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中国国内有哪些政权

   抗战期间，因为外敌入侵，国内各政治势力也利用这一“机会”各自膨胀，因而在中国国内，各种政权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最大的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后来迁到了重庆。这个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权；此外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当然，在体制上，这种抗日民主政权还是属于国民政府，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特区”罢了。另外就是新疆西藏两个地方政权，除了这些名正言顺的政权而外，还有大量日本人扶持的所谓“汉奸政权”，这些政权虽非正统，但在抗战中也扮演了它自己角色，所以也值得一一介绍。

   1、国统区。也就是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武汉、广州陷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基地。这时国民政府能够稳定控制的地区有川、滇、黔、湘、陕、甘、康七省，人口2亿多。当时国统区担负正面战场作战。负责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总体上说是积极作战的，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强大敌人攻势前战略性的后退不可避免。整个八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3，220，419人的重大伤亡。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

   2、解放区，也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到1945年春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个抗日根据地已遍及大江南北，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万。抗战初期几年以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由于我方力量比较弱小，整个中国战场以国民党军队抗击为主；到1943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这个比例逐步扩大为67%和95%，国民党军所担负的抗击逐步减少到日军的36%和伪军的5%。如果按1943年统计，这个比例是可信的。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人，到了1945年初发展到91万人，还有农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220万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9.2万多次，共产党军队毙伤俘虏日军共52万多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存在是日本侵略者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的极其重要的原因。

    3、新疆盛世才政府。盛世才依靠苏联军事力量削平政敌坐稳“边防督办”宝座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当上了“新疆王”。他打出了反帝、亲苏的旗号实行“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 、清廉、和平、建设。苏联便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援助盛世才。派阿布列索夫为驻迪化公使衔总领事大量的苏联专家、顾问、教官、医生和联共党员来新疆工作。苏联专家帮助盛世才整顿财政金融发展农业、工业、畜牧业、交通运输整编军队建立军事学校和文化教育宣传通讯事业。例如:苏联专家帮助制订新疆第一个三年计划(1937 - 1939) 和第二个三年计划(1939 - 1942) ;苏联提供了发展新疆生产建设的两次借款:1935年5月借款500 万金卢布以本省土产核价抵还;1937年1 月借款250万金卢布。由苏联专家设计总长1859公里的迪伊、迪哈公路1935年春动工1937年7月1日正式完工通车一周后抗日战争爆发成为重要国际交通线。因盛世才支持抗日战争亲苏联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应邀来新疆讲学、工作。据说盛世才几次向斯大林提出要加入共产党愿意把新疆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因为他知道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他这个“新疆王”是做不成的。斯大林很满意 也很信任他。1937 -1938年盛世才制造第一起“阴谋暴动案”时诬称苏驻迪化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托洛茨基匪徒”阿布列索夫被送回苏联在肃反中竟被判处死刑。到了40年代国际风云骤变希特勒德国突然袭击苏联盛世才感到苏联不可靠转而投靠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取得国民党信任政治上转向反苏反共。对在新疆的中共党员由限制到软禁、逮捕并秘密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领导人作为晋身之阶;同时又以向中央呈报为名迫使苏联撤出驻扎在新疆的军队地质考察人员迪化及各地的专家、顾问、教官、医生也于1943年5、6月间陆续回国各种军事装备、机器运回。迪化飞机修配厂、独山子油矿的油井、房屋、设备苏军在哈密的营房由中国方面出资购买。苏新贸易中断苏联第一次插手新疆政局以失败告终。

   盛世才作为一个政客其个人品格虽然一无可取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也是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新疆省政府同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没有变作为中国一个省的地位没有变;“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是盛世才的施政内容。他坚决打击民族分裂活动清除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他提出并实行的“六大政策”符合新疆各族人民利益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新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明显发展;他支持抗日战争新疆各族人民为支援抗日捐献了大量财物购买了十架战斗机表现了很高的爱国热情;新疆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可靠而稳定的后方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交通线始终是畅通的。

