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上）

　导言

　　无庸置言，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众所公认，在过去二十年里柯文所称之为「着重内部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对于民国时代，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国中心」的历史表述却未必恰是好处，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民国时代是以两个「新中国」的创立为界的：1912年的民国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二者的成形都受到国际上各类动机的制约，而二者政府之差异则显示了国际各种影响的增强。偶有中国人受到过早期民国议会实验的直接影响，但每一个中国人将都经历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致命的混合体制：即毛泽东所称谓的中国共产主义。

　　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可谓无所不闯入、无地不渗穿、无处不盛行，如德国人所言：「彻底穿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高层外交领域里，中国的国家政权手段界定和维护了为所有汉人（以及相当一部分非汉人）声称所属的新的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国」──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摆脱了受「列强」监护的地位（如果不说是半殖民地），恢复了晚清时被严重限制了的主权和自治权，自己上升而成为一强权。

　　这一自后进到强权的演变在军事领域更为明显。我们只需比较两次中日战争的长短和结果。或者我们可以对比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与民国末期中国的表现：1900年一小批西方军人就使清政府蒙辱，而在1937-1945 年的战争中国民政府耐得比日本更久。五年之后，人民共和国──它的军队诞生于国民时代──与世界头号强国装备精良的成千上万军队战成平手。军事力量部分由工业化造成，而工业化则建基于前所未有的对国际经济影响的开放。民国时代见证了一段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代」与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没有外国的合作与投资，二者都不可能。

　　这一时代最瞩目之事是试图按国际范畴自觉彻底地检讨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每届政府都从国际上所认同的种种「主义」中寻求合法性，从立宪主义到共产主义不一而足。而这一时代最让人迷惘之事，则是在民国末年，西方在中国之存在竟然消失得如此迅速与荡然无存，如果消失最终只是暂时的话。

　　二　外交：从崩溃的帝国到强权

　　外交史还未进入民国研究的中心。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一时期的学者那里，外交政策和正式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从未取得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历史著作中那样的显要地位。藉于威尼斯使节信件，兰克写出了一段《王室与民族》的历史，虽然他写的欧洲王室比民族要多些。但关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作则多将贸易置于外交之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政治冲突的含混不清的领域。在范围更广的国际关系领域里，现实主义外交关系学派长期主宰学术研究，视国家为追求永久利益之集体性的、理性的行为者，认为其行为是由外部而非内部因素所驱动（所谓「外交政策优先」）。但关于中国对外关系史最有影响的著作则总是将私人的和公共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在一起，搭起了一座非国家性行为者亦可做主角的舞台。

　　只是在最近这种思路宽泛、方法综合的研究才被雅称为：「国际史」。在这里，外交政策不过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极可能是一种文化构成。因此对于这个学派，「映象」、「感觉」、「信仰体系」和「认知标记图」等概念至关重要。这些概念组成了一套「透镜组」。如同通过「利益」与「行为」可以观察其它民族国家一样，通过这套「透镜组」，中国民族国家的利益与行为也可被观察到。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雷诺万和杜罗瑟尔综合了一大堆因素，包括认知问题、利益集团政治、人口和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并未忘记给予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以传统的关注。他们的著作与国际史学家的著作最为接近。然而即便在入江昭和韩特这样国际史大家的著作中，国际史也还是缺乏理论。

　　虽然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通常理论贫乏，但它却不乏不甚完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传统强调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和阶级因素，尽管它得被迫随时代的政治大势而屡屡修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共和国自身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列宁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里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结合的论断也仍被当作权威理论，虽然它根本解释不了帝国主义的西方在中国的各类活动。近来，近代中国史又被剔去其复杂性与偶然性，以便对其的叙述可被纳入「世界体系」学派。还有，用后现代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史学似乎并未能避开老式的政治论争，虽然杜赞奇的著作是个明显的例外。

