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文本·性别——以赛金花为中心（上）

    历史是现实与过去的动态性交汇。在民族危机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具有不同诉求的人群究竟是如何通过书写、口述等方式生产文本、构建集体记忆、凸显女性与战争这一主题的？所谓集体记忆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社会性记忆即个人的记忆会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制约；其二，以社会为单位的记忆，社会成员所拥有的集体记忆不但定义着过去，还启发并表达着他们的观念与情感，体现着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其产生的文化象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为此，笔者拟以赛金花为研究对象加以探讨。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青楼女子，赛金花早年曾以公使夫人的身份跟随丈夫、状元洪钧一同出访欧洲列国，赢得“东方之美人”①的声誉。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赛金花利用联军统帅瓦德西再度登上外交舞台。她的人生轨迹起伏较大，主体身份几经变化，颇有几分戏剧性。另一方面，她个人生命历史中的某些细节尚存不确定性，并引来一些争议，为不同言说主体之间的交锋提供了各种想象的空间。

    这一时期，围绕赛金花所形成的文本包括赛金花的自我言说与他者的言说。而以往的赛金花研究大多采用20世纪30年代以前依男性视角所形成的文本。如胡缨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1]的第一章中，就以曾朴创作的小说《孽海花》为主体资料，重新审视赛金花的外交活动。然而，对于赛金花身上所折射出的文化象征意义，目前学界尚无专门文章做深入的分析，对于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集体记忆更缺少性别分析。

    为此，笔者拟引入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展开论述。但是新历史主义将历史等同于文本的观点，却是笔者不能完全赞同的。这是因为历史并不是虚无的，也不是可以随意阐释的，而是一种先于文本的存在。尽管如此，笔者仍要借鉴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理论方法，源于人们碰触的历史似乎只能是文本所显示的过去，而不是如实的过去[2](P158)。文本不仅是历史语境的具体产物，也同样充分地表达着作者的主观意图。同一时期或不同时代、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人物的看法并不相同，这也是具有深层次原因的。故而新历史主义者所采用的文本解读等方法，可以帮助笔者在研究中充分把握不同书写主体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挖掘和阐释其背后所隐藏的意义。


    一

    20世纪30年代，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在国家民族危机的语境下，救国故事所具有的丰富价值更容易在女性身上显现出来，并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由于赛金花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女性社会定位，两度在中外交往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其人生经历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因此，阐释赛金花个人的生命历史，可使人们对“女性与战争”的主题予以更多的思考，从而满足集体记忆形成中必不可少的社会性需要。

    赛金花初名傅彩云，江苏盐城人(一说为安徽人)，约生于1872年。幼年被卖到苏州的所谓“花船”上为妓，1887年，她邂逅了回乡守孝的状元洪钧。洪钧对其一见倾心，遂纳为妾。

    此时，恰逢洪钧奉清政府委派出使欧洲。而他的原配夫人却不愿同往，并将诰命服饰借给赛金花，由她陪同洪钧出洋。或许洪钧夫人意在遵循中国传统的性别制度，恪守内外之别，维护女性的传统形象。然而她的这一举动，恰好为赛金花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扬名海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披着孔雀毛的围巾，穿着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每条带都悬住一个小银铃，走起路来银铃钉铛地响得雅致有趣，而且还要斯斯文文的小步小步走，响动便应着拍节响动，走快了铃响便乱，那就失体统了。还有那双宫鞋的后跟，镌成凹形的花样，里面蒙着布包的粉，在那打扫得一尘不染在恭候我光临的宏丽大厅上，步履过处，厅上留下一个一个的鞋底粉印，真是步步生花。那是多么华贵啊！[3](P70)

    赛金花在日后的口述中为什么会将叙述的重点放在自己的服饰，特别是在外国“宏丽大厅”行走的步履上？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服饰一直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和象征。赛金花的一举手一投足象征着其身份的变化，从妓摇身一变为使节夫人，而且跨越国界，受到国际目光的关注，甚至成为日后品味和言说的资本。

