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下）

　　（续前）三　对外关系的内部化

　　界定和维护中国人的「祖国」是在国内无法避免的国际化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化的具体标志在城巿里最为明显，尤其在条约口岸：柏油马路、电灯、公园、大多放映着好莱坞片子的大影院，更不必说居住在那里的成千上万外国人了。

    但国际化也将随着以外国资本铺设的铁路而穿越大地；随泛美和汉莎引入并与中国政府合伙的民航而飞升天空，并随军队──着西式军服，荷进口枪弹，听令于挂满入时勋徽肩章的将军，受训于接踵相继的外国军事顾问──而行进到任何地方。甚至远山僻壤也会在一夜之间被国际经济力量改变。

　　例如江西省西南的大庾县，它在二十世纪里得益于它的第二次或者说第三次、但无疑是最戏剧性的一次进入全球巿场。大庾曾是县治所在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主要的贸易站，是从广东出梅岭关口后往北的第一个城巿，正当在连接广州和华东华中贸易最繁忙的一条路线上。1736年法国人杜阿德描写道，这座城巿「像奥尔良一般大〔约100，000 人〕，人口稠密，风光秀美，有很大的买卖，亦是休闲胜地」。

    大庾在中西贸易的广东公行制全盛期繁荣了起来，买卖茶叶、丝绸和鸦片。但1858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西征越城而过之后，大庾开始衰落。随着条约口岸制向内地的伸张和上海的成长，梅岭之路便只限于地区间往来。大庾成了死水一潭，只值作一个最低等的征收厘金的小站。它的可耕地只能养活它一半的人口，本地茶叶、毛边纸和一度颇负盛名的大庾板鸭，产量纵有增加亦不足以挽回颓势。

　　后来在大庾发现了钨。矿石是在十九世纪末被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的。他在西华山一带拥有地产，该地产结果证明蕴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黑钨矿，矿石可以采掘制钨。不久，当地士绅从教士手里买下地产，并立西华山为「公共财产」。但这种公民心胸只维持到1916年。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高峰，对钨有疯狂的需求，主要用它来制造火炮和特种钢。于是一窝蜂的土地抢购接踵而来，西华山被瓜分成几百小份，20，000 个矿工挖掘着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战略矿石。大庾成了暴发城巿。它发展了一个旺盛的巿场以经营精美丝绸，进口西方毛织品，甚至西方化妆品。茶馆酒楼也兴隆了。当江西和广东省政府在为如何发展和垄断中国最珍贵的出口商品争执不下并与南京政府意见不一时，大庾却在一边安享了20年世界钨砂贸易中心的地位。

　　但进入世界巿场之途并非对所有行业或地区来说都很平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制丝业，中国丝差劲的质量和营销已危及了这一民族最倚重的出口业之一。于是在1932年，国家和省政府与私营企业主的「蚕丝改良会」合作，建立了首先是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丝生产质量标准。在国际联盟专家的建议下，政府开始规范制丝业与个体生产者。中国农民被强制在自家或其它用于产丝的房屋里喷洒消毒剂，并被命令只向政府购买蚕茧。这些颇为成功的改革并不是朝着制丝业国家标准化的第一步，而是国际化的第一步。中国将国际标准内部化，使其为己所用。

　　政治样板　从整体来看，以上所言也适用于政治标准。民国时期，可能除了张勋1916年策划的政府外，没有一届政府相信复辟大清国能解决中国二十世纪的各种危机。将一整套新的社会集团──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界和常备职业军人──整合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新结构里，这种大任在中国政治史上绝无先例。这是不停地进行各种政治形式实验的一个时代，或者确切说，一个世纪，但没有一种是土生土长的：1912-1913 年的议会共和；1913-1916 年的军事独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图谋；还有最经久的列宁主义党国。

　　从1924年至今，党国是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虽然大部分学术文献着墨于共产党种型──即苏绍智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党治」──但党国的思想谱系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国共两家换任换代的领袖群却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苏联的循导下，孙中山撰造了「以党治国」的理念。并且绝非偶然，国民党为南京新都──一座将仿形巴黎和华盛顿的国际性都巿──设计蓝图时，国民政府的建筑结构俨然就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翻版：一个结合北京天坛和美国国会大厦最显著特征的建筑奇观。到了30年代，努力「党化」政治生活甚至文化生活成了国民党政权的第二生命。直到不久前并且主要在台湾，执政党的政治文化还压制了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取代党国的异议。

