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内阁组成前后，他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下野后，他既反对蒋的和谈原则，又反对桂系的企图。孙科的去职，不仅是桂系倒阁的结果，也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致，他不可能实现“光荣的和平”。
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内部就国共和谈发生了一场争论。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去职与此密切相关。对此进行研究，不但能揭示蒋介石集团、桂系和孙科三大派系各自企图与国共和谈的真相，而且有助于了解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各派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和分化轨迹。由于学术界对此尚少关注，①笔者拟进行探讨，以请方家教正。
一、出任行政院长，力组“和平”内阁
1948年10月至11月，随着蒋介石经济上金圆券崩溃、军事上在辽沈决战中失败，孙科决定尝试和谈，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孙科任院长的立法院，有人即提议蒋介石应该“休息”。[1](P599)孙科虽未明确提出蒋必须下野，但也与主和之于右任、邵力子、张群、张治中、张伯苓等人频繁“交换意见”。对此，蒋介石一度断然拒绝，并严厉指责主和者“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2](P503、502、504)但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11月22日结束后，蒋因丧失18个整编师而惨败，不得不同意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和谈。
其实，蒋介石并非完全因孙科的压力而同意他继任行政院长；相反，这是蒋在经济军事都非常恶化的背景之下考虑战略撤退的必然结果。这一计划的推行，需要以“和谈”为幌子，组成一个“和谈”内阁。从各种关系来说，孙科是蒋认为最合适的人选：第一，在与中共关系上，孙科基本主张以和平解决国共矛盾，强调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比共产党人强大得多”，“但是不能指望消灭从事游击战的中共”，[3](P725)他因此一度被中共视为国民党中持论较公正者。第二，在对苏关系上，孙科一度是国民政府同苏联打交道的重要人物，蒋可以利用他同苏联再度接触。第三，在对美关系上，孙科因曾经竭力打造一部宪法限制蒋之独裁而被美国视为“自由分子，立场居中偏左”，[4]并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放弃亲苏而亲美。蒋以他出任行政院长，不但可以“对美表示友好”，并可答复其“关于扩大中国政府基础之要求”。[4]第四，在国民党派系关系上，由于孙科是孙中山唯一嗣子，有人希望他“作为团结的象征，对党的日益扩大的分裂局面至少能起到某些弥合的作用”。因此，尽管何应钦、张群均有意问鼎行政院长，蒋也考虑过胡适和张治中，但还是于11月26日决定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孙科接任后，就“毅然决然地要求赋予他负责的行政院以正当的权力，尤其是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权”。[5](P198)一方面，他以医治足疾为名赴沪，自信数日可以组成和谈内阁。果然在几天后，张群、陈立夫、张治中等人对入阁一事原则上均已同意。在这些人中，两张赞同与中共直接商谈，陈立夫赞同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国调解，虽然在和谈方式上意见不同，但均认为需要和谈。张治中还与黄炎培协商了国共和谈的步骤和方式：“(1)蒋介石发表宣言停战下野；(2)中共响应停战；(3)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一切。”孙科为此可缓就行政院长。另一方面，他对于内阁的权责，曾经慎重考虑，强调必须“建立有力量有效率之责任内阁，使对各项政务，能迅作决定之实施，不必承转请示”。[6]为此，他要求司徒雷登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交出一切实权。这些努力似乎成功，12月12日即传出他已获得决策和人事全权的消息。[7](P585)
