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下）

　　蒋一下野，孙科、李宗仁就争相表明各自是中共和谈的对手。孙科1月21日送蒋上飞机后就立即到行政院开会，讨论下一步应采取什么步骤以促成和平。由于中共责问孙科按照其1月19日决议如不“立即无条件停战”，就不派代表和谈，毫无诚意，他赶快由某“和平代表”辩解中共“误会”了其意，称决议之目的“在求早日停战”，“并非谓停战为议和之先决条件”。[31]同时，他作出新决议，放弃先行停战的要求，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先谈判然后下令停战的条件。为此，他先是打算派遣张治中、邵力子前往延安，随后根据国民党各派关系，决定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进行和谈。

　　李宗仁急忙采取行动。他1月22日宣布接受以八条作为初步讨论的基础，同时下令孙科推行“七大和平措施”：“(1)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2)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再行取消)。(3)裁撤戡建大队，交由国防部另行安置。(4)释放政治犯。(5)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者被封之报纸、杂志。(6)取消特种刑事法庭，废除特种刑事条例。(7)通令停止特务活动。”[17](P355)1月23日，邵力子、张治中对中共八条作出表示：“(1)惩办战犯，蒋已走，不知中共对其他42名，尚有何意图；(2)对二三项，废除宪法与KMT(即国民党)退位，政府承认联合政府，将自然的招致宪法修改与KMT交出政权；(3)国民党军与共产党军应一律改变，以便根据1946年张治中、周恩来所建议原则建立单一的与统一的国军；(4)对没收‘官僚资本’与‘土地改革’，政府完全同意共方的观点；(5)政府准备审查各现行条约，‘其中重要者殆为中苏条约与中美条约’；(6)政府同意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会议。”虽然邵张二人的本意是建立国民党除蒋介石之外与中共的联合政府，但是，这段话字里行间反映的则是桂系的企图：第1点、第2点和第6点要求中共同桂系召开政协会议以建立联合政府；要想维持自己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自然要求推行第3点；第4点中之“官僚资本”如果指四大家族之资本，桂系同意没收。因此，李宗仁同日宣布放弃迁都广州的计划，其意是以南京为自己的政治中心。

　　对比来看，孙科只是摆出准备和谈的架势，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李宗仁则相反。中共立刻作出回应。既然孙李二人的主张不同，孙科又无实力，中共于是将争取的重点放在桂系身上。由于一方面李宗仁同意以八条作为初步讨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又认为蒋去李来表示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出一个主和派，他们之间“裂痕正在扩大”，于是中共确定了“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的联桂倒蒋政策，[32](P252)这表明中共确定的和谈对象是李宗仁。因此对于孙科，中共发言人1月25日点名反对他以CC系分子彭昭贤为代表之一，强调他如愿接受八条进行和平解决，“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但“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17](P327－328)这实际上保留地拒绝了以孙科为和谈对象。

　　蒋介石急忙于1月24日至26日针对李宗仁的举措接连采取反击措施：针对李接受八条之表示，国民党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全力信守”蒋之元旦文告及1月21日之声明；针对李以自己为中心并以南京为舞台与中共和谈的计划，蒋一方面指示国民党中央强调他才是领导核心，一方面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迁粤；针对李对战犯问题的态度，蒋指示国民党审判法庭宣布被中共列为日军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