　　在这理论亢奋中，几乎无人对中国外交史进行认真的学术思考。高龙江、福伯斯（Andrew Forbes ）、乔丹、威斯塔德、孙友利、克立福德、还有下面将引用的其它一些人，虽然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几乎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外交史家。或许，这是由于国际史曾追随过外交史，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外交活动的研究几乎全源自于一块狭小的中国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至今仍在做对外关系的研究。结果是，西方没有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史的权威之作（十九世纪中国史也一样，在英语文献中摩尔斯 H.B.Morse的著作仍未被超越）。如果要在西方文献里找中国外交事务详尽的综述，人们必须退回去查当时代人包拉德、巴斯和列维等人的著作。中国作者们较容易写出一些外交通史，在民国时代也确实出版了几部优秀的著述，但他们的学术一直受到历届中国政府政治上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只是在90年代并且只是在人民共和国，当查阅外交部档案比台湾更为宽松之时，才出现了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概览。
　　与其它领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当令人遗憾，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国外交从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国政府继承的不是人们说的历史的中国，而是大清国，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庞大清帝国，涵盖了满洲、蒙古、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没有哪个中华帝国像满人的清帝国一样如此广袤与长久。然而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到处都是帝国崩溃的征兆。但民国时代让人惊讶的事实是，这块空间不仅被重新界定为「中国人的」和中国的神圣国土，而且在外交上亦被如此维护，以致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基本上还与清代的一样，只是去掉了外蒙古。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

　　维护国界　维护民国漫长的、军事上无法防御的国界的任务，主要落在负荷沉重、但却常富于创意、并总是顽强不屈的外交上。例如，1912年袁世凯总统宣布「恢复」1910年逃往印度的西藏达赖喇嘛的称号，尽管这位达赖正在宣称他自己对西藏领土有完全的支配。两年后，中国拒绝与英国和西藏政权签署一项协议，而此协议旨在强调中国对西藏的宗主国权，而非完全主权。在20和30年代，中国大肆鼓吹逃到中国本土的班禅喇嘛的权威，以对抗顽固要求自治的达赖喇嘛。然而在1940年新达赖喇嘛被命名时，国民党政权再度承认了他的教权，纵然不是俗权，以有权册封达赖的称号为前提。1942年西藏建立了自己的外交部，中国拒绝与之交往，与英国迥然不同。英国是西藏自治的外部主要支持者，当战后英国影响消失殆尽，西藏重新正式并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总之，历届中国政府都拒绝解决西藏问题。它们在等待时机，直至1950年西藏问题可以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解决。

　　把新疆的几个地区维系在中国潜在的范围之内而非任其滞留于中国之外的周边，需要一项坚定不移的不承认政策和更强的外交韧力。自封的汉人新疆地方长官杨增新和盛世才促成了这一事业。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并竭力限制苏联的影响，因而有助于一个长远的目标：即在一个中国国家政权几无实际权力的疆土中维持中国的宗主国概念。即便在30年代末，当新疆实际上成为苏联领土的延伸，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却又依赖于苏联的军事援助之时，国民党政权仍拒不放弃所声称的权利。它韬光养晦，一俟苏联力量移走，即实施一通「精巧的手术」，在这个省份建立了国民党中国人的领导权。高龙江称此为「英明的」和时间算计得恰好的外交，认为它「为中华民族保住了新疆」。国民党政权随后处理了同期发生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叛乱。该叛乱主要要求地方自治，虽然也有些想分裂出中国。但它最终二者都未得到。新疆也保住给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12日，共产党完好无损地继承了它。

　　在满洲问题上，对边疆地带麻烦现实的不承认政策被运用成了艺术。但在这里，战斗的意愿伴随着外交。外交毫无疑问充分显示了一个执着的和一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中华民国将为保卫满洲家园而动员起战争（虽然中国人自十八世纪起便在南满定居，但汉族移民只是在1907年才合法）。民国初建之时，北满实际上是俄国殖民地，而南满则为日本势力范围。民国自始至终几乎无日不为这块土地谈判或战斗，包括1929年与苏联的直接对峙和1937-1945 年与日本的全面战争。中国外交最大的成就是在满洲国问题上。满洲国由日本管理，目标是将日本1931年对这个地区的武力征服赋以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自己改变不了日本控制的事实。但是，通过在国际上进行协调的外交，不仅「不承认原则」成为标准的政治术语，而且中国也能够做到否认满洲国的任何合法性：在它建立之初，除日本外，只有萨尔瓦多承认这一新满洲天堂。中国不妥协的姿态使自己日后成为日本敌国之合宜的盟友，包括两个最终将满洲归回到中国治下的大国：美国和苏联。

