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金案”有一个证人，但他却消失在“红色的起点”上。他究竟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情圣”？还是一个“疯子”？他的失踪或死亡，究竟是一桩“情案”，还是“贿赂案”？抑或是“构陷案”？他为什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作者重新钩沉了被“正史”遗弃的镜头，从“历史的废片”中，发现了新意义：从毛泽东与杨开慧父女的关系、新民学会解体，到湖南“自治运动”右转；从远在巴黎的“二八学潮”，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其中道理，就像亚马孙河上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影响到地球另一边的金融风暴、皇冠落地！
从这部重构的历史中，您将发现，一个意念的闪动怎样主宰着人的行为；一个人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历史，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个不平常的人——毛泽东正是从这里，走上了他的“不归路”……
股市间有一则谚语：
有谁能知道，在夏季的南美亚马逊河流域，一只蝴蝶翅膀煽动所震动的气流，会掀起东亚地区的金融风暴？使多少政客倒台、几顶皇冠落地？
这个形容是有些夸张了。但它所揭示的真理是存在的：
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也许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
小事情可以影响大格局；
一尘之微，也不至于无因落地。
本书讲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迄今为止，它所揭示的人性要素，还不曾被任何一位天才的小说家想象过；它的复杂的结构，也不曾被任何一台精密的计算机描绘过。而它的真实存在，在过去的八十余年里，一直被掩藏在一大堆被“正史”剪辑后抛弃的“废片”之中……
章含之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回忆了这么一段往事：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
依据章含之的上述文字，笔者在《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 一书中，提出了 “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这个概念。这大概对世人心目中“毛泽东轻视钱财”、“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成见，多少有些改变。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毛泽东挪用留法勤工俭学捐款，即使是事实，但你能说他是为自己吗？”
三味书屋的“偶遇”……
2005年11月12日，在北京三味书屋举办的“公民半月谈”座谈会上，有听众向我提出上述问题时，我的回答是“形而上”的：
“我们在座的人可能都有体验：即使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公益之心，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回报，即便只是心灵的满足，也是我们所向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行为都是‘为自己’的。”
其实，在我和朋友之间，类似的问题也讨论过多次，而且也早已有了答案，那就是，即使是人们所称“最无私的爱”，在生理化学家眼里，那也不过是某种激素在人体内引发的谋求安定的意向——归根结底，也是“为自己”的。因此，任何人无权以我“爱”，而要求得到并无同等感受的对象，作出不情愿的牺牲。
碰巧的是，这也正是八十五年前，毛泽东读鲍尔生《伦理学原理》的心得：
“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决然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
其实，我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规定了我们必须按照“意图伦理”所遵从的标准评论人事：一个人行为的好坏，不是依据他所具有的“义务”或所应负的“责任”去评判；不是依据他所拥有的“权力”或“权利”去评判；更不是依据他行为的效果去评判，而是依据他的“初衷”或主观动机去评判。只要动机是好的，那么，他做了再大的坏事也可以原谅。而这个“初衷”或动机的解释权，又完全在被评价者自己。按照这种“伦理”标准评价政治人物和政治事务，世界上不仅没有坏人，甚至没有坏事。所以，将之运用于家庭事务或亲人之间，未尝不可，但用于公众的、政治生活的领域，本身就是荒谬、且无须回答的。
不过，就事论事，听众之所以会产生困惑，显然还因为，他们误将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毛泽东的“第一桶金”——理解为纯经济学的、毛泽东的“私人进账”了。这就关系到，笔者是否在“恶意诽谤”，意欲玷污人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道德名誉——这个问题了。
此事当然非同小可！想要不认真对待，已经不可能了。但令我意外的是，由此追查下去，问题已经不限于一桩“道德案”，而是牵扯到一串：“人命案——情案——政治贿赂案——构陷案”。结果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笔者虽然未能对这所有的问题给出最后答案，但这正好给有能力的读者，留下了发挥才能的空间。
故而，笔者将本书的“开场”命题为：情非得已，欲罢不能。
《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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