　　不用说，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运作时不时地翻版政治模式，走样走谱得依稀难辨。当历届政府制订或声称它们正筹备一部「宪法」时，并不总意味着它们有意于循宪法治国。在袁世凯筹划独裁时，正在为袁出谋划策的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的一位好挖苦人的纽约朋友告诉他：不弄个宪法顾问就连最反动的政府也无法治国了，「活像咱这儿打算漠视法律的大公司们打一开业就没把本土上最棒的律师弄到手」。中国30年代自成一体的法西斯份子也有他们的顾问和榜样，并且无疑在南京政权的历史形象上打上他们的标记。然而，导致中国「法西斯主义」获其名的所作所为与欧洲的法西斯现象鲜有相似之处。充其量不过是有意引进一个现成法西斯国家政权的上层构造而已──口号、队列、歌咏、宣传──从无意于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社会运动。后者是当时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力量之所在，而国民党领袖们对其味同嚼蜡。在论述法西斯本质的浩繁文献里，没有一个定义适合于定义它形形色色且经常争吵不已的中国崇拜者。对法西斯主义至今尚还未找到一个内涵充足的中文意译，只有一个干巴巴的音译「法西斯主义」。

　　然而，中国共产主义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它的「共产」决心将转化为在其统治领土内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与地位的再分配。很容易就可看出：中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毛式的，与斯大林苏联所实行共产主义或是从台尔曼到豪尔等西方共产主义领袖们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很不相同。很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从史华慈始初的研究到塞尔顿「延安道路」的力作，再到最新关于中国共产党起源的论述，都费尽苦心地强调了这个党的本土特色，从而使人容易忘记这一运动在其幼年曾多么有力地与国际力量连在一起，多么深入地将国际共产主义的原则内部化。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预，中共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在对外政策上，牛军最近的研究再度证明：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共领袖人在1944-1946 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浅显的事实：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理念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中国党国政治的政绩与一种更为历久不衰的外国影响的关联：近代军事理念──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一个恒久部分。二十世纪上半叶，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皆以武力取得政权时，中国是西方军械军火在世界上最大的巿场。它比世界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兵役、更长的役期。更说到点子上：西方军事理念（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国家形式）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可能至今还是。

　　不用老外教，中国人也会打仗或使用暴力。中国的战争能力早已令人「敬畏」。不同的是，自晚清袁世凯训练国家的新军开始，一支支常备、职业化军事力量的建制常可与它的国外军事组织具体楷模相媲美。1924-1926 年苏联顾问在广东训练的政治化武装，1927-1938 年普鲁士德国式训导的蒋介石中央军，还有在抗战中先后由俄国人和美国人担任顾问的几支军队，都是一些范例。

　　还有，始于袁世凯和袁初逝时期的政治权威的军事化。它先崭露为「军阀」时代的一种地方性现象，尔后在国共两家党国的军事委员会主宰的政治中心制度化。再尔后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所欲图的全民「军事化」，最后则是毛的人民共和国里无休无止「战役」的动员和在强迫性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把社会单元编为诸如「大队」（英文本义为「旅」──译者注）之类的重组。至于维护大城巿街区秩序，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洋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

　　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事日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之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

　　四　文化和经济的国际主义与国际化

　　不管对外政策对民国政权来说有多要紧或外国样板对民国政治有多重要，民国时代最醒目的标志则是与外国人在文化和经济上接触的广度与深度。可能正是在这些领域里，中国最深地溶入了国际上各种活动之中。首先并且并非不重要的，是与外部有亲身关系的更多的可能性：即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的亲戚。他们从东南亚、北美、西欧、中欧、苏联、日本写信、寄钱回来，偶尔还回家。

　　传教士　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有他们的经历，旅居中国的西方人亦然。中国在其近代史上从没有如此开放过，如此举足可及，甚至对最大的流氓们亦不例外。用传奇大流氓林肯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冒险」，不然他哪里能发迹？这个做过英国圣公会牧师和国会议员的匈牙利犹太佬，在1921年揣着一兜子计划到中国「把这个国家发展成一个第一流的陆上和海上强权」之前，就已因在三个国家从事间谍与煽动活动而遭到通缉了。他成了北洋军阀时代里三位大军事家的首席军事顾问，包括吴佩孚，代表他们进行庞大的军备和工业交易谈判。只是在国民党统一中国后，他才退隐坐禅，在南京附近的一座庙里做起了和尚。但他巡游的冲动又把他送回欧洲去做「佛教布道僧」，而在那里他因欺诈而被捕。