　　外蒙古问题有不同的结局，可能是因为中国在那里遭遇了别处所没有的复杂情形。1902年清政府允许汉人在蒙古定居后，蒙古反中国统治的内部一致的抵抗迅速高涨；此外，一个强大的邻国坚定地支持分裂主义运动。1918-1919 年，中国军阀势力和俄国内战都蔓延到蒙古，蒙古党人在新苏维埃国家那里找到了同盟并于1924年宣布成立共和国。这是中国的不承认政策对之无可奈何的唯一例子。在台北出版的地图上，外蒙古仍是中华民国的北疆。但是，国民党政权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自己承认了蒙古的独立。毫无疑问，这么做只是为救急。蒋介石力排国民党领导人众议，对他来说，只是与苏联结盟有可能阻止共产党叛乱的「国难」时，这一「最大的牺牲」才可以忍受，并且恐怕也不是永远忍受。然而共产党并未被阻止，而蒙古人却在1945年10月斯大林式公民投票中认可了他们的独立（487，000 票对 0票）。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只得接受这一事实。

　　至1945年，除了外蒙古以外，清帝国的所有边疆都已经恢复。在这些被恢复的边界地区，外国的影响比1911年大大减弱；苏联在新疆和满洲的居住权也将在十年之内消失。民国还超越了1911年的边界，对清政府1895年割与日本的台湾重新行使主权。在满清最边远的地带，中国外交的坚韧、执着以及全面的成功，或许可以解释为甚么人民共和国毫不动摇地要再次恢复台湾领土，纵然它一分钟也没有治理过台湾。

　　内部国界　民国时期中国外交一个更为一贯的目标，是恢复在中国本土的主权。当毛泽东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不同，它继承了一个无须面对政府辖外之洋人租界的国家，其中更没有使外国人免于中国法律约束的治外法权制度。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坚定地清除帝国主义政治残余的结果。这一外交过去曾处于西方关于中国对外关系著述的中心，但除了30年前出版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一书，这一外交在西方已几乎被遗忘，虽然中国史学家以可爱的细节重新叙述了它。

　　正如一位外国外交官所称，国民党政权有一种特别的「治外法权情结」。它产生于华盛顿会议（1921-1922 年）失败（依中国的观点）之后，并在1926年北伐中与自义和团以来最大的民众排外潮流结合在一起。与义和团的仇外不同，该潮流是一场有组织的排外，配合着包括以经济抵制为手段在内的「革命外交」。

    假如在漫漫百年的取消西方特权的斗争中可以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1927年1 月的侵入汉口英租界。中国政权后来没费一枪一弹就将它收回。在这之前的18个月里，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已发生了反英的宣传及抵制英货运动。而在侵入英租界前一个月，英国在其圣诞节备忘录中已做了罕见的（对某些强权来说，是背叛性的）许诺：「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以合乎「中国人民合理的意愿」。但在租界被侵之刻，一些强权将做出军事反应的可能性──如同在1900年对待义和团那样──是的确存在的。

　　不过，英国没有这么做。它在谈判了不到两个月就放弃了汉口租界。尔后的四年里，中国外交家们常常舌战列强，「成功地以一场外交革命辅佐着国民革命」。如果不是发生了满洲危机，这场外交革命肯定会在1931年治外法权全部终结时达到顶点。到了30年代初，谈判已使中国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三分之二的租界。

