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感想：《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读后

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Andrew Walder 写了一本关于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书（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文革结束四十多年后，这是中外第一部关于北京文革的专著。Walder教授多年来倾力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西方学术界广受尊重。这本书讲的是1966-1968年间北京大中学校的文革，这期间北京校园文革对全国的影响既深且远，作用至关重要。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分析框架，这都是一部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力作，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我这里写下的，不是学术评论。我不是做文革史研究的，不具备写有关评论的学术功底。但我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当年是个北京的中学生，Walder教授所写的，关系到我本人经历的一个年代 ，让我感到很有兴趣。我并没有阅读全书，只是看了前言、后语，和与北京中学文革有关的章节。看后，生出一些感触，写下的只是个人杂感。

本书关注的重点，是北京文革中的派别争斗，特别是北京高等院校的“天派”“地派”之争。在这个问题上，它面对两个理论对话对象，一个是西方文革研究界，另一个是西方社会学界。本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革中派别的形成，并不一定反映派别成员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及与政权和社会现状的关系。从北京“天”“地”两派成员的情况看，他们在上述诸方面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观点，挑战了西方文革研究界多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对文革派别社会政治学的解释。在Walder 教授看来，北京大学校园中两派的形成，与其说是源于社会地位、政治身份差别等“长时段”的“深层”原因，毋宁说是源于文革进程中层出不穷的事件和由此而来的人们立场态度的选择和分化。换句话说，文革中上下之间复杂纷纭的互动，瞬息万变的形势，不断形成着文革自身发展的逻辑和“短程的”利益关系，从而导致社会和政治背景相同的人们形成不同的派别。

我对“天”、“地”两派之争基本无知，但觉得Walder教授的观点有些意思——他是从一种“动态的”（dynamics）角度看问题，动态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和偶然因素。社会学学者喜欢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问题，容易失之僵化；而Walder教授能够从文革在演进过程中自身dynamics 的角度出发，认识到非同寻常的文革在演进中不断制造着新的现实和形成自己特有的逻辑，在这个过程中人群在不断分化、“站队”和改组。显而易见，这一认识提醒人们，以“过去”（文革前17年）政治境遇简单地、贴标签式地定位处在风云变幻的文革“当下”人们的立场和选择，无异于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小说家王朔常说“话赶话”：两个人说着话，说（“赶”）着说（“赶”）着，一不对付，就可能“呛”起来，再一“犯急”，甚至可能拳脚相加；我有时想文革中的事儿，觉得有不少是“事赶事”，“赶着赶着”，也许就真有了事儿，甚至动起刀枪来。Walder教授没有中国文革的亲身经历，却能看出这个“门道”，很有见地。

Walder教授理论对话的另一对象，是社会学界。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社会学界通常关注的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和动员机制，而是如何解决或结束派别冲突。他的问题又是来自北京的天地两派。为什么在组成成分上如此相似的两派，却打得死去活来，不可开交，对它们的共同支持者中央文革的调停置若罔闻，直打到毛泽东派军人强行干预。他的看法是，两派争的，说到底，既不是利益，也不是权益，而是怎样才能“不输”。用他的话讲，“they were, quite simply, fighting not to lose.”（“说白了，他们斗来斗去，就是为了不输。”） 因为如果输了，后果严重，会影响到失败一方今后的职业生涯、政治前途，谁也输不起。

是这样吗？我有疑问。

我文革开始不久后就成了“逍遥派”，对派仗兴起后双方的动机、心态非常隔膜。老实讲，在看这本书之前，也从未想过为什么文革中两派往往打得不可开交，甚至你死我活。事情是像Walder教授解释的那样吗？

我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文革研究者是否也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又是如何回答的。当时全国各地遍布派仗战场，各具特色，须具体分析，Walder教授的结论来自他对北京天地两派的研究。

我的疑问，源于我逍遥派的身份。作为一个逍遥派，我看到了很多的“退场口”（exit）。 我一直觉得，文革是个有“退场口”的运动，并非一上“贼船”便身不由己。很多人哪派也不是，还有不少人即使一开始参加了某派，中途也可以退出。我听说一个清华“414”的，就是武斗一起来，自己就撤回家了。这些人难道不在乎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政治前途”吗？

Walder教授的结论反映了他对中国严酷的政治文化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这一角度来解释，我觉得缺了什么。

缺的似乎是对文革这一“史无前例”运动之社会图景的全方位把握。在Walder教授的眼中，只有参与运动的两派，没有不参与运动的人群。而事实上是，这个松散的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变越大，没人能说清他们占的人口比例。这个群体的存在，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但往往被文革研究者忽略。这个群体生存空间的出现，也说明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漏洞百出。

缺的似乎也有对“铁杆”派仗参与者心态的深入了解。难道只有“利害输赢”的权衡而没有“信念”的坚守吗？那代人里不乏不计利害、“走火入魔”的呀。“唯我独革”、走极端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缺的似乎还有对人类在对抗冲突中“人性”特别是群体心理的理解。古今中外，广义的“两派”之争，无论是因政治，因经济，还是因宗教，因族群，比比皆是；理性的、克制的、包容的、以握手言和为结局的，不多。

上面讲的，都与Walder教授对北京高等院校天地两派的研究有关，也是他书的重点。如上所述，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参考。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北京中学文革，但这不是本书的重点，仅占了一章篇幅。Walder教授对文革中派系争斗格外关注，而北京中学并没有出现弓张弩拔、你死我活的两派之争（书中没有讨论“四三”、“四四”派之争），因此在书中占的篇幅有限，可以理解。