　　由此可见，和谈主要在中共和李宗仁之间展开，蒋李之争成为国民党中之主要矛盾，孙科无力左右国民党政局的发展。尽管如此，孙科仍然设法求和。1月26日，国民党政府发言人虽然指责中共发言人1月25日的发言“肆意侮谩”，“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但是强调中共要认识到全国人民迫不及待地要求和平，因此务必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同日，孙科正式对李宗仁要求他执行的“七大和平措施”作出处理，决定：第一，撤消全国特种刑事法庭；第二，“凡羁押于各特种刑事法庭之未决政治犯，即予全部交保开释”；第三，“违反出版法或总动员法而受永久停刊之报纸杂志，准予解禁复刊。”[33]孙科特别强调，这是他为表示和谈诚意而作出的。但是，前3项和第7项孙科根本无力实行，只能避而不谈。对于第6项中之“废除特种刑事条例”，他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如何废除”，说明无力废除。对于第4项，虽然他作了第二之规定，但是有关部门不但不予理睬，而且将投日汉奸作为“政治犯”释放。对于第5项，他虽然作了第三之规定，但是手握重兵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声称“凡停刊之报纸及刊物，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复刊”。这样，七大措施中只有特种法庭被取消。这对孙科来说是灾难性的，各方把矛头都指向他。中共批评他将七大措施“一笔勾销”，认为“南京的‘和平空气’为不和平的事实粉碎”。[17](P356)李宗仁也很不满，顾维钧宣称这是孙李二人关系破裂的原因。[27](P8)显然，孙科的求和陷入绝路。

　　而在此前后，李宗仁加快了求和步伐。1月27日，他发出著名的致毛泽东的卯阳电，再次强调以八条为和谈基础，特别是赞成商谈惩办战犯。中共表示欢迎，指出如果他立即逮捕蒋介石、陈立夫等各主要战犯，“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34](P20－21)同时，中共建议他立刻同华中的白崇禧汇合，达成关于华中地区和平解放的协议。[1](P104)

　　这种情况使孙科的态度骤然变化。本来在1月22日李宗仁就表示接受八条作为和谈基础，孙科虽然不满但未明确反对。1月25日，蒋介石在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迁粤时要求孙科迁走行政院，孙科也未答应。而此时，他不再辩解其1月19日决议，转而谴责中共“以谩骂口吻，责备政府此项决定不啻‘关闭和平之门’”，强调是中共坚持惩办战犯关闭了和平之门，宣称和平之前提是“不算旧账”，[35]如果坚持惩办战犯，就只有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同时，他决定行政院迁穗，并以每人每月300元港币补贴引诱立法委员南下。2月4日左右，阁员抵穗者“已达全部部会首长三分之二以上”，立法委员50余人，致使“南京顿成半空状态”。此举对李宗仁的影响较大。由于中共严厉批评孙科此举表明南京政权已经崩溃，李宗仁谴责孙科“不特替中共制造借口，拒绝和谈；同时也会动摇军心民气”。[36](P659－660)此外，府院分离导致李宗仁难以单独执行政务，使李一度打算放弃以南京作为获取和平中心的努力。因此，蒋介石非常高兴，其心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宣称：李宣布接受八条，“未曾与孙院长商量，更未经行政院会议通过。在宪法上，行政院院长就于重大政策，对立法院负责。今日孙院长就于和谈，如何对立法院负责？”[37](P253)

　　在这种情况下，府院之争不可避免。在蒋介石作为总统下野时，行政院作为责任内阁应跟着总统辞职，白崇禧乘机提出让孙科下台，另以张治中组成和谈内阁；李也想改组内阁。这遭到孙科的坚决反对，他声称：桂系要想“安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他就须在李代总统的新阁人选未提出之前继续负责。这使得李宗仁不得不对孙科进行挽留。孙科的南迁，使李宗仁再次设法改组内阁。2月15日，传出孙科辞职、由张治中或黄绍竑继任的消息，有人称：“系因李代总统在其与中共谋取政治解决的努力中，获得更多之支持，使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中国的和平希望渐形增大。”[38]但是，李此举也未成功，其原因在于遭到孙蒋联合抵制，某“关系人士”就指出：“孙科决不肯轻辞，加以陈立夫日前携蒋介石函件自浙江飞往广州，将更为加强孙科的自信。”[39]于是，李宗仁只能设法要求孙科回宁。孙科则一方面拒绝回南京，一方面以李宗仁曾计划迁都广州为由，声称“政府迁地办公”是“得李副总统(而非李代总统)同意”的，决非他“所可独断”。[35]由此看来，孙科的态度强硬，使孙李之争陷入僵局。

