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章士钊并非只同女儿一人，在那么晚的时间——1963年的章，已经年届83岁高龄——谈到这件事，在此之前的1949年，他还同另一人谈过此事。请看徐铸成在《章行严谈他的一段旧事》一文中写道：
“1949年4月，我和柳亚子、陈叔通、叶圣陶、宋云彬、郑振铎这批刚从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 （当时还未改名）二楼。不久，听说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来了，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和他们的秘书，都住在三楼。
“有一天，宋云彬兄来邀我：‘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章行严好不好？’我说：‘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没什么可谈的。’于是，他一个人上楼去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听到了一段极其珍贵的史实。’接着，他就原原本本对我转述了章的谈话。
“原来，在此以前，章曾作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间，毛主席忽然对章说：‘行严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你还记得么？’章听了一怔，怎么样也想不起何时曾见过面。毛主席笑着说：‘一九一八年，有两个青年到上海去拜访你，你还帮助了他们。你还记得么？其中一人就是我。’章听了恍然大悟，连忙说：‘记得，记得，有过这回事。’
“章行严对云彬详谈这一件往事说：一九一八年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昌济，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那时在北大任教——陈小雅注）先生的介绍信来见我，说这两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这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给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把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听说就是蔡和森烈士。”
这段回忆十分珍贵，因为，它为我们澄清了几个问题：
第一，章士钊移交那笔巨额“应酬”时，有“人证”在场。
第二，章士钊并不能确定，到访的“两个青年”中，“另一位”就是蔡和森。他只是“听说”而已。
但是，徐铸成这段堪称“珍贵”的回忆（以下简称“徐本”），也给我们留下了三点麻烦，从而似乎把一些本来清楚的事情，搞得更乱了：
其一，在章、毛交接的时间上，除了以上所说1920、1919两个时间外，又出现了第三个时间：1918。
其二，此款原主，到底是谭延闿（据“李本”），还是赵恒惕？
其三，说杨昌济的信，是二人面交的，那似乎说明，他们的交接，是在1919年进行的。
不过，到此为止，笔者认为，这些麻烦已经不构成我们重构此事原貌的障碍。
首先，到1949年时，章士钊已近“古稀”高龄，对于年代的记忆不一定准确。从毛泽东的履历看，1918年毛并没有到沪经历，章也没有在上海，湖南当时还是张敬尧主政，所谓“联省自治”，是两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上述关于年代的记忆，肯定是错误的。
其次，1920年谭延闿主政湖南时，赵恒惕是他的湘军总指挥。二人当时既然同属于一个阵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很可能被当时人混淆记忆。不过，笔者敢于肯定的是，作为一个军阀，赵恒惕不可能去救济学子，这是他的角色所决定的；而且笔者在后面还将证明，此后，毛泽东与之过从甚密的是谭延闿，而赵恒惕在赶走谭延闿后，便对毛泽东发出了“通缉令”。这种“武人”作风，与收买手段，显然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为。因此，“徐本”所说“金主”赵恒惕，也是一种误记。
第三点，“徐本”说，毛泽东是拿着杨昌济给章士钊的介绍信面见章士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章士钊在回忆杨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接连收到的“第二函”，是由毛泽东面交的。毛见章时，很可能递交的是杨的另一封比较简单的介绍信。虽然，在1920年6月，杨已经去世五个月，但毛很可能在杨去世前，就取得了他的手迹，并一直怀揣，直到1920年6月以后，才面交章士钊。
《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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