    在所有这些谈判中，中国谈判家运用了华尔德伦所称的（虽然是指北洋外交）「不妥协但合法度的渐进主义」，这大概比单方面斥责旧条约更加有效。为这种艰苦而专门的工作，如朱莉所描述，外交部在全中国招收了「一批最具世界眼光和受过最好教育的青年」。甚至在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归还之前，民国政府就已经重新取得了对租界内中国居民的司法控制权，并且──我在别处论及过──它还努力去驯服内部国界最桀骜不驯的地带：条约口岸的国际社会。旧条约制度的终结奠定了民国在战后与西方进一步就司法、商业、文化等新条约谈判的基础，而这种新谈判则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构成了中国外交议程的最基本的部分。只有香港和澳门还处于殖民政权之下，但看来亦不会长久。在港澳之外，随着治外法权的消亡，中国法律开始管辖并逐渐加大限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现在依然如此。

　　国际环境　边界的维护──当中国无力为它而战时──和国内主权的恢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环境。中外政府把民国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共识，有助于中国的边界政策。正如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列强对清帝国的领土完整给予口头支持时一样──部分是避免他们自己为之争吵──外国列强深信新的中华民国若分裂而非统一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西藏1913年宣布了独立，许多省也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形式宣布了独立。它们没有一个得到过民国认可，而且除了组成满洲国的东北省份，也没有一个得到任何外国的正式承认。不管是利还是弊（不利面如须偿还清政府的外债），民国作为清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在国际上没有受到挑战。

　　当中华民族国家自我建立之时，它的力争内部自主得益于当时的国际大趋势：在国际强权政治中欧洲的辉煌已开始终结。再看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不仅告诉了中国民族革命者而且也告诉了西方人西方势力在中国的衰落。当时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普拉特认为，英国「一项实在的手段，是以武力做假惺惺的威胁」。派遣军队确实被提出考虑过，但被认为毫无意义，因为在对付国民党人最有力的武器──民众经济抵制运动时，「军队是毫无保护作用的」。在上海，英人曾进行了威吓，聚集了一小批武力保护租界区，但英国的参谋总长们心里明白，如果民国军队坚决攻击，想不出来有哪支英国武装力量可以守得住租界。总之，在英国公众舆论变得反干涉反帝国主义之时，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是政治上不可能的。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给中国公使蓝普逊的信中写道：「远离英伦，中国人持续不断的挑衅充斥你的耳目，但你无法想象在这里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极度地温静。」

　　西方不但开始从中国撤退，而且在一次大战之后分裂开来，不再成其为一个纯西方的实体。本世纪初，西方列强的联合体在对付清政府时把日本囊括了进来，从而极其严重限制了清帝国的外交自由。这也说明了为甚么清政府未能加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国际盟约体系，纵然它想加入时也不行。但1914-1918 年欧洲的灾难改变了这一切，使中国成为重组中的多极国际体系的一员。

　　人们广泛地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之后，可能仍不知道中国曾加入其中。但无论中国在徐国琦所谓的民国「无知年代」里经历有多痛苦，它加入这场战争乃是其对外关系的主要转折点。如张永进所阐明，民国在其1918-1920 年外交中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国际社会」，并同意遵守理论上约束国际行为的条例和规范。中国成了国际联盟「宇内合作」（借用凯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的积极份子。但国联在执行其法度上之无能，反过来增强了民国以独立的外交争取自己利益的意愿。中国后来在1931年满洲危机中对国联之无能更感切肤之痛。但在两次大战之间，民国是以其外交实践而非外交理念使中国得以首次与列强单个地而不是整体地打交道，而由此所形成的双边互惠关系则是1928-1931 年间条约修改成功的首要因素，并在日后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重要的国际结盟或联盟。

　　盟友与敌人　随着与日本关系加剧紧张，结盟在整个民国期间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并于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中达到了高潮。中国的生存与最后的胜利取决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国民党政府1927年后动作迅速，从中国被列强联合盘剥的时代，跃入与世界三大最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结有重要经济和战略联系的时代，以抵御第四强日本。按英国外交部的评价，1927年的中国仍是「一潭稀泥」；但到了1945年中国已成为一个强国，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同盟国胜利的重要因素。这回，中国在同盟国中的角色与一次大战时不同，是合作者而不是乞求者。的确，此时的中国已正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个地位是以它在战争中和外交上的表现而获得的，并为它在新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席位所确认。

