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0日 星期一

“两个世界”的交叉——我的插队经历


   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去送,火车站的气氛有点儿凄凄惨惨戚戚。1968年夏天刚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班大队人马去北大荒,她们走时还有一种奔赴革命的味道。后来我再去火车站送人,就感到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我们走的时候,毛主席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刚刚发表,车站上敲锣打鼓很红火,实际上很多人心里是无奈的,大势所趋,去不去农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不像刚开始还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的。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上,在北京呆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19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五十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一家人都在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江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她们去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我知道去兵团挣工资在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我就报了名。

  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改乘北同蒲线,从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里几乎看不到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砖盖的,老乡穿着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谋生。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十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以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我们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有多欢迎,我想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九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九个队里,每队三四个人,我在七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七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队里唯一的女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因为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七分半的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十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多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三十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独立,这点上比不了兵团。

  但是我们比兵团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地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革命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集合来的山阴,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些“旧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份,辈份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份来,年龄倒在其次。村里第一把手是个辈份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工后,他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

  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还闹什么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荒唐可笑。但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觉得一家两个双职工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活的距离之大,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表示不满,说什么都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把我送到监狱里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做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在城里要宽松。

  做为城里人,我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你就会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一动不动。一个后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千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况,我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突然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半。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数那个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在村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村里时,老乡们对“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十五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七队和六队在一起干活。六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它是对我五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叶维丽,《传记文学》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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