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看胡适

　　一

　　作为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虽然处在五四以来学术新思潮不断涌现、学术新范式日渐确立的大环境中，以保守著称的黄侃在民国学术界仍然赫赫有名。他的有名，一是富才情，国学实在好。太炎门下济济多士，个个术有专攻，业有所长，黄侃年纪并不是最大，但公认他是大弟子。周作人提到黄时也称为“大师兄”，而周却大黄一岁。太炎戏封众弟子为王：汪东为东王、吴承仕为北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翼王，独封黄侃为天王。二是好骂人，脾气实在大。大概除了江瀚、章太炎、刘师培三位老师外，并世知名学人，没被他骂过的不多，其中尤以对胡适的奚落和责骂最多，比如著作监的故事、到哪里去的故事、死老婆的故事、武松打虎的故事等等，网上颇有流传，不赘。

　　对胡适，黄侃当然有一肚皮的不快。胡适到北大之前，黄侃和其他章门弟子同仇敌忾，把统领北大文科的桐城派打得落花流水，章门弟子势力大张，黄侃以大弟子之尊，眼看就要成为学术界的新盟主。谁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白话文运动、哲学史大纲、红楼梦考证……咔嚓咔嚓几板斧，转移了学术风气、树立了崭新范式、领导了思想潮流，也夺取了黄侃的风光。黄侃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人，宏丽典雅的高文典册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的风光可以被夺去，甚至饭碗也可以被夺去，但是安身立命之所是寸步不能让的。在他看来，胡适之徒是数典忘祖、挟洋自重、以夷变夏，他当然要为捍卫中华文化而战。但中国由中古向近代转型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学术和人心的趋向是赞同胡适的多，黄侃要战斗，既无武器又无士兵，于是只好出之骂之一途。

　　北大时期的骂，据当时的北大学生杨亮功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一书中所写是这样的：

　　不久，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之先生亦来北大任教，于是新派势力大增。当时北大内部师生对此项新运动，反应不一……教授方面，如章太炎先生的门弟子，亦显然分为两派。钱玄同、沈尹默是站在新的方面，黄季刚则反对新文学最力。……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他嘲笑新诗，他讥评沈忘恩负义，他骂钱尤为刻毒。

　　他这样骂的结果，是离开了北大。汪辟疆说他是主动离开的：“五四前后，胡适、陈独秀等倡文学革命，蔡孑民左右之，先生始而与争，继乃愤而去职”（《悼黄季刚先生》）。马叙伦说他是被排挤走的：“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章太炎》）。马叙伦与胡适不和，因此带上了胡适一笔。其实，黄侃离开北大，与胡适倒真的没什么关系。以黄侃的为人，如果胡适真做了什么手脚，黄侃能依能饶？他骂胡适，是骂胡提倡白话文，他从来没有从人格上攻击过胡适，他知道胡适不是背后下刀子的阴险小人。他之离开北大，“为同门者所挤”是最主要的。一直到1932年春太炎北上，时黄侃先期也抵北平，四月某日马裕藻设宴请太炎师，在平诸弟子悉数到场，甚至请了胡适、蒋梦麟作陪，独不请黄侃，可见他们隔阂之深感情之恶。

　　离开北大后，黄侃到武昌高等师范任教，继续骂。那时候在武高读书的徐复观说：

　　黄先生于五四运动时在北大受到排斥，回到武昌高等师范教书。……他上课，的确常常是说笑话或骂人，他所骂的，乃至开玩笑的，都是些提倡白话文学之士。不过，他骂也骂得极有分寸。（《关于黄季刚先生》）

　　骂的是提倡白话文学之士，胡适自然首当其冲。

　　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时，接着骂：

　　季刚对看不顺眼的事情疾恶如仇。他对胡适深为鄙视。五四运动后，胡适见了被废黜的溥仪仍口称“皇上”，被季刚视为大逆不道。有次胡氏在中央大学演讲出门，季刚跳脚大骂。（黄菊英《我的丈夫--国学大师黄季刚》）

　　于当代文人学者，少所许可，康梁师弟、皮锡瑞、胡适之，是他常骂的对象。他说骂他们，还是看得起他们，值得骂才去骂，否则就不必费唇舌了。有时又向诸生说：“我骂他们是可以的，你们还不够资格骂哩。”（武酉山：《关于黄季刚先生》）

　　二

　　骂归骂，黄侃并没有像林纾、章士钊、梅光迪那样写出抨击胡适、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所以太炎先生甚至以为他并不反对新文化。他在1918年11月13日致吴承仕的信中说：“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1924年10月23日的信中又说：“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黄侃怎么没骂呢？他不仅骂，而且大骂。太炎长期住在上海，对黄侃上课的情况不了解，又没有看到他写些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化的文章，所以其说法是不确的。

