从侯方域说起》。不久，经胡乔木的推荐，开始担任毛的秘书。此后,深得毛的喜爱和信任。除担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
政治家和文人的蜜月一般都是很短暂的。原因在于：双方不合拍。毛泽东的要求是政治上可靠并紧跟。但文人，特别是像田家英这样具有过人才华的文人，大都有自己独特的品格和棱角，更具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因而不可能事事紧跟、时时紧跟。更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距离地观察和思考，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及其为人,对其独断专行等等缺点也容易看得清楚、真切。
他们之间最初的裂痕发生在50年代末期，即1958年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论,表示明确的支持。田家英甚至说：将来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慧眼独具，不同凡响。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思想和言行,因而受到冲击。虽然毛泽东出面保护,得以安全过关。但思想上的裂痕,却很难消除。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由于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必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比如：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奉毛的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的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却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结论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严厉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把“单干风”看作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就没有找田家英参加。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之邀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也标志着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从此，田家英与毛泽东的思路渐行渐远。多次政见分歧早已埋下了田家英此后命运的伏笔。
在政治家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人’的存在，只有‘工具’的概念。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心中，所有人都应该是为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政治野心服务的‘工具’。当某个工具用起来不顺手时，除旧换新就成为必然。既然“睡在身旁”的老婆都可以按照自己兴趣的转移和口味的变化而随意更换，无人能够制止。何况区区一个小秘书乎？问题只在于选择更换的时机和方式，掌握火候，恰到好处。这应该是其致死的远因，或者说是根本原因。
时机慢慢地临近。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谈话时,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艾思奇得知后，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能随便删掉。”田家英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删去。”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知道后，却抓住不放,给田家英扣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纠缠不休。这件事可以说是他被迫害致死的近因。但也仅仅是其一。
其二是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1965年6月29日，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这些提法有歧见，但为了慎重,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当即明确回答：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伟大领袖的“罪状”中,又增加了新的‘罪证’。
其三,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侥幸过关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为此，陈伯达经常向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以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揣摩术’非常反感,公开抵制，并表示由衷的鄙视。陈伯达对他的仇视由此而更加深了。以上多种因素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田的命运就不可逆转了。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十足的人。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却未能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爱憎鲜明的性格,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给予田家英最后一击的是：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又被加上一条前面所述“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 * *
至于田家英究竟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然是个谜团，扑朔迷离。按照官方说法是：5月23日上午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他自己的寓所。但据大陆最具有知名度的中学教师袁腾飞的说法，官修史书只有5%的真实性。因此我们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与思考。近年来网上盛传两则内幕资料，其一是：
1980年4月1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的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话，给予如实交待的机会。并告知：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下场。
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1980年4月4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待报告。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1980-4-009014]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
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
我接到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报告。
其二是：
另据中办（1980-5100797）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两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
这两则资料都肯定田家英属于‘他杀’，但究竟是谁开枪杀害了田家英？前者认为是内卫失控开的枪，后者则是汪东兴暗示下，内卫开枪。
看来田家英决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至于谁是凶手（内卫还是汪东兴？），困难在于：现场已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复原现场。再进一步说，最后也是最大的凶手是谁，不是昭然若揭吗？
田家英死后，有人报告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竟然这样回答：“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毛的话有两层含义：第1、我不管；第2、他死得活该!（另据90年代移居香港的作家申渊先生最近经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的《卧榻之侧──毛泽东宫闱轶闻》一书的记载：毛泽东在闻知田家英死讯后轻蔑地说：“死啦，小叛徒一个。”特录以备考）
若干年后，作为知己和同事，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下一首悼亡诗。诗云：
中枢执笔十余年，善察风云好直言；
水暖先知犹在劫，只因佛法本无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曾文引用的那首‘七律’。作者孤陋寡闻，再三查阅也没有查到这首七律的出处。即使确有其诗，仅就这首诗本身来看，就很不合格。稍有一点文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七律最起码的要求之一就是押韵，而且必须一韵到底。而曾文所引的这首七律的颔联：鲁迅……牵。这个‘牵’字是什么韵？显然不符合整首诗所用的“江杨”韵。因此，像这样的‘七律’很难相信是出自大家之手。
以上诸端，就教于曾先生和各位读者。
【2012年8月10日初稿，21日改定】
胡显中，《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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