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4日 星期二

章士钊给毛泽东旅费,徐铸成的回忆带来的麻烦

陈小雅


  幸好,章士钊并非只同女儿一人,在那么晚的时间——1963年的章,已经年届83岁高龄——谈到这件事,在此之前的1949年,他还同另一人谈过此事。请看徐铸成在《章行严谈他的一段旧事》一文中写道:

  “1949年4月,我和柳亚子、陈叔通、叶圣陶、宋云彬、郑振铎这批刚从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 (当时还未改名)二楼。不久,听说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来了,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和他们的秘书,都住在三楼。

  “有一天,宋云彬兄来邀我:‘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章行严好不好?’我说:‘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没什么可谈的。’于是,他一个人上楼去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听到了一段极其珍贵的史实。’接着,他就原原本本对我转述了章的谈话。

  “原来,在此以前,章曾作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间,毛主席忽然对章说:‘行严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你还记得么?’章听了一怔,怎么样也想不起何时曾见过面。毛主席笑着说:‘一九一八年,有两个青年到上海去拜访你,你还帮助了他们。你还记得么?其中一人就是我。’章听了恍然大悟,连忙说:‘记得,记得,有过这回事。’

  “章行严对云彬详谈这一件往事说:一九一八年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着杨怀中(昌济,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那时在北大任教——陈小雅注)先生的介绍信来见我,说这两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这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给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把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听说就是蔡和森烈士。”

  这段回忆十分珍贵,因为,它为我们澄清了几个问题:

  第一,章士钊移交那笔巨额“应酬”时,有“人证”在场。
  第二,章士钊并不能确定,到访的“两个青年”中,“另一位”就是蔡和森。他只是“听说”而已。

  但是,徐铸成这段堪称“珍贵”的回忆(以下简称“徐本”),也给我们留下了三点麻烦,从而似乎把一些本来清楚的事情,搞得更乱了:

  其一,在章、毛交接的时间上,除了以上所说1920、1919两个时间外,又出现了第三个时间:1918。
  其二,此款原主,到底是谭延闿(据“李本”),还是赵恒惕?
  其三,说杨昌济的信,是二人面交的,那似乎说明,他们的交接,是在1919年进行的。

  不过,到此为止,笔者认为,这些麻烦已经不构成我们重构此事原貌的障碍。
  首先,到1949年时,章士钊已近“古稀”高龄,对于年代的记忆不一定准确。从毛泽东的履历看,1918年毛并没有到沪经历,章也没有在上海,湖南当时还是张敬尧主政,所谓“联省自治”,是两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上述关于年代的记忆,肯定是错误的。

  其次,1920年谭延闿主政湖南时,赵恒惕是他的湘军总指挥。二人当时既然同属于一个阵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很可能被当时人混淆记忆。不过,笔者敢于肯定的是,作为一个军阀,赵恒惕不可能去救济学子,这是他的角色所决定的;而且笔者在后面还将证明,此后,毛泽东与之过从甚密的是谭延闿,而赵恒惕在赶走谭延闿后,便对毛泽东发出了“通缉令”。这种“武人”作风,与收买手段,显然不可能是同一人所为。因此,“徐本”所说“金主”赵恒惕,也是一种误记。

  第三点,“徐本”说,毛泽东是拿着杨昌济给章士钊的介绍信面见章士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章士钊在回忆杨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接连收到的“第二函”,是由毛泽东面交的。毛见章时,很可能递交的是杨的另一封比较简单的介绍信。虽然,在1920年6月,杨已经去世五个月,但毛很可能在杨去世前,就取得了他的手迹,并一直怀揣,直到1920年6月以后,才面交章士钊。


《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明鏡新聞 - 歷史

明鏡雜誌 - 歷史

明鏡博客 - 歷史

明鏡出版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歷史/傳記

明鏡書店 - 新史記雜誌社

明鏡電子書 - 歷史/傳記

明鏡雜誌 - 新史記

明鏡雜誌 - 名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