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4日 星期二

遵义人民喜迎红军?很难让人相信


    在去年初召开的遵义市政协三届五次会议上,民盟遵义市委、民革遵义市委、民建遵义市委、农工党遵义市委、九三学社遵义市委等五个民主党派盗用“爱国主义”的名义,联名提出了一个题为“迎红桥头应建迎红雕塑”的所谓遵义“两会”第一提案。提案认为:“迎红桥是遵义革命历史的见证,当年遵义各界人民在这里迎接红军的到来。然而改造后的迎红桥却没有一处反映这段历史的景观或雕塑。为进一步提升我市红色旅游品牌,展示名城对外形象,建议在迎红桥桃溪路口两侧空地塑立‘遵义人民喜迎红军’大型群雕或大型浮雕。”现在,这组浮雕正在迎红桥头进行修建。

    说“当年遵义各界人民在这里迎接红军的到来”,或许是事实。但是,说“遵义人民喜迎红军”,却恐怕难以成立。
    当年遵义各界人民在“迎红桥”迎接红军,似乎并没有留下照片,更没有录音和录像,遵义各界人民是怎样地“喜迎”,似乎并无确凿的证据。但是从事理上推断起来,“喜迎”是不大可能的。

    当1927年至1934年党和红军在湖南和江西闹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时期,贵州还是一个比较闭塞落后的“蛮荒”之地,处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的遵义人民,是不大可能了解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的。即使了解,也只能是负面的,是国民党政府所宣传的党和红军的负面情况,因为一般来说,“任何时代的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当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后,党和红军在遵义人民的心目中,其形象恐怕更只能是负面的。在这种形势下,当红军攻占遵义之时,遵义人民怎么可能主动到“迎红桥”去“喜迎”红军呢?那时的遵义人民能有这样高的政治觉悟吗?

    据史料记载,遵义1932年才开始有地下党员来活动,1933年秋遵义才有地下党员组织建立的“学生自治研究会”,1934年又以“学生自治研究会”为基础建立遵义“反日反帝大同盟”,同年秋发展为地下组织“红军之友协会”。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遵义。1月8日,红军首长潘汉年建议把“红军之友协会”改为“红军之友社”。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移至遵义,“红军之友社”组织遵义的省立三中、遵义女中学生和遵义市民、地方开明士绅在丰乐桥(今迎红桥)和丁字口迎接红军后续部队进驻遵义。1月12日,红军在老城协台坝操场召开遵义县群众大会,号称万人大会,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不久,红军撤离遵义。2月底,红军第二次攻入遵义,至3月中旬,红军离开遵义。由此可见,遵义各界人民所迎接的红军是红军的后续部队,是在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攻占遵义之后,由“红军之友社”组织的,而不是自发的。红军在遵义驻留的时间总共也不到两个月。

    在国民党政府的负面宣传下,遵义人民不可能对党和红军产生正确的认识,而应该是像国民党政府所宣传的那样,把党和红军当着“土匪”和“流寇”。正如电影《柯山红日》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描写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当地少数民族对红军的误解一样,在红军初进遵义之时,遵义人民对红军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不可能主动前去迎接;即使在红军进驻遵义期间,他们也不太可能主动接近红军,因为他们会担心红军是否能够在遵义长驻。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遵义进行人口普查时,人口普查员问一位老太婆:“你儿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那位老太婆还说:“就是共匪来那年生的。”这很可以说明当时遵义的普通老百姓对红军的认识。不要说红军长征经过遵义的时候,就是在1949年11月遵义解放之时,遵义城里的市民还大量逃亡到附近的县份和乡下去躲藏呢。

    所以,说遵义人民“喜迎”红军,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作为艺术创作的群雕或浮雕,题名为“遵义人民喜迎红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但是,遵义有关方面最近在遵义师范学院成立了所谓“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要生产所谓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术成果,作为学术机构,就一定要立足事实,忠于历史,万不可“高于生活”,去创造一些欺世盗名的所谓红色学术。

王元祥,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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