　　我们较为熟知的那类传教士则一直是研究和争议的对象。马克吐温曾警告说，「多一个皈依者我们的文明就多一分被追赶上的危险」。从那以后，一大堆怀疑论调的文献便涌了出来，与传教士们「主在中国的圣职」的友好记述相持不下。只是到最近，学术界才开始涉及民国时期传教与国际政治利益间的关系。同时，研究传教活动中极少涉及过的宗教主题也得到了认真对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贝思现在的研究工作，正在证明在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是怎样被「内部化」，并在土生土长的各类中国宗教中找到一块落脚之地。

　　传教中较为世俗的活动，在近来一些有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历史的著作中──包括小说──受到了关注。按艾卡特的说法，甚至医生也算是「文化传教士」。技术传教士──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是斯特罗斯对美国农业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批判性阐述中的主题，而陈意新则显示了农业合作社的种种国际模式如何在民国时代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而被内部化。
　　军事顾问和雇佣军人一直是另一种的文化牵线人──我们不可以考虑「军事传教士」这个委婉说法吗？就中美关系来说，人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40年代史迪威和魏德迈使团的高层政治活动，往往还带着很强的党派眼光。然而归根结柢更为有趣的则是这些使团制度史，尤其是把它们与早期国民革命运动的苏俄使团制度史相比较，或与1928 - 1938 年间国民党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制度史相比较。德国军事顾问团近年来一直是详细研究的对象，不仅它的领导权，还有它的组织、制度文化和它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事务一大圈的影响。我们亦从中得到材料来评价顾问和主人间个人的、近乎师生的关系，如像蒋介石与他第一任亦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鲍威尔的相互影响。我们也了解那些传授给了整整一代中国军官的课程，它竟如此跟得上时代地来了一门必修课：「种族对政治的影响」。

　　教育　当中国为一批世界性的、各色各样的高等学府提供校舍时，国际教育最广泛的影响应该存在于官方范围之外──有时是因为某一外国在政治上有意地广泛资助各类文化事业，但更普遍则是因为中国青年人齐聚在中国的国际教育机构里，身处于一个开头不是太协调、但却充满活力的教育交流时代。由于学者们研究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各类规则的起源和中国学生基于高水平国际标准的训练，早期国际教育已是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中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

　　然而颇具讽刺的是，30年代高等教育逐渐被取回到中国国家控制之下也是基于国联的国际知识合作项目的一个委员会的「国际性」指导，至少被其首肯。这个以其领导人、前普鲁士教育大臣贝克命名的「贝克委员会」，描述了中国教育的组织混乱（不知甚么理由它归咎于美国人）。它决意强化国家对各类教育事务的控制；将国立大学体制在地理布局和财政方面合理化；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入学考试制度──其中允许官方干预某些特殊学科的录取。其结果是在「权威主义知识观」的基础上将中国的高等教育重组、集权化、最终国家化。该观念为国民党政权所认同，且被毫不失时地大力贯彻。就学科而言，30年代初的这些改革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中重点发展科目的一次根本的、至今尚为永久性的改观。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不再优先，招生开始受限，以利于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学科。

　　最大的国际学校根本就是众条约口岸：学识、聚会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多元文化竞技场。二十世纪前期，它们是近代经济生长的中心，中国人和外国人相聚的要地（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了）。它们是滋生有国际联系的新社会阶级的最惹人注目的土壤。它们的盛期恰逢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见证了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以及一个国际取向的、与政府鲜有搭界的知识分子群的兴起。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了民国「民间」对外关系领域最好的范例。

　　在中华民国史的领域里，上海──同时作为一个国际的和中国的城巿──已成为新著作自然的焦点。在仅仅是对这个大都会的研究中，洪妮格和裴宜理重新启开了劳工史的大门，而这一领域自从谢耐和的著作之后在西方一直沉睡不已；魏斐德将警察与其对手们在底层社会暗中进行的斗争曝光；洪妮格探讨了苏北移民文化，瓦萨斯特罗姆探讨了学生文化，叶文心探讨了银行业文化──所有这些都得益于近几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档案材料。