    另外一个让赛金花印象深刻的是到达欧洲之后，洪钧仍然对她进行了严格的约束和劝诫：“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常说他们野蛮，不可仿习。”[4](P13)从表面上看，洪钧的这一言论只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帮助身处西方的她明了行为举止的分寸把握。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他的这种做法是源于其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变，而是坚持认为：“臣综揽大势，西方兵气消弭，为难民困输，将莫能安业，迫出而一战，实在意料之中……势必欧洲鼎沸，群起争锋。中国此时大可为局外之观。”[5]在欧洲，洪钧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了西方事物，直接感受到来自外国的歧视与威胁，因此真切体会到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实际地位。此时他所面对的世界，不再有依托母国文化所带来的那种熟悉的舒适感，而是通过来自西方社会居高临下的审视展现开来的。这使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失和焦虑[1](P26)。为了克服这种情绪，惟有坚守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因此，洪钧对赛金花的道德期待较之在国内时会更高。然而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他又不得不按照国际通行的外交惯例，允许赛金花在现场。

    德皇同皇后，我都见过几次。觐见时，我穿中服行西礼，鞠躬和握手，有时候也吻吻手。时候通常在晚间，那时宫里没有电灯，全点蜡烛。有名的俾斯麦宰相，我也见过，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翁。[4](P13)

    尽管赛金花在外交场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些约束，但她仍然以得体的举止和迷人的风度征服了西方社会。于是，她成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性别符号，在西方外交舞台上展示着中国女性的形象，尽管只是一个配角。然而，赛金花在社会身份发生巨大改变的同时，仍未摆脱被约束、凝视、鉴赏的命运。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位东方美人的特殊性恰好在于其恪守“男女之别”等传统性别规范，忠诚于东方社会的礼教秩序。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甚至有意无意地讽刺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异域文化，进而强化西方与东方、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然而，在家庭空间内，赛金花却可以比较自由地同西方人交往。由于赛金花和洪钧在欧洲安顿下来之后，家里的帮手不够，遂不得不雇佣几位洋丫环照顾他们的生活。其中一位“女陪伴”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女性：

    我请的这个女陪伴，没有什么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给我梳梳头，整日价便陪着我闲玩。我的德国话就是从她学会的。[4](P12)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有钱人家都要雇用侍女。女主人对于承担各种家庭劳动的侍女和管家多会吆五喝六地吩咐、使唤，很少平等交往。可是到了欧洲，生活环境的陌生、语言的不通迫使赛金花除了作为女主人接受洋人提供的服务外，还转换身份向“女陪伴”学习德语。此时，欧洲的生活已经使她初步认识到语言在中外交往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通过语言的学习，她能够在特殊的机缘下了解西方世界，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周围的世界。

    19世纪90年代初，赛金花随洪钧归国。此后，她曾经获得的权力再次被剥夺，其身份也只是大家庭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受到固有的性别观念和制度的限制。不久洪钧病死，她在家庭财产争夺中又处于不利境地，失去生活依靠，遂重操旧业。

    尽管离开了洪家，但在这段婚姻中所获取的社会资源和经历，使赛金花声名远播，并在特殊的时期被推到历史的前台。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四处烧杀抢掠，致使生灵涂炭：“居人盈衢塞巷，夫呼其子，妻号其夫，阖城痛哭，惨不忍闻。逃者半，死者半，并守城之兵，死者山积。”[6](P255)德国军队更以公使克林德在中国遇刺为借口，疯狂报复，无恶不作。某晚，他们竟然闯入了赛金花在北京的住所：

    这时南城的洋兵很多，最无纪律，整日价在外边吃酒寻乐，胡作非为。有一天晚上，听见外面一阵格登登的皮鞋响声，一直往里院去了，工夫不大，又走出来，站在我们房前敲门，我怎敢给开呀？他们见不开门，就用脚猛踹，我看这情形不好，不开门是不行，便忙着答了声，把洋蜡点着，开开门让他们进来。原来是几个德国的小军官，他们的举动先是很不礼貌；后来见我能说德国话，又向他们问德国的某官某先生，他们不知我有多大来历，便对我显出了很恭敬的样子。[4](P38)

    她用德语向侵略者——德国的小军官说明了自己的身世，并借机和时任八国联军统帅的瓦德西扯上了关系。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战争是通过暴力手段对原有社会秩序进行颠覆、修正与调适的过程，不仅改变着民族的命运，而且对战前中国固有的性别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而女性“热爱和平”的天性和生命历程也被扭曲和变形，迫使她们在更加复杂多变的性别关系中做出调整。事实证明，她们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和忍让，也会依靠既有的经验和能力，力所能及地反转在男权社会的某种权力关系中。在战争中，赛金花就是利用语言的优势和有过国际交往的背景，建立起一个沟通外国侵略者——德军乃至八国联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中国达官显贵、一夜暴富的商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从男性主宰的公共领域中获得权力和资源。