　　在与德国的交往中，南京政府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和实践之上的合作关系。这一关系建立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上，在许多方面都是民国期间最成功的，并可以说赋予了中国在中日战争的初期藉以生存的军工能力。实用政治再加上一点对日本的共同畏惧，导致了民国与苏联的联盟（1938- 1940年）──高龙江和贺军对此深有研究；以及与美国的联盟（1941-1945年）──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但直到最近为止几乎全是美国的看法。这些伙伴关系确保了中国的生存，训练了中国的军队，并把民国带入了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这些关系没有一个维持永久，但每一个都正当其时。民国如何寻求、处理、确立和最终结束每一个伙伴关系，是近代中国外交中更令人感兴趣的故事之一。这些关系总起来证明了中国外交灵活多样，能够在短期内通过极其不同的关系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最复杂、最危险，而且最终最具灾难性的，是与日本的关系。战争是对外关系种类中最终极的类型。八年与日本的战斗给中国人民、中国经济和中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损失，并且战后时期从未真正恢复过来。在与日本的关系中，中国也试图实现大体一致的目标和政策。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卓有成效的手段──执着、合法度、经济抵制──在中日关系上最多只能说未起作用，最糟得说适得其反。而中日关系则从外交争端走到公开军事对抗，最终进入野蛮。

　　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亚洲屠戮」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尤其在西方学界，不过战前的中日关系已是近来研究的课题。虽然还没有一部全面的中日外交关系史，但「国际史」的多视角研究方法却已做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30年代中国对日政策在国内的方方面面以及「公众舆论」在政策的酝酿和制订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见于柯博文的杰作《面对日本》的中心部分。乔丹指出了30年代初国民党的一轮新「革命外交」导致了出其逆料的结局，尤其是抵制日货运动。他认为这轮外交非但未能吓退日本，反而首先是事实上促成了日本的侵略。孙友利对中国30年代「绥靖」外交富有启发的修正性阐述，则强调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文化构成。他认为「绥靖」外交的制订与实施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的一些理解，确信日本与西方列强间有不可避免的冲突。这一「定见」体现在蒋介石1937年7 月的战争巨赌里，也体现在尔后四年他试图使世界政治纳入其预想之决意中。基于此，入江昭力荐我们重点从文化视角来看这段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首先是各自文化国际化中的伙伴，其次才是其相互竞争成为一种文化决斗后至死方休的敌人。

　　日本的战败结束了战时的同盟结构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如果中国此时可以说已成了强国，那么它将不得不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的两极世界里游弋，而这一世界又由于美苏皆无法控制中国共产党造反而变得极其复杂。国民党的中国将赢得战争──不光是对日战争，还有为中国的主权以及中国在世界上自立的奋斗──但它将丢失国家政权。这一结局不仅当时出人意料，现今回顾亦令人愕然，同时也说明了为甚么战后阶段一直是民国外交史中最具争议的领域。赖文开创性的研究《胜利之砧》，揭示了国际国内形势互动的相关性，比其它著作更好地解释了共产党人如何赢得满洲并为夺取中国打下了基础。最近威斯塔德利用了新的苏联和中国的资料，探讨了冷战政治背景下中国内战的起源。他指出四方（重庆、延安、莫斯科和华盛顿）主要的政策制订者几乎都不称职（充其量也不过是短视和失算），并清楚地展示了冷战外交如何从根本上塑成了中国内战并部分地决定了其结局，而且中国共产党亦已是冷战外交的一角。韩特进一步追溯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对外关系方针的起源，显示该方针独立自主于其它的后中华帝国政权，最后甚至独立自主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导师。

 1949年以后，其中有不少──这是我的理解，不属韩特的──是一位固执己见的领导人对对外事务横加种种危险限制的主宰。不过，毛泽东将继承一个国家和一段外交上富有成就的历史，这二者将让人民共和国打一开始就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未完待续）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网刊《中国》增刊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