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精神，薪尽火传：反右55周年国际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参与2012年6月11日讯）2012年6月10日，由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五七学社联合举办的“五七精神、薪尽火传——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召开。

    香港五七学社总干事武宜三在开幕致辞时，指出：这个会，其实应该在北京、上海或者广州开，应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来举办，或者中共中央统战部，甚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来举办。

    但是，现在做不到，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做到，否则，我们中国就活该被开除球籍了。

    武宜三说，我们五七学社算是“不自量力”了。

    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研讨会居然成了有关部门2012年的“监控重点”，全国许多地方的右派老人都受到劝阻、被谈话、被喝茶，当然大多数态度还比较客气，这也算是进步吧；但是，其紧张、严厉的程度，却是1979年被改正以来所没有的。

    就这样，很多人就来不了。例如北京的任众、博绳武、俞梅荪，上海的彭志一、裴毅然，云南余永庆、赵正荣（二位代表16位中共地下党打游击出身的厅局级、县团级离休的前右派分子兼地方主义分子。），重庆蒋文扬，等等。他们很气愤，他们说，右派不是纠正了吗？为什么还限制我们的自由？香港不是回归了吗？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自己的土地上走走？

    不能来的还有章诒和、章立凡、叶永烈等，我们只有表示遗憾。

    但是不管怎样，今天还是有些右一代、右二代、甚至右三代来了。大家从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目标就是“五七精神、薪尽火传”，那么什么又是五七精神呢？

     武宜三接着说，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大家知道，这8个字曾经被毛泽东、共产党批得臭不可闻，到谈虎色变的地步。

    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还要感谢来自这8个字故乡法国的朋友——白夏教授、魏简博士和他们的同事，他们的机构法国文化中心（CEFC）是这次研讨会的合办单位，现在欧洲经济状况好像不太好，但是他们的单位还是拿了一些钱来支持这个研讨会。这是什么精神？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还要感谢另外一个合办单位，香港城市大学，它在这个黄金地段给我们提供了免费场地，也负担了一些费用，郑宇硕教授、张达明老师，牺牲了很多时间，贡献了很大精力，使我们的筹备工作能顺利进行。

    我们还感谢今天出席我们研讨会的嘉宾，美国的魏紫丹先生，德国来的独立中文笔会廖天琪会长，澳洲的王旭先生，纽西兰的周素子老师，俄罗斯来的孙越先生，日本的原博文先生、瀚光先生，台湾的曾建元教授。

    我们感谢所有为研讨会出钱出力的各界朋友，感谢今天光临的所有中外朋友。

    武宜三简单介绍了香港五七学社的情况：香港五七学社是2007年成立的，主要成员是居住在香港的当年右派分子，右二代，以及同情者、研究者，很多人以为我也是右派，现在声明，1957年我还在福建读中学，福建没有在中学生里面抓右派，所以我不是右派分子。那么有在中学生里面抓右派的地方吗？有的。至少四川省是一个，四川省在中学生里面打了很多“三类、四类”学生，这些学生不叫右派，但是享受右派待遇——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当干部，只能去农场、农村劳动改造，或者被升级为反革命分子。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的年代裏》，讲的就是当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丰功伟绩。

    香港五七学社成立5年来，在各方朋友、同道的支持下——

    1、我们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40种（40多本）有关的回忆录、论文集、小说、诗歌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申渊（陈愉林）先生的《臥榻之側》、《五七疑雲》、《57右派列傳》（1—4卷）等。陈愉林先生1949年之前就参加了中共革命，是中共资深党员，党国的高级干部，可是他也是个右派分子，他晚年通过反思，开始潜心写作，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文章发表，是五七学社出成果最多的研究人员。

    2、我们开通了网站57hk.com。每天收集、编辑《香港报刊论中国》，向超过12000个电邮地址发送。主持这个工作的是，著名北京大学右派学生岑超南先生。岑先生还和难友合作出版了《北大精神，五七綻放》、《精英是怎樣被毀滅的？——1949年以來各界精英死難實錄》等。岑先生83岁了，仍然在为实现中国民主而努力，不断为五七研究出钱出力。他同时是香港优秀义工，北京大学模范校友等等。

    3、我们在香港、台湾、日本等地方主持或者参与召开多次与反右派有关的研讨会。接受报纸、刊物采访。我本人正在编辑《1957受难者姓名大辞典》，现在已经收集了几万个案例，我们为抢救历史、保留记忆做了一些工作。

    这一期《亚洲周刊》有五七学社的专访，非常感谢江迅先生和他的团队。

    我们今天开会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那么什么叫做反右运动呢？武宜三说：

    所谓“反右运动”就是党国领袖、执政党对中国人民、中共党员，特别知识分子的欺骗、作弄、非法迫害甚至群体灭绝；“反右运动”的结果就是毛泽东、共产党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诚信，把这个党、这个国家，一步步引向说谎、欺骗、假大空。