    你们不必害怕，洋人是最讲道理不过，公买公卖，不欺不瞒，现在要办粮台，由我主持。你们谁愿意承办，就请到琉璃厂罗家大门去找我——这时我已搬在此处——有赛二爷给你们作担保。经我这样一说，第二天果然有些胆大的就来找我，表示愿意承办。[4](P34)

    此时，在赛金花的眼中，“最无纪律，整日价在外边吃酒寻乐，胡作非为”的外国侵略者已经“不必害怕”；洋人也已经变成“最讲道理不过，公买公卖，不欺不瞒”。而她自己不仅拥有了新的社会角色“办粮台，由我主持”，还有了新的居所“琉璃厂罗家大门”以及新的威权“有赛二爷给你们作担保”。

    此外，赛金花也必须独自应对复杂的战争环境，处理各种充满风险也颇为棘手的事情。于是，赛金花从外在形象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性别重整：身着男性服装，骑上高头大马。于是，她还多了一个男性化的名称：“赛二爷”，意在肯定、重申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全新性别身份。不能忽视的是，该称谓还暗示了她对其自然性别的憎恶，以及她对身边各色人等的某种控制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共空间内充斥着对男性权益的尊重。因此，赛金花通过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调适，满足了这一需求。由于赛金花利用她与瓦德西的特殊关系获得了一定的权威，让一些希望在战争中获得生存空间的人依附于她，使得在传统中国社会所形成的既有性别权力关系、传统性别身份不断地被消解，同时又在性别关系国际化的建构中得到新的机会和可能。而动荡的战争环境更迫使她一方面强化女性固有的依附性及去获得并拥有资源和权力，另一方面则通过去除女性特质而争取行动自由、地位提升。由此可见，性别身份的建构是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

    战争后期，清政府同各国的和谈遇到了阻力。由于克林德②夫人的坚持，德国要对中国予以最严酷的惩罚，因此条约迟迟未能签订。清政府的外交官员由于无法突破“男女有别”的障碍，没人出面劝说克林德夫人放弃部分苛刻要求，遂使和谈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清政府官员不愿承认赛金花重新构建的性别身份，但需要利用她在战争期间确立的权威，希望她能够出面劝说克林德夫人。

    于是，赛金花以女性的身份劝说起克林德夫人，却全然没有半点脂粉气：

    好吧！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个石碑，或铸一个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竖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的牌坊么？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4](P40)

    在她的努力下，清政府的目的终于达到，立即以汉白玉为克林德修建牌坊，并命名为“克林德碑”。于是，赛金花也就成了名震一时的人物。尽管如此，她的行为仍然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她在战争中的这些活动被认为是受政治化的欲望支配抑或是情欲化的权力游戏，其出发点是谋求个人的利益。然而，她在思想深处仍然效忠于决定和影响性别制度、性别关系的权力。众所周知，女性作为一个敏感的文化象征符号，受到民族、宗族、家庭的多重制约。在战争的环境中，民族作为女性的支配力量显得空前重要，并最终决定女性身体的归属。而女性同外国侵略者的情欲交欢，虽然在历史上确实存在，但是最终却很难被接受和言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再次面临民族危机的时候，赛金花在中外战争中所呈现出来的性别意义才重新被赋予了某种言说价值。那么，不同的言说者又是如何挖掘并利用这种价值的？对集体记忆的形成、演变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二

    20世纪30年代，为达到动员女性支援抗战的目的，社会舆论急需从各类女性的个人生命历史中发掘和制造与战争相关的社会性别议题。因此，沉寂多年的赛金花再次受到关注。为重塑民众的集体记忆，以赛金花为题材的文本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这些文本的作者既包括赛金花本人，也包含立场并不完全相同的他者。赛金花希望摆脱自身先前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尴尬境地，自我言说，以争取人们的同情和理解。他者则希望将历史记忆工具化，用以创造出认同真理的工具性叙述，从而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

    此时，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赛金花不断地参与对自身经历的言说。这使其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文人墨客笔下遥远的历史人物，而成为了一个穿越过去与现在、隐蔽与公开、真实与虚构并具有丰富社会性别意义的现代形象。她的自我言说和对历史问题的主观见解，不仅是人们重新认识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其个人生命历史的论断。

