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藏区建立“格勒得沙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颗闪光的星。

　　在红军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藏族聚集区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那么，红军缘何在川康藏区建立一个“共和国”，“格勒得沙共和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呢？

　　格勒得沙共和国：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在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的主张。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居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种政权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上层人士参加。”由于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较短，因而在藏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工作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

　　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四川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卓克基、瓦钵梁子区、周伞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驻绥靖城，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能支援前线红军作战的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共和国境内的绥靖县城还建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不属于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导，隶属西北联邦政府，其领导成员全为回民。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建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部长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

　　共和国境内各县、区、乡也都建立格勒得沙革命政府。

　　为了更好地领导少数民族革命，中共大金省委决定成立格勒得沙革命党。省委在有关决议中指出：“番人革命党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是少数民族中劳苦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战线的具体形式。”拟定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在中共大金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1935年12月，格勒得沙共和国组织藏族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能为格勒得沙革命党的纲领坚决奋斗，不顾牺牲一切的分子”，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格勒得沙革命党设中央党部，党部设于绥靖县城，净多·孟特尔为中央党部部长，由格勒得沙革命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全党的最高常设领导机关。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党颁布党章，规定“本党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救星。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

　　格勒得沙革命党是国际共运史上唯一的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驱，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阶级，争取藏族人民的独立、解放为奋斗目标。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实际上已成为格勒得沙共和国团结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纲领，对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任命卡格尔·江根为总司令，总部设于绥靖。除直属一个400多人的警卫营外，革命军指挥各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建立一个营的格勒得沙革命军。格勒得沙革命军除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军区、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和指挥外，同时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领导。另外还建立有番民骑兵连、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

　　1936年2月，中共大金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扩大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府”的口号，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说：“红军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为满足阿坝地区各族人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红军的帮助下，立即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提出了“帮助回番民众谋解放、找生路！”“取消国民党军阀、汉官一切捐税租课!”“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的口号。并宣布“土地归贫苦农民”，“由广大群众发动斗争来分配土地”。这些口号很快得到藏、羌等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土地革命的群众运动便在革命根据地迅速开展起来。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大批工作组下乡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登记和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财产，分给缺地和无地的农民耕种。

　　革命政府开办国家商店、药店、土盐店、制币厂、军械厂、服装鞋袜厂等，积极组织人力恢复发展生产，同时打击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粮食生产是关系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条件，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高度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狠抓粮食生产。革命政府发出了“加紧生产，供给革命战争”，“赶快生产玉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动员群众勤生产，多种粮食。为了免除反动地方武装对生产的骚扰和破坏，革命政府实行“武装保卫春耕”，派出革命军清剿反动武装，保护农民耕种安全。

　　共和国各级政府积极收购各族群众的粮食，转交给红军。由于敌人封锁，粮食极度紧张，各族群众纷纷将自己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在绝粮困境中，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共渡难关。据统计，在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域内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20万头。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阿坝羌藏人民的贡献，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红军惟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红军留驻阿坝期间，把搞好各民族与红军之间的团结作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省委动员红军及机关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大汉族主义；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各种寺庙等。同时，党还号召红军战士学藏语，要求红军战士尊重民族风俗，提倡红军干部和少数民族妇女通婚。红军非常尊重民族风俗，每到一处都大力宣传红军的政策，同群众谈心，喝咂酒，学藏语，跳锅庄，藏族的经书、经堂一律不许破坏，藏、回人民的寺庙受到保护，并准许开展宗教活动，赢得了各族群众的广泛支持。

　　党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马显文、克基、江根等藏、回青年分别担任了西北联邦政府、格勒得沙政府、革命军团的领导职务。中共大金省委书记邵式平带头与藏族姑娘杨秀英结婚。省委宣传部部长、独立二师政委李中权与当地姑娘三郎切木初结了婚。1936年4月，杨秀英随邵式平同红军开往炉霍、道孚。忽然，杨秀英接到在金川的母亲病危的来信，便请假返回金川。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红军已开拔北上走了几天。杨秀英追赶部队已来不及，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追剿下，杨秀英东躲西藏，流落他乡，与邵式平失散了。1962年，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来信，要杨秀英到江西去。杨秀英怕担心干扰邵式平的正常生活而没有去，一个人安度晚年。

　　红色浪潮：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出现了城乡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有两兄弟参军的，有两姐妹同时参军的，还有全家参军的动人场面。其中茂县和金川参加红军者达1000余人，理县参军的有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县参加红军的达135人，小金县参军达210人。马尔康党坝一带少年参军的就有72人。仅茂县第一高小就有100多人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内各族参军的人数共计在2000人以上。在巩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金川人民和红军并肩战斗，为革命献身者逾千人。

　　18岁的喇嘛桑吉悦希在这里参加了红军。1917年2月，桑吉悦希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党坝乡。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藏族同胞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灭族灭教”、“共产共妻”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地，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桑吉悦希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悦希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为他改名天宝。新中国成立后，天宝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从八大到十六大，他连续9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老党员在藏族中绝无仅有。

　　天宝回忆了刚参加红军时的情景：“那时我们革命积极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司头人家多余的衣物分给穷人，东西多得很，皮袍、氆氇，还有绸缎等。穷人们分到东西，更加热爱红军，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阿坝地区几乎都被红军占领。各县、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康北地区，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逐步被敌军侵占。3月26日，红军撤离懋功县城。不久，抚边、两河口放弃。到4月下旬，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虽然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但却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康北新建的波巴人民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内的各种机关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参加长征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历史宣告结束。但当地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最后的彻底解放。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所建立的这些苏维埃政权和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胜利果实、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何立波，《文史天地》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