    55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共产党提意见，信誓旦旦的保证“言无不尽”、“言者无罪”，各级领导反复动员，甚至说，你如果不提意见，就是不爱共产党；那么大家只好大鸣大放了，有的人还是挖空心思、没话找话来说几句。但是没有过几天，在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就翻脸不认人了，几乎把所有给共产党，给毛泽东，给中共党员，甚至“积极分子”提意见的人，通通打成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种分子。

    后来毛泽东自己说，他是搞“阳谋”，是“引蛇出洞”，就是有意叫你上当，然后“聚而歼之”——把你们消灭掉。

    这种由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执政党给自己的人民、党员下套子，挖陷阱的事，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

    这个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戴上这个帽子，就不得了，有的家破人亡，有的九死一生，株连九族，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饿死，有的被自杀，有的被枪毙。这些苦难，下面的发言者还会介绍。

    今天我特别提醒大家，随便“把你们消灭掉”的这个制度，还没有改变噢，从中共高级领导到普通老百姓，在这个制度下，都没有安全感，从过去的刘少奇、彭德怀，到今天的王立军，再到陈光诚，怎样从反右派运动吸取历史的教训，我想是今天研讨会的主题。

     那么，全中国到底打了多少右派分子呢？武宜三纠正了所谓“55万”的说法，因为55万只是中共当局在1979年“改正”的数字，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一定数量的右派不予改正；1979年以后又改正了几批。直到现在，还有人没有得到改正，清华大学阎桂勋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严重的是，中共是个无法无天的党，一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可以把别人随意打成右派分子，然后送去劳动教养，他不需要上级审批，更不要法院审判，所以随意性太大，很难有准确统计数字。

    大家知道甘肃省有个敦煌石窟，现在是旅游的热点。那里有个敦煌研究所，当年研究所所长是常书鸿先生，研究所的中共支部书记是常先生的太太李承仙，研究所里有个画家，叫毕可，毕可因为是资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没有把李承仙看在眼里，到1957年反右派中，毕可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给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结果在农场里被折磨死了。

    多少年后一查，毕可的档案还在研究所常书鸿的文件柜里睡大觉，毕可被定为右派的申报，上级没有批准，把档案退回来了，但是毕可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档案就一直在文件柜里。这个毕可在不在这55万里面呢？我不知道。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毕可呢？谁知道？

    据说，常书鸿先生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也是大大的好人，他死后，很多人写文章纪念他，可是在毕可这个案件里，他分明是个谋杀犯，至少负有领导责任，是个共犯。这可见，如果制度有问题，好人也会干坏事。

    毕可的档案毕竟找到了，但是相信有更多人的档案没有了，因为中共的领导人都是农村、山沟里出来的，没有管理知识，不讲程序，没有规范，非常随意，根本不把人当人，根本不重视生命。加上它的统计数字也是为政治服务，所以更加不可靠。那么到底有多少呢？反右派研究专家丁抒先生，收集了100县的人口、右派数字，然后做了计算，他认为在180万左右。我也查了几百本县志，觉得180万这个数字，是可以接受的。

    武宜三还指出“右派已经平反”是错误概念，很多右派分子本身也这么说，“我平反了。”告诉大家，右派分子只是被“纠正”、被“改正”，被“纠正”、“改正”的意思，说你不应该是右派，我把你错划了，现在让你恢复当年待遇、级别，如果曾经是党员、团员，被开除了的，现在恢复你党员、团员的资格。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你1957年是科员、工资60元，1979年改正了，还是科员、工资还是60元，同时1957到1979年被扣掉的20多年工资，也不补给你了。这合理吗？

    不仅如此，它还让你感恩戴德，说“党给了你第二个青春”，你们有人就问了，“我的第一个青春到哪里去了？”

     至于在这22年中，你受了多少罪，家人受到怎样的株连，受到多少精神、物质损失，都不管了。如果死了，被杀掉了，这里有个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右派学生沈元，1968年，被迫害的受不了，用鞋油把脸涂黑，化装成黑人，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去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抓（告诉大家，跑外国大使馆王立军同志不是第一个，第一个应该是清朝的康南海先生，他跑的是日本大使馆）；1970年，沈元以“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杀了。到1980年，当局对他妈妈说，“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撤销”原来的《判决书》。“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人都杀了，“撤销”《判决书》，“宣告无罪”有什么用？非常荒唐。

    最后武宜三建议香港的青年学生、传媒记者，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和来到香港的右派老人交朋友，采访他们，帮他们做口述历史，留下记忆。这些老先生、老太太，都是国宝，而且是不可复制的国宝。大家一定要来好好珍惜一回。

    大会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有一百多个香港市民和海内外人士出席。大会从上午9点30分开始，下午6点30分结束（大会详细情况随后报道）。（武宜三报道并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