　　但在2月28日，孙科回宁。李宗仁声称，孙科是他2月20日飞穗邀请“共商大计”、为他诚恳而坚定的态度所折服而返回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孙科2月22日还称“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22](P371)但在2月26日却称和平可能性已较前增加。这一口气变化之因，从李宗仁2月25日回宁后就宣布和谈三原则可以看出：“(1)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2)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3)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36](P663)孙科声称，三原则是他的主张：其一，和谈必须是平等的。因此，“中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内战不存在着‘战犯问题’”。其二，不能建立联合政府，只能建立联邦政府或隔江分治，因为“同共产党合作的联合政府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而联邦政府或隔江分治“如果能够尽善尽美，都可以招致长治久安之局”。[21](P55)可见，孙科以为自己主张已被国民党各派所接受，因而决定返宁协助李代总统，对和平问题，作更进一步的努力。

　　从上来看，李宗仁似乎背离了自己的卯阳电，接受了孙科的主张。实际上不但并非如此，李宗仁还逐渐同中共形成某些共识。李认识到，要想根据三原则与中共和谈，前提是守住长江，而能否守住很成问题。为了确定自己的政策，他2月中下旬专门询问美国“美苏战争何时爆发”、美国能给他多少援助，其意是：如果美苏战争很快爆发，他就不再谋和；如果美国能给予他较多援助。他就不“委曲求和”而“坚持取得一种体面的和平”。[27](P50)但是，他的希望落空了，他认为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最好同中共建立联合政府。因此，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代表2月24日同中共达成八点协定，其中规定以八条为和谈基础，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共同商定。李宗仁在得到这个协定后，“某权威人士”3月5日就出面再次阐述了对中共八条的态度，其意思可以概括为：如果中共在涉及军队的第四条上同意国共双方军队都“真正地改编为脱离任何党派的国防军”，那么桂系不但“对于宪法、法统不再坚持，对于成立民主政府，也不会反对”，而且认为战犯问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难解决。这个表态与前述张治中、邵力子于1月23日的阐述基本相同。

　　孙科于是开始了反对李宗仁的行动。3月3日，孙科组成由自己任主席的负责起草政府方案之委员会。次日，他进一步阐述他的主张，声称实现“光荣的和平”的前提是“坚持中共对惩办战犯一点予以让步”，基础是“国共双方军队应基于平等原则，实行整编”；强调如果能设置联邦式政府或者实行隔江分治，他就“同意修订宪法”，“国民大会及立法院可以解散”。[40]孙科一再强调“光荣的和平”、“平等的和平”，虽然是针对中共而来，也是对桂系作侧面的攻击，可见孙科和桂系之间矛盾还是相当的尖锐。

　　由于国共即将开始和谈，桂系必须尽快倒阁，卢郁文、罗贡华、杨大乾、杨玉清等立法委员乃采取特别行动“抨击孙科及其内阁”。他们专门针对“光荣的和平”，强调“和平就是和平，没有什么光荣与不光荣之分”，[40]指出“孙科主张‘光荣和平’，即表示政府不承认过去错误”，如果“政府不承认过去错误，和平即永远不能实现”。[41]他们还发动立法院3月4日咨文行政院，批评孙科未执行七大和平措施，并准备对孙科投不信任票。

　　仅仅是桂系的压力，还不足以迫使孙科去职，孙科还遭到蒋介石的反对。其原因除了前述孙科关于可以修改宪法、废除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的主张为蒋所反对外，还在于孙科越来越明确地把国民党统治崩溃的原因之一归咎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虽然孙科未明确宣称蒋就是战犯，但是既然认为内战责任由蒋来承担，实际上指明蒋就是战犯。蒋介石自然非常不满，于是不再支持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在2月17日，蒋就强调李宗仁既然有意调换孙科，可由其自行决定其行政院院长的人选。3月上旬，他进一步决定“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42](P789)