　　然而，这些口岸城巿的国际社会史有待于编写。魏斐德、叶文心和其它人所研究的是那些渐渐觉得自己也是「上海人」的「外埠头人」，包括了中国的银行家、工业家、工人、学生、记者、青洪帮徒、妓女，但这不是国际「外埠头人」的上海，不属那些克利福德新近著作中的主人公们：来自全球的商人、冒险家和难民。这也不是年轻桑本的上海，一个在保卫曾一度被称为「东方爱尔兰」地方时谋杀人、最终遭人谋杀的大英永久居民。这些口岸城巿并不只是观光之地──想一想国际旅游的机会尚处在洲际航空旅行之前的时代──而是那些以中国为主要居所的外籍人生活、做事、四海为家的地方。

　　近代中外关系中最缺的就是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交往的历史。中外档案的开放如今允许了这一历史现在就编写，并且，一言以括之，允许「把西方召回来」，视外国在中国的存在为中国近代史整体的一部分。

　　商业　可以肯定，对于任何中国工商史的新作、中外经济合作与竞争类型的新研究、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在国际背景中长期段发展的新探讨，把在华外国人史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白吉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区分「民族」和「买办」资产阶级毫无意义：所有重要的工商业皆有不可或缺的国际联，纵使它们几乎全有民族主义的老板。同样毫无意义的是将经济国际化的讨论仅限于条约口岸。如果我们引证劳斯基的发现，那么民国时代经济成长的活力则是激活于并远远超出于条约口岸和城巿地区。劳斯基分析了1912- 1937年间国民经济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规律，发现它「植根于外贸的增长」。

　　同样的说法亦可解释民国下半期国有经济部门的迅速膨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基于与外国公司和政府的合伙以及外国的技术援助才发展起来，并且也只能如此才发展起来。为民航提供了资金的合资企业是如此，外国参与的国家铁路网扩建是如此，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如此，并且最令人注目的是，日后成为晚期国民党和早期共产党政权经济核心的国家重工业部门的创建也还是如此。那些掌管着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计划人员大多曾在国外接受了训练，或被派去国外与合作的公司或政府一道工作。后来，国民政府在战时转移到四川时，他们证明能够熟巧地应对当地困难的环境，尽管他们的计划和训练是基于已艺术化了的技术水准和与最发达工业经济的长期联系。到了民国晚期，国家掌握了中国总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强，这不仅是国家化的结果，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千真万确，这是孙中山在为中华民国规划实业蓝图时曾说过的「中国的国际化发展」的结果。


　　五　结　语

　　如果民国时代确实有这么一个国际化高潮，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其后的年代？在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月里，除了一个西方大国，中国断绝了与所有其它西方大国的正式关系，并反过来遭到它们在外交上否认。中国被拒于全球外交的中心论坛联合国之外。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赶出中国，他们的机构、公司、家业被没收，他们的中国合伙人和朋友受到政治嫌疑。到1952年，甚至接收西方国家的来信都可能被看成一种阴谋煽动行为。中国人民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站起来了」，但却把中国近代史上最长久的一批外交关系弃如敝屣。

　　一种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对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作出反应，如果不说它是过度反应。可是，它承接的是一个在国际上成功地维护了中国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的主权的政权。难道不能简单地在这些成就之上谋求发展吗？上述中有一点应该是清楚无误的：民国赋予了中国晚清所没有的能力──在境外主导中国的外部关系，在境内调整、引导对外关系以使其为国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现成有这种能力，并且可以把它用到极端。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般解释是，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削弱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它把全部关系指向一个方向：东方（冷战意义的东方──译者注）。中国从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溶入进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它也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苏同盟这样的密度和广度。这是一个（起初）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盟，建立在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基础上。此外，它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它是文化和教育的同盟，为在苏联学习的数千中国人和在中国教课的数千俄国人所明证。它还是一个经济同盟，比近代中国中任何一种外经济关系都更具深度和复杂性。通过长远规划和年度商谈，中国经济将与东欧和苏联兄弟们的经济联在一起。不时地，中国还将甚至成为它盟友们的捐助国，就像它在1953年给摇摇欲坠的东德政权送去紧急援助食品一样。大体上，中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的受益者，该转让帮助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业建立了一个新核心。之于人民共和国，犹如之于它之前的国民党政权，工业化就是国际化。

　　只是在外交和内政两者完全失策后──它们是一五计划后毛泽东领导下紧密相连的现象──中国才会在60年代陷入外交的隔离和经济的孤立。那时，中国四面楚歌，自义和团战争以来从未有过。但对自民国时代一开始就已为中国近代史打上了标志的一往直前地国际化的规律来说，这只是一个大例外。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网刊《中国》增刊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