   4、西藏政府。西藏当时并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而且那里交通非常不方便，所以基本不可能通过西藏转运物资。由新疆派驼队翻越帕米尔高原至巴基斯坦（当时属于印度的克什米尔）的路线不经过西藏。9世班禅行辕为抗战捐资5万银元和数百匹战马。没有通过西藏运外援物资，因为达赖和英国有分裂西藏的意愿，不愿意国民政府渗入西藏。滇缅公路中断后，除了驼峰航线外，曾经开通西北路上运输线，由新疆派驼队翻越帕米尔高原至巴基斯坦运回轮胎；橡胶等急需的物资。由于道路艰险异常，很多维吾尔族驼工牺牲在茫茫高原之上。抗日战争爆发初期，西藏和邻省正发生战争，这直接影响着全民抗日。原来，早在1929 年12月，英人嗾使尼泊尔入侵西藏，然后出面“调解”，结果是尼泊尔停止侵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以藏军进攻康区为交换条件。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于1930 年借口大金寺和白利寺土司之间的纠纷，命令驻防在西康德格的藏军向驻防在甘孜的川军进攻，康藏之战爆发。1931 年8月，英帝国主义又派驻哲孟雄行政官噶乃木魏阿尔到拉萨，挑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进攻青海玉树，青藏之战又爆发。这时，正值1931 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际，全国舆论纷纷抨击藏军东进西康、青海，西藏僧俗群众也强烈反对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武装内讧。在抗日形势的影响下，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迅速转变态度，于1932 年、1933 年先后及时平息了康藏之战和青藏之战。应该说，西藏与西康、青海之间的纷争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错误，但是，他能够以抗日大局为重，知错就改，及时停止战争，使得中华民族能够团结起来，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抗日大后方，这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支持了全国的抗日，无疑是对抗日战争的又一大贡献。 

    5、伪满洲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1932年3月成立，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任“执政”，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 ”，以长春为“首都”。在伪满洲国成立一个月后，即1932年4月，除军政部和军队中的日人外，仅在伪中央政府中就有日本人职员两百多人。在大部分局科中，都有日本人的顾问、参事和秘书。监察局中的重要职位都为日本人所占据。最后，伪“执政”左右的最重要的大部分官吏，包括宫务局长和“执政”近卫队指挥官在内，都是日本人，连“执政”也由关东军所任命的吉冈中将来加以“监视”。总之，关于政府公共事务，纵然中国人在名义上是长官，而主要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权力却掌握在顾问、参议、监察官、秘书等次级的日本官吏的手中。 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1932年3月13日），溥仪以换文的形式与日本侵略者签署了了一份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密约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 委请”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伪满洲国的铁路、海湾、水路、空路等均“委请”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施，由伪满洲国负责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伪满官吏，其“保荐”和“解职”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日本有权开放矿山等资源；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等。从这个卖国密约可以看出，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组织人事大权均被日本人控制，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伪满洲国包括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热河是 1933年3月被日军武装侵占后并入的），其存在时间近14年，直到1945年8月才灭亡。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实行所谓“治安强化”的恐怖主义统治，实行“三光政策”，不断制造“无人区”，不断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1932年9月16日，日军在辽宁省抚顺平顶山，枪杀四百多户居民，共 3000余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三千万中国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以溥仪为首的卖国贼的剥削、奴役和迫害。

    6、汪伪南京政府。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这个伪政权的代主席（1940年11月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汪精卫宣读了《还都宣言》。《宣言》宣称：“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 ，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郑重决议，国民政府当坚决执行之。所谓实现和平 ，在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汪精卫的“实现和平” ，就是实现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和平” 。陈公博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的广播讲话，大肆鼓吹所谓“和平” ：“现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这次和平，不是单方的，是双方的，大家都了然于中日两国的前途，东亚的大局，世界的趋势，知道东亚和平的责任，决不是一方所能单独担负的，必得双方共同努力的。因此两国之士提倡于前，两国人民，景从于后，才有今日和平的实现。所以，我们同胞们，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是患难的兄弟。我们要认识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们应该站起来，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国国家是和日本国家一样独立自由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所鼓吹的“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真卖国。汪伪政权统治的地区，包括以宁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武汉地区、广州地区以及后来的淮海地区。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即以中国中央政府名义，参加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侵略者同盟，并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施政纲领，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等一系列卖国条约。1941年春，汪伪政权卖力配合日军对苏、浙、皖三省沦陷区的“清乡”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掠夺中国的战略资源，推行奴化教育，并组织伪军协同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又追随日本对英美宣战，要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共生共死”。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后，汪伪政权也随之灭亡。
   
    7、“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起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信力建，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