其时，蒋介石正布置徐州、蚌埠地区作战，企图南北夹击解放军，一举稳定江淮局势。这决定了孙科不能组成和谈内阁，“一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11月27日就宣称要“建立代表中国一切非共产党分子的责任内阁，此内阁应负起与共产党作战的责任”。[8(P880)因此，蒋介石对孙科的上述努力做了相应的回击：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上，蒋派张群专门询问司徒雷登是要求他退休还是支持他继续从事反共“事业”。在人事上，除了强迫孙科延纳朱家骅、张厉生入阁共同努力，一致杀“贼”外，蒋还拒绝孙科以张治中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之请求，并将吴铁城争取过来站在自己一边，要求孙科以吴任副院长兼外长，使吴“切实取得对行政院的控制权”，②张治中因此决定返回兰州。在权力上，蒋拒绝孙科赋予行政院全权的请求，《中央日报》据其旨意强调孙科必须将行政院变成“最高统帅之下”、“汇合全国智慧与才能而兼有军事政治性的幕僚组织”，[9]将一切权力集中于总统之手。这些反击取得一定成效。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只要蒋能以“人类自由的确立与广泛实行，和中国独立的保存”为原则而继续作战，就一定给予他“积极同情与支持”；[10](P908)一方面批评孙科倾向于与共产党和谈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样，孙科12月15日入宁晋谒总统后心情很沮丧。
孙科并不甘心，强调如果张治中不能入阁，他就不再担任行政院长。同时，他要求司徒雷登表态美国是支持“继续作战，还是求取和平”，是否劝告蒋“退休或到海外旅行或以其他方式消除他对国事的绝对控制”。[8](P882、884)这些努力仍然落空，蒋介石坚持吴铁城必须入阁，强调孙科要考虑的是“政治经济外交要怎样才能支持剿匪军事争取最后成功”，[11]而不是和战问题。司徒雷登也强调孙科需要考虑的是“从现在起是否能更有效以军事或政治的方法和共产主义作战”，并要他自己“劝告”蒋“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8](P882、883)
显然，孙科无力组成全权负责和谈的内阁，因而一气之下准备拟就一个声明，解释他不能组阁的原因。但是，他的本意是追求“光荣的和平”，他幻想江淮局势稳定后再“设法由共党方面获得谈判的和平中的最好条件”，[12]因而既同意继续与共产党作战，又强调不能完全关上和谈大门。蒋介石表示同意。这样，孙科终于在12月20日组成内阁，吴铁城任副院长兼外长，张群、张治中、陈立夫、翁文灏、张厉生、朱家骅担任不管部务的政务委员。从接任之日算起，孙科组阁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由上述可见，孙科最终只能组成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作为一个“能战”的“战斗内阁”，孙科声言“政府剿匪具有决心，决不轻言妥协”。[13]作为一个“能和”的“和平内阁”，孙科宣称“政府用兵的最后目的，在于争取和平”。[14]这种内阁本来是孙蒋双方妥协的产物，蒋介石却把自己打扮成“天使”，而把孙科变成“斗士”。就在孙科发表这个谈话的同时，有人就声称：“孙院长并没有以蒋总裁须表示愿与共党和谈为接受组阁任命的条件”。[12]孙科对此非常气愤，随后宣称：“余出组政院之初，各方对于内阁性质颇多疑问，究为战的内阁？抑为和的内阁？余深知人民需要和平，因此乃确定余之内阁任务，乃在争取公平合理之光荣和平”。[15]这表明，孙蒋之间围绕国共和谈而产生的矛盾，将更加激烈。
二、继续逼迫蒋介石下野，乞求和平
孙科内阁组成之时，正是人民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起来准备聚歼之际。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要求蒋介石下野和谈。蒋一度答应于元旦引退，由李宗仁“全权采取任何为民族谋福利的方针、政策与行动”，③有关内容的新年文告已经起草或正在起草。在这一背景下，孙科虽也一再向蒋总统建议和谈，但是决定“不致立即作重开和谈之努力，而暂时采取观望之态度，以等待适当之时机”。[16]因此，当新闻报道他已派代表到上海、香港同李济深磋商和谈条件时，他当即否认。
正在孙科期待“适当之时机”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宣布了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等都名列榜首。蒋很恼火，声称“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17](P351)司徒雷登表示支持，要求李宗仁、孙科等“各负责领袖对于目前危机所作的任何决定，都应该表现以一切可能方法来抗拒共产主义的恶魔的同样的坚决意志”，而不要“以为局势是绝望的与不可挽救”的。[10](P912)于是蒋改写了自己的新年文告和有关演讲词。一方面，他宣称内战责任须由中共承担，声称他一直本着“和平建国”的一贯政策“为蕲求和平与共党委曲求全”，但是中共全面“叛乱”，他不得不“戡乱”。如果中共无“诚意”，他就“决予剿平”。[18]他强调中共要想“和平”，就必须接受五条，即“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19]中心是“中华民国之国体与法统不能变更，军民生活必有保障，共产主义不能代替三民主义”。[2](P381)即国体政体不能改变。一方面，他批评“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而“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强调无论是和还是战，均要由他来领导。[18]这样，蒋实际上撤销了先前作出的“他自己引退，让副总统自由地去实行他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任何政策”的决定。[10](P331)