　　不写抨击文章，黄侃有苦衷。从感情上来说，他真挚深沉地依恋着传统文化，想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护持传统文化；但在思想深处，他当然也知道落花流水春去也，诗书礼义、仁义道德这些东西必须放到现代开放多元的世界进行价值重构，他知道胡适代表着未来。他上课发发牢骚，骂骂人，是名士气，是潇洒；如果笔之于书，狺狺攻击，就小家子气，就反而露出怯相了。更重要的是，他治国学固然精深广博，但在更广泛的学术领域，与胡适相比，他的眼界、视野、方法、自信都有不如。胡适能就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很充分的学理上的阐释，论证起来古今中外、洋洋大观。这点黄侃做不到，沉重的文化重负、艰深的文言文和不很完善的知识结构阻碍了他。所以当他看到新出刊的《学衡》中有通西学的梅光迪抨击胡适和新文化的文章时，感奋不已：

　　梅君光迪有二文讥弹今世新学狂人，多中肯綮。而梅又学于美洲……文中时用英字，杂以彼土智者之格言，此可以关儇子之喙。法言曰“灵场之威，宜夜矣乎。”如梅之为，其于污俗，可谓照之以天光者矣。惜于狂人利用异说，博名弋利，而不顾贼夫人子之隐衷，未能显豁标揭……然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并世亦何幸得有此人乎！（1922年3月21日日记）

　　梅光迪这样打通中西、在黄侃看来能够入室操戈、制敌死命的文章黄侃写不出来，他只能在日记里表达对白话文的不满和对胡适学问的不屑。在武昌的时候，一次，他偶然看了《深州风土记》所载的《明洪武学校格式碑》，很感慨，写了很长的一篇日记：

　　深州风土记金石下之上，载明洪武学校格式碑……自古王言，无不驯雅。虽前后五代，其君往往武人，而诏令必皆学士大夫所代撰，类有辞采可观诵；独元人起自塞外，其入中国，能习华语，已甚难得，于文辞义意，则故苦不能入，又虑润色者之失其本恉，故径用俚言俗语宣示臣僚。在元世盖不足深论，明太祖起自诸夏，乃亦因袭不改，是其失之尤甚者也。……今观此书载洪武圣旨，始知明代固以语为诏令。至吴氏（指吴汝伦）深笑圣旨鄙俚，则不知其身没后不及廿年，自其乡人创作所谓新文学，方以此物为文。今世学校课诸生，率以白话文为懿：儒林外史，价值超乎方苞；徽州山歌，名誉高乎姚鼐。……是故恶中书之难解，则喜观白话文；患中字之难识，则赞美注音字母……妄人小子，方且以得西人之一誉为荣。（1922年1月15日）

　　这篇日记的后半部分，差不多是针对着胡适写的。

　　上课，讲了就完了；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书信不一样，白纸黑字，流布出去，和正式的著述差不多，因之在书信中，黄侃对胡适的评价就和课堂上快意一骂大不一样了。

　　1923年初，为纪念《申报》创刊50周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第二年又出版了单行本。论到章太炎及其弟子时，有这样一段话：

　　他（指章）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

　　黄侃一直骂胡适，胡适置之不理，现在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算是给黄侃一个小小的答复。从历史发展的趋向上看，胡适的论断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文中似乎指出黄侃没有学问，这不能服人，终于有人起来打抱不平。1925年春，有一位叫郑际旦的，把文章拿给黄侃看，怪黄侃怎么不说话。黄侃于是给郑际旦回了一封信。近70年后，这封信发表在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卷一。这是一封很重要的文献，因为是黄侃第一次公开地、审慎地评价了胡适，而不是一骂了事。兹节引如下：

　　昨示仆以胡适之在申报论近日文学涉及于仆之辞，怪仆何以遂默默。年来闭户息纷，不观杂报，即以近日时事言之，除孙文死去，举国匈匈，仆无容不晓外，实一无所闻。藉非足下语我，虽使白首不闻胡君之教可也。胡君起自孤生，以致盛誉，久游外国，尚知读中国书，仆固未尝不称道之。而品核古今，裁量人物，殆非所任，正使讥仆，亦何伤乎，而以默默为病耶？……性所浮躁，不能潜心学问。徒恃灵明，弄笔骋辞，恭承师说，无所裨益，授书横序，鲜有发明，斯不学之征，胡君论仆，自为知之不谬耳。……仆之为文，诚不豫之以学，何可讳言。抑胡君以文变天下之俗，其自视学问果居何等耶？猥以假古董为诮，盖伪古伪新，其事均等，仆与胡君分据两途，各事百年，不亦乐乎？仆非不能以恶声反诸胡君，窃见今之学者，为学穷乎诃骂，博物止于斗争，故耻之不为也。

　　这封信写得比较冷静，固然软中带硬，以守为攻，毕竟没有谩骂，和他在课堂上、日记里情绪化的发泄不可同日而语。从这封信看出，他对胡适的印象不坏，只是对胡适的学问不敢恭维，同时表达了自己“清者自清”的态度：对诃骂斗争是耻之不为的。