　　在此情况下，孙科不得不于3月8日辞职。他在辞呈中列举了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即由于“迁地办公”，“各方不无责难”；之二是他虽然一直追求“光荣的和平”，但是“尚未成就，盱衡前途，困难犹多”。[15]仅此两者，就暴露了孙科对各派的不满和对自己主张不能实现的失望。美国舆论“把孙科的辞职说成是李宗仁及其与共产党和谈努力的胜利”，[27](P9)国民党中央宣称孙科是因自己主张无法实现而毅然辞职的。说法虽然不同，但都反映了一些实质。

　　总之，孙科在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失败的背景下，企图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他首先竭力逼蒋介石下野进行和谈；此后，他反对李宗仁所主张的和谈，同时指责蒋要为国民党的失败承担责任。不仅孙李、蒋桂之间矛盾激烈，孙蒋之间也很尖锐。决定国民党和谈的主要因素是蒋桂之间的较量，孙科并无什么力量实现“光荣的和平”，其去职是必然的。

　　注释：

　　①学术界主要探讨的是中共与桂系的和谈关系及国共和谈情况，成果如：曹裕文的《李宗仁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原因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季云飞的《南京国民政府“求和”问题研究》(《江海学刊》1993年第6期)、王青山的《仁至义尽：全国解放前夕中共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桂海论丛》1994年第1期)、杨奎松的《1949年国共和谈始末》(《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等等。

　　②蒋介石、孙科、吴铁城之间关系变化非常复杂。虽然这种关系目前难以弄清，但可断定，吴铁城跑到台湾，与他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很好分不开。

　　③根据程思远的回忆，蒋介石是在12月15日左右同李宗仁达成初步协议，要点有：(1)蒋“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2)李“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3)“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参见程思远：《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的经过》，载《文史资料精选》第1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④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叶公超、王之珍和胡庆育三人后来均称：“最初是李副总统约见苏联大使，向他提出请苏联调停中国内战，但莫斯科不愿意单独调停，并建议加上美国。我方于是决定再加上英国和法国，所以成四国调停。”叶公超还称：孙科和吴铁城并不知晓，是张治中向李宗仁提议的。孙吴两人得知后“大吃一惊”，“他们根本不赞成南京的这一举动，特别是因为两人都不相信莫斯科会接受这种请求”。外国记者则称，孙科“倾向于和共方进行和谈，但感到难于向共方提出”，因而有人(应是张治中)提议由苏联斡旋，苏联则建议四国联合调停。分别见：《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609、600页。


　　参考文献：

　　[1]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V, Series E, Asia 1948, Volume 5, China[Z].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1.

　　[2]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南京中央日报，1948－11－30(2).

　　[5]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程宗家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6]南京中央日报，1948－11－28(2).

　　[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下卷)[Z].北京：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

　　[9]扩大政治团结——支持民族战争[N].南京中央日报，1948－12－01.

　　[1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11]国策只有一个[N].南京中央日报，1948－12－20.

　　[12]天津大公报，1948－12－23(1).

　　[13]如何获得光荣和平[N].申报，1948－12－23.

　　[14]南京中央日报，1948－12－24(2).

　　[15]南京中央日报，1949－03－09(1).

　　[16]申报，1948－12－28.

　　[17]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M].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

　　[18]南京中央日报，1949－01－02(2).

　　[19]南京中央日报，1949－01－01(2).

　　[20]天津大公报，1949－01－04(1).

　　[21]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22]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3]叶剑英．叶剑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4]南京中央日报，1949－01－17(2).

　　[25]申报，1949－01－20(1).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一)[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27]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8]南京中央日报，1949－02－08(1).

　　[29]李任仁．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A].广西文史资料，1983, (18).

　　[30]南京中央日报，1949－02－10(1).

　　[31]南京中央日报，1949－01－23(1).

　　[32]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Z].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33]申报，1949－01－27(1).

　　[34]李维汉．真假和谈的斗争[A].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Z].

　　[35]南京中央日报，1949－02－07(1).

　　[36]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37]陶希圣．潮流与点滴[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38]申报，1949－02－16(1).

　　[39]华商报，1949－02－17(1).

　　[40]华商报，1949－03－05(1).

　　[41]华商报，1949－03－07(1).

　　[42]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下)[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研究》201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