孙科对此非常不满。针对文告所谈各点，他当晚即作广播讲话，强调：其一，蒋把内战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有些不妥”，国民党、民盟和社会贤达等也要承担。为此，孙科“颇有意思”地指出1946年“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称“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他批评“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其二，反对以五条作为和谈条件，提出只要能“保障国家独立完整、保护人民自由”，即可和平。孙科后来曾称在知道文稿的性质后竭力主张“不列五项条件”，批评蒋介石置之不理。[15]其三，为了和谈，蒋必须下野。孙科强调蒋关于“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的表示，“真是国家前途的一个新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一个新生机”，[18]因而是一个伟大的决定。这些表明，孙科在内战责任与和谈条件上向中共作了一点“让步”，并要求蒋下野。孙科宣称他既然“担当行政院长的重任”，就须“以最大的努力，求和平的实现”。[18]这与蒋之“战斗声明”显然是矛盾的。
在孙科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9年1月2日召集孙科、吴铁城、张治中、张群等人讨论与中共和平谈判问题。讨论结果，从孙科次日在蒋亲自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所作报告中可以窥见：报告强调“吾人应检讨过去错误之所在，以及何以遭遇种种挫折与失败之原因”，并“力谋改正”，宣称“政府已打开和平之门，现在就看共党之态度如何及其是否能明白政府对于和平之意愿而寻求和平解决之方法”。[20]则即是说，蒋同意孙科寻找和谈途经。因此，孙科致电邵力子到宁会商进行办法，并要求他出任首席谈判代表。
恰在此时，新华社发表《评战犯求和》，逐条批驳蒋之五条。孙科却不认为这是中共的正式答复，于1月6日召集政府要员举行会议，讨论加紧向中共呼吁和平的方法，决定请求美苏英法四国出面向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之接受和平。据此，吴铁城1月8日以外长身份正式请求四国调停。1月10日，孙科、吴铁城进一步要求顾维钧“力促美国与苏联同意联合行动”，如果美国不同意，则要求美国单独或与英法发表支持南京对共产党的和平呼吁的声明，或者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支持中国。这一情况深刻反映了孙科、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复杂的关系。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叶公超后来称是李主张四国调停，④桂系骨干分子程思远则辩称是蒋示意孙科指示吴铁城出面的。[21](P31)无论是谁提出，孙科不但同意请求四国调停，而且在蒋下野问题上同李宗仁达成一致。因此，美国在拒绝调停的同时，专门询问如果声明支持南京的和平呼吁，蒋怎么办？[7](P610)
虽然蒋介石仍然念栈不退，但是，形势的发展对蒋更为不利。人民解放军一方面于1月14日总攻天津，一方面前进到京沪地区的长江北岸，并试图渡江。毛泽东选择在总攻天津的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如果“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就须以下列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7](P314)这几条针对蒋之五条，围绕“在今天的中国只有一种和平，这就是反革命分子从根本立场上向人民革命力量投降的和平”[22](P380)一个中心，解决三大问题，即：“第一，要把是非、责任搞清楚；第二，要把军队交出来；第三，要把政权交给人民。”[23](P139、140)
这一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内立即引起反响。58名立法委员1月16日联名致函孙科，认为中共既然“表示愿与政府商谈和平，此诚实现和平之适宜时机”，要求孙科“以大智大勇之决心，立即派定适当人员，与共产党取得联络，促其同意即日停战，开始商谈”。[24]1月19日，“未及签名”的立法委员40余人致函孙科提出同样主张。中国民主自由学会则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宣称：“蒋总统完成了领导北伐与抗战的历史使命，有权利光荣退休，不必再将国事烦他”。