但既然涉及了北京中学文革，似乎应有一整体把握，恰恰在这点上，我认为Walder教授有所不足。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北京中学生在文革之初作用的重要性评价不足。在中学文革那章开篇，Walder教授写到，“北京的红卫兵运动由大学生主宰，但在关键的文革早期，中学造反学生的作用高度引人瞩目。”（“high school rebels played a highly visible role.”）

“高度引人瞩目”的说法有些空洞，对在文革发动阶段的1966年夏天—这是关系到“史无前例”的文革能否搞起来的关键阶段—北京中学生所起的无以伦比的作用缺乏充份认识。北京中学生不但率先成立了有开创和突破意义的群众组织-- “红卫兵”，而且，在我看来，是清华附中一批“不出名的青少年小将”，而不是其他任何团体和个人，最先领会文革就是“大闹天宫”式造反的真谛，把毛泽东在1940年代一篇不出名文章中的“造反有理”四个字如获至宝般翻检出来，大为鼓吹。此前在1965年左右，毛泽东本人也曾呼吁“孙悟空”的出现，也曾提倡造反精神，但应者寥寥。1966年的夏季，在毛泽东发动文革遭到同僚们或明或暗抵制时， 与伟大领袖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却原来是一帮多数尚未成年的孩子，怪不得江青管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如出一辙的北大附中“红旗”领袖彭小蒙叫“小太阳”。换句话说，这些北京的中学生们参与了为文革下定义的大任，而此时，绝大多数国人都不知道文革到底要干什么，从上到下困惑莫名。“造反有理”的理念一旦横空出世，就释放和激发出中国社会中潜藏的无穷能量。这里，并非如《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的作者所言，是毛泽东首先用“造反有理”来发动群众（p.124），而是毛接过他自己曾经说过、新近刚刚被人听见的话再来大做文章。这里面有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上下互动过程。文革中有多少事情就是这样“互动”出来的，而这正是毛所擅长。
红卫兵的出现，值得特别关注。Walder教授的看法是：红卫兵运动当然不是自发兴起的。而是由中国最高政治权威发起并得到它的鼓励的。（“The red guard movement, of course, did not emerge spontaneously. It was initiated and encouraged by China’s highest political authorities.” p.3)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最初的红卫兵组织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有自发性，之后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和最高当局是什么关系。文革研究者卜伟华在他的著作中说，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号召下自发成立的；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中的动乱与浩劫》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pp.204-5）。卜伟华看到了“号召”与“自发”两个方面，而Walder教授则忽略了学生“自发”这一非常重要的方面。当年成立党、团之外的青年团体是非法的，毛从未直接号召学生们去这样做，而是在红卫兵出现之后，罔顾他同事们坚决反对的态度而热烈支持，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这又是一个文革中上下互动的有趣例子。

比起Walder教授，《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的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北京中学生在文革初期无可替代的先锋作用，但是他们对这一出乎很多人（包括上层领导人）意料的现象的解释却很牵强（p.114）。看来这是一个困惑西方权威文革学者的问题。是啊，为什么是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北京的中学生，北京“精英”学校的中学生，北京“精英”中学里一个特别的群体：干部子弟---而不是大学生或其他群体，在文革初期最先与毛泽东遥相呼应？卜伟华的著作给出了一些解释，更详细更深入的解释也散见在一些人的回忆反思中。

在评价北京中学生文革时，Walder教授指出了暴力的问题。这是我多年来关注的中心问题，也为此在书中和文章中多次讨论，这里不想再重复自己。最近和上海朋友讨论文革，启发我想到一个过去被忽视的现象，即北京中学红卫兵在暴力问题上对全国的示范作用。是北京中学红卫兵将暴力带到上海、广州，及中国其他城市，用皮带抡出了文革的“场地”，制造了威慑的氛围。北京红卫兵，特别是女红卫兵，令很多人在时隔四十多年后提起仍然心有余悸。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认为北京中学红卫兵对文革的“重要贡献”，而迄今尚未得到国内外文革学者的足够重视，即在语言、服装、发式、行为方式等属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北京中学红卫兵都为文革中的中国建立起新的模式、树立了新的榜样，影响既深且远。西方学者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很重视革命在这些方面的变化，这是我们也需要开拓的领域。

至于在北京中学生中，从1966年冬季开始出现的“青少年亚文化”，更是非常有趣。当然这个题目无关派系之争，不在Walder教授的视野之内。这个亚文化颇具对文革主流话语的叛逆甚至对抗色彩，不同于一般的“逍遥派”现象。在近年的大众文化中已有对这个有声有色的亚文化的表现，如电视剧“血色浪漫”；也在有关的口述历史中得到表述，如《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三联书店，2009），但似乎没有引起文革专家学者的足够注意，在卜伟华的文革专著中就并未见涉及。在我看来，这个青少年亚文化是1949年以来头一次出现的属于青少年自己的文化。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头一次（30年代一度出现了相对独立的青年文化，但很快即被党派收编）。正如《七十年代》中诸多受访人指出，它为改革开放的出现作了政治、精神和文化的准备。

文革中的北京中学校和中学生们，实在很重要，值得认真做文章。仅用一章捎带处理，是不够的。

在Walder教授的书中，对北京中学文革的两个敏感题目：西纠和联动，都有涉及，对它们的评价，都相当正面。这不同于过去一般书籍和人们印象中十分负面的看法。我对西纠和联动，都是只有印象，没有研究，无法真正置喙。只是觉得，如果说过去以负面为主的评价遮蔽了西纠上层在北京最为混乱的1966年八、九月份对秩序的勉力维持，也遮蔽了联动中的思想者对文革的大胆批判，那Walder教授今天一面倒式的肯定，则遮蔽了这两个有些一脉相承的团体背后根深蒂固的“血统论”，和西纠在暴力问题上的既反对又难脱干系的两面。

叶维丽，网刊《记忆》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