　　对于胡适的学问特别是国学究竟如何，向来见仁见智。在黄侃的眼里，就连受人一致推崇的王国维都不行，何况胡适？黄侃认为：“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炫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同时顺手敲打一下胡适为首的整理国故派：“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现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1928年6月18日日记）。在黄侃看来，胡适的学问和梁启超差不多：“骆鸿凯绍宾自南开大学归长沙，便道视余。……今日聆其品评张尔田书，至中其失；又谓梁启超学业可以比肩胡适，此真知言也。”（1922年1月21日日记）而梁启超的学问在黄侃看来又是什么程度呢？同年9月16日日记记载：“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这是根本看不上梁启超的学问。堵述初《黄季刚先生教学轶事》一文也证实：1925年，黄季刚先生在我的母校北京民国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这《尔雅》和诗词两门功课。……在品评学者方面，黄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梁启超。黄先生不称梁的本名而呼其字，称之为梁卓如。黄先生认为梁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大，至于文章，“新闻笔墨而已”。

　　巧的是，当时，梁启超和胡适都为青年开了一个国学必读书目。对这两个书目，黄侃当然不满意，认为泛滥不切实际，没有揭示出重点。他在章太炎指示青年必读二十一书基础上，以为尚有未备，增益为二十五书：经学十五书，为十三经加《大戴礼记》、《国语》；史学四书，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子部二书，为《庄子》、《荀子》；集部二书，为《文选》、《文心雕龙》；还有小学二书，为《说文》、《广韵》。黄侃的学生徐复认为：以上青年必读书二十五种，包括四部中最重要的典籍，可以囊括一切，也是治各门学问的根柢。平心而论，我也认为，就治国学而言，这个书目比梁和胡的要好得多。胡适晚年，对自己的这个书目也不满意，有书局要重印，他不同意。


　　三

　　对黄侃来说，胡适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白话文鄙俚不堪，胡适的学问又很平常，却为何能够登高一呼，万方云集，斩将夺旗，坐拥大宝？不知道他心中是否会泛起既生瑜、何生亮的苦涩？他躲避胡适，不想看胡适的文章，却又忍不住不看，而且看了之后却又记忆得那么牢靠。看看这样一个例子：1928年8月26日，他“看太平广记诡诈篇，知儒林外史娄三受骗事本于张祜，大抵人情古今如一，后事种种奇事恶事，乃至鬼神妖祥，古书无不有之。此由人智有限，造言构事，亦不能超出常情。非由见而袭之，正是暗合耳。”好，一个很好的发现。可是居然又扯上了胡适：“胡适译外国小说一对烛台，以为妙极，不知古小说亦有之”。损了胡适一把，可是胡译的这部小说估计极少人听过，更少人读过，他黄侃倒记得这样清楚！

　　有时候，他没来由地讨厌起胡适来：“令田买董康东游日记，检所载敦煌本及日本旧写本古文尚书。其书首载胡钉铰一序，可厌。”（1931年3月17日日记）都懒得称胡适的名字了，就用怪里怪气的、只会写打油诗的胡钉铰这个绰号来代心中讨厌的人儿吧。有时候，他恨不得把胡适抓起来：“离明言胡适运动美国不允缓付庚款，此真叛国也.。奈何不捉将官里去？”（1933年4月29日日记）道听途说的一则消息，让他如此怒火中烧。

　　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有一次，黄侃和胡适和睦相处了。1932年2月9日，黄侃“夜赴衮甫招，以予为宾，众宾有胡适之、黄秋岳、孙子涵、夏蔚如、丁文江……，共九人，畅谈”。黄侃和胡适居然能在一个桌上吃饭，居然能畅谈，我感到融融的暖意。我仿佛看到黄季刚、胡适之、丁文江……这些可爱的人觥筹交错，纵谈极欢，看到他们谈到北大旧事时拊掌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

　　但总的来说，因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黄侃的心是苦的。1922年1月18日，他在日记里伤感地写道：

　　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残守缺，以报先民，不愆矩蒦，独殊者之功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

　　他就带着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孤臣孽子之心走向人生的终点。

　　最后，我引用一段黄侃的学生陆宗达《黄季刚先生诗文抄序》里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季刚先生这一代人，恐怕是用文言文写文作诗而以为常事的最后一代人了。他之所以在白话文已经逐渐普及的时代坚持写文言文，不仅是一种守旧的习惯，更重要的，是表示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态度，他的思想其实是早已见到时代的趋势的。一九二七年，我随季刚先生到沈阳时，他便恳切地对我说：“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我只能作文言，绝不改变，但你一定要作白话文。”我一直记得老师这些话，并且由此窥见了他不愿随意改变自己的坚决态度和时代带给他的内心矛盾。

　　张启明，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