孙科立即利用这一情况向蒋施加压力。他在1月1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政会会议上出示立法委员信件。在1月19日内阁会议上，他又宣称立法委员两度致函“多为和平而呼吁”，强调这是“普遍民意之所趋”，因此“应及时就此案予以讨论”。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为愿双方无条件停战，一为请双方派代表进行商谈”。[25]会议决议：“政府为尊重人民之愿望，祈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郑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26](P323)这个决议不但表明孙科竭力避开中共八条，也表明他在和谈问题上与蒋不同。蒋把“停止战争恢复和平”当作一件事，宣称“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先“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要求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尽管孙科辩解其决议是看到蒋之文告和中共八条“距离很远”而作出的折中，但他直接推翻了蒋之元旦文告，其意显然是要求蒋即刻下野和谈，因此，顾维钧批评孙科“已完全丧失斗志，几乎是在乞求和平”。[27](P7)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引退”。他在引退声明中不但无只字批评中共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这表明他放弃了自己的元旦文告。虽然蒋称其下野是桂系逼的，但也有孙科的“功劳”，当时之报道就称“如果委员长拒绝和平，内阁就辞职；如果委员长接受和平，则他本人将引退”。[7](P600)
三、展开府院之争，坚持“光荣的和平”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蒋介石、李宗仁围绕什么样的“和平”展开了新的较量。孙科把寻求“光荣的和平”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他宣称要实现“光荣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举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28]而所谓“公平合理”的条件，不仅包括“使人民的生活方式能够自由，使国家的政治设施能够民主”，[26](P322)还包括绝对不能惩办战犯和不能否认“我国政府为全世界各国所承认之唯一代表中华民国之政府之事实”这两条。这样，孙科就公开而明确地拒绝了中共八条。
桂系的首要打算是，一方面企图联合中共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一方面凭借“长江天险，拒敌渡江”，达到“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让共产党去搞，长江以南由我们来搞”[29](P119)的目的。如果该目的达不到，李宗仁就打算由自己与中共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建立联合政府。
蒋介石则企图在李之和谈掩护下进行战略转移，并准备在李宗仁和谈不成或倾向投诚时东山再起。他将24个军72个师、近50万人的兵力，分布于湖口至上海段长江南岸约500余公里的正面，此举不仅是要阻止解放军渡江，而且意在控制南京，威胁李宗仁。如能阻止解放军渡江，蒋介石自然成为“划江而治”的一方。如此目的不能实现，蒋就战略撤退，并“秘密将海、空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使桂系不能以半壁江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不言而喻，蒋介石与桂系的各自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孙科也反对桂系的企图。至于孙蒋之间，在维持国民党统治这点上，蒋介石支持孙科的“光荣的和平”，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就宣称“和平”只能是“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有条件的和平”。[30]但是，蒋孙二人也有矛盾。除了孙科企图由自己与中共和谈外，还在于：实现“光荣的和平”的前提是坚守长江，确保江南，而蒋介石的战略撤退是不利于这一前提的。比较起来，蒋介石、孙科与李宗仁的矛盾为主，二人之间矛盾为次；李与蒋的矛盾为主，与孙科的矛盾为次。这种情况决定了1月21日至3月8日三人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未完待续）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下篇）
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研究》201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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