    福柯曾经说过：“人是在结束自己人生的时候关心自己的灵魂的，而不是在人生的开端。”[7](P96)不可否认，赛金花对于个人早期生命历史的言说同其晚年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她希望通过自我言说获得社会支持，进而改善并不如意的生活境遇。因此，赛金花比以往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更乐于向人们剖白内心、表达自我：

    先生，从前我这酒涡是很美的，如今老了，肉偏长在腮颊上，脸蛋也与旧日不同，旧日是轻薄的瓜子脸，今则圆不圆方不方之间。唉！可怜的赛金花今非昔比了！今非昔比了！[3](P82)

    她采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谈论自己的容貌，而这也正是女性口述中常有的现象。对此，一些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曾做出过这样的诠释：对于女性来讲，“生活幸福的人会肯定地重构过去；反之，现在感到不幸福的人，也会追溯过去寻求缘由”[8](P249)。与多数女性口述不同的是，这种表述又比较符合常见的“受难娼妓期待拯救”叙述模式，有利于争取人们对她——重新为娼者的同情和怜悯。

    1932年，一篇题为《请求额免赛氏房捐》的声明登载在北京的《实报》上：

    窃据辖境居仁里十六号住户魏赵氏报称：伊院内计南北瓦房各四间，仅住有北房四间，每月按二等瓦房捐洋八角，南房空闲，但近因友人存放破烂椅凳等项，无处安置，遂将南面四间空闲瓦房占用。但氏孤身无依，每月又无收入，实无力缴纳南房捐，恳予转请额免，以示体恤。③
    这则声明中所言及的、等待救助的这位魏赵氏，正是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赛金花。她在借助报纸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时也使见过晚年赛金花的人们感到：“现在不用和她谈话，一看她穿着20年前的服装就可知道，毫没有目下自称老摩登的心情。”[9]

    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保存者，她不仅需要以“穿着20年前的服装”衬托晚年凄凉的景象，展现苦难、消化苦难、提炼苦难、抹去苦难，更要唤回20世纪初的记忆，进而获得新的希望和可能。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她不失时机地借助无法验证的朝廷肯定对其个人历史行为进行自我合理化的叙述：

    事情平靖后，太后皇上都回到京中，西太后问朝里大臣，知道了联军屠杀京民及和议之中，有个赛金花，故也曾宣我入宫一次，但文武官员极多，也没有说什么话。后来魏先生④的亲戚告诉我，光绪皇帝曾亲笔写了一篇文章议论我的，但我自己却未见过。我当时也实在没有开心来理会这个。[3](P93)

    由上面这段口述资料可以得知，赛金花进行自我合理化叙述的手段是选择性记忆。当谈及自己的光荣历史时，赛金花往往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采访者问及一些敏感经历时，她时常会环顾左右而言它。为了迎合他人的需求，她对自己的经历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有时，赛金花在叙述中还会针锋相对地提出带有批判性的女性论说：

    我为着生活驱使，安得不重坠平康呢？他们自己肥马轻裘，饱食暖衣，只知有旧礼教，而不知人们是会受饥寒驱使的，对于我，当然不会体谅。[3](P101)

    她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叙述策略，源于战争对于不同阶层男性、女性的影响及其结果是不同的。因此，他/她们对战争的实际感受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也是他/她们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不同生活道路的关键所在。饥饿、痛苦和窘迫的生存环境，是战争强加给女性的不幸。赛金花既可以以此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又可以赚取大量的同情与怜悯，行使话语权。她深知只有按照人们的一般生活逻辑和对自己的理解重构并解释个人生命的历史，才有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和可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史人物口述的过程及其形成的文本不是静态而是动态地存在于言说者和访谈者、预设听众的互动之中。（未完待续）

    注释：
    ①《世界日报》1936年4月25日第六版曾披露了这样一则消息：赛金花因与维多利亚女皇并坐照相，而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the beauty of orient。
    ②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3-1900年)，德国男爵，外交官。1899年任驻华公使，其间曾无视国际公法，亲自指挥屠杀义和团。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乘轿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击毙。此事件也成为日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之一。
    ③《请求额免赛氏房捐》，刘半农、商鸿逵等：《赛金花本事》，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0-231页。原载于1933年北京《实报》。
    ④即魏斯炅，江西金溪人，1894年赴日留学，在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他历任江西民政厅长、国会参议员等职。1918年与赛金花结为伉俪。

作者：侯杰 王晓蕾，《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