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作者曾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的秘书，亲历亲见了谭甫仁主政云南时期（包括谭甫仁遇刺在内）的许多重大事件。在那些荒诞年月里，这些事件都带有强烈的悲剧、闹剧兼笑剧的色彩。本篇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共产党省委秘书忏悔录》，是他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曾在网上连载，2006年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的姊妹篇。
“谭甫仁办公室”设在昆明军区大院最深处的八号，与专门接待高级将领的“军区九号”毗邻。小院四周爬满长青藤的墙垣把我们和整个世界隔绝了。头儿甫汉——谭从北京带来的贴身秘书——肯定是全知全能的，但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他只喜欢让我们埋头学习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在虚构的大好形势的梦呓中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
但是，70年代开年伊始的中国凶信终以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形式直接传进了军区八号：就在学习了《人民日报》气壮山河的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后第四天，1月5日凌晨1时0分37秒，和我同住一屋的张德鸿、卜降奇和李文辉突然从熟睡中骇然惊醒，三人拼命摇我的床挡，大叫快起来快起来！注意注意！为什么屋子摇动呀？他们谁也不知道该往外逃跑，只管傻傻地披衣立着，妄作空论：是否苏联打来了？在哪儿扔原子弹了？我睡意正浓，依旧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劝慰他们睡吧睡吧，等天亮再说——四人果然又酣然入睡。
我之所以那么沉得住气，除了年轻嗜睡，还有，就在来到八号之前曾经被相似的事件忽悠过。那一回，我正和保山的秀才们一起住在省委大院为积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写典型材料，某日深夜，也是沉卧酣睡，突然有人敲门——我正好住靠门第一张床——我一眼认出了敲门人是省新闻组的：他也那么大叫：快起床快起床！他要全体集合马上外出拉练。熊学忠——就是后来当了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那位哥儿们——和我邻床，我一推他，他马上像上紧弹簧的机器人，一蹦便坐起来，环顾四周，极端认真地问了一句：
“苏修扔原子弹了吗？”
什么也没发生。只是按照布置，由新闻组那位干部领着这帮人生地不熟的专县土鳖，在黑灯瞎火中不知绕着哪儿瞎跑了一个多小时，再让大家回来睡觉……
那年头，毛泽东老是向百姓叫喊要打仗要打仗，要大家“备战备荒”，挖防空洞。“狼来了”叫得太多，大家反而麻木了。这一次，我们四人坚持睡到天亮才起床，这时已传来消息，说玉溪专区的通海、建水一带发生地震了。具体情况甫汉肯定是第一时间就已得知，而他恰恰从我们办公室蒸发了——我们好几天都没有再见到他。关于这次地震的更为确凿的信息，是地震发生4天后，《云南日报》刊出的一则显然经过严格审查的、轻描淡写、语焉不详的消息：
新华社昆明8日电：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
这次被地球物理专业领域定义为“通海地震”的大地震，事实上是中国灾难史上死亡人数和危害程度仅次于唐山大地震、与2008年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等量的三大地震之一。后来证实的情况是：通海地震震级为里氏7．7级。受灾面积8800平方公里。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震中通海全县死亡4426人，占当时总人口的2．64％。许多自然村夷为平地，有的村子仅剩下两三名妇孺，幸存者在极度惊恐和精神创痛中苟延残喘。与通海毗邻的峨山县城逢5赶集。4日下午，从四面八方汇集来、准备第二天赶集的人，将两层楼的大旅社挤得爆满，过道上还加了地铺。地震将这幢填满了山民的楼房夷为平地，当即砸死200余人！昆明工学院教职工140余人，正呆在设于峨山县小街镇的所谓“五七干校”接受政治洗礼。干校宿舍是一幢空置的仓库，当仓库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被地狱之神訇然推倒，90多名大学教师整整齐齐地被砸死在床上，无一幸免。住其他地方的40多名老师也全部罹难。建水县曲溪中学168间校舍全部震毁。1月4日正是周日，留在学校的师生147人，是夜54人被压死，31人重伤、58人轻伤。校内只存一古庙屋架，像一具枯骨无望地向漆黑的上苍呐喊。
接下来得到的信息更加让人莫名其妙：中央为这次救灾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立即加码：“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他们主动提出“三不要”的响亮口号：“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对于支援，他们的态度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当地政府明确宣布：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其他一律不收！
满目废墟。死尸遍野。整村整村的人压在残垣断壁、土块瓦砾下哭泣着等待救援，可是一卡车接一卡车运来的，竟然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慰问信和毛泽东的像章！
1月10日，《云南日报》的报道有如下叙述：“……广大贫下中农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震发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
当时正好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作记者的杨凯，这样叙述了他的灾区经历：地震当天下午7点（第一次强震发生已过去19个小时！），电台领导突然通知他马上出发。如今最多两小时的车程那次整整走了一夜。卡车直接把他们送到了震中地区的建水县曲江镇，安顿在部队营区一个钢结构的大棚里。领导安排他们的任务是，重点了解灾民如何在废墟中寻找毛主席的著作一类动人事迹。几十年后，他所记起的地震印象有两件事：一是到达目的地，眼目所见，完全一片废墟，一个老太太在废墟上向天长哭，十分凄惨；二是同行的新华社记者王某，睡眠时有磨牙习惯，在死寂废墟之夜他的磨牙声尤其响亮，把大家全惊醒了。第二天一早哨兵就专门来问，说晚上听见大棚里有锯片的扎扎声，是否发现有阶级敌人锯大棚的钢柱？
何等的愚昧、无知和荒唐呀！
甫汉不在了，据说跟谭政委去灾区了——反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关心，和市民一样，我们开始关心自己的安全和生命。不管政府怎么封锁消息，整个昆明已经乱成一团糟。满街都是塑料薄膜搭建的窝棚：或在开阔地搭建“三棱锥”。或在行道树边，依树而搭，只用一根竹棍或木棒就够了；树丛中就更简单，随便张一块布或者油毛毡就解决问题。为“敬建毛主席万岁纪念馆”而被谭甫仁将军下令炸毁而又“敬建”未遂的文化宫旧址最为壮观：那儿宽敞，而且本来就是一片废墟，再加上如今五花八门的抗震棚，完全可以推荐给拍摄战争灾难片的导演免费使用。伟人和政府当局总是危言耸听地训诫中国百姓：个人的世俗生活多微不足道，只有解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你的生活才具有意义，可是当个人生命真正受到威胁的时候，中国人同样会为保护自己而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出超人的智慧。
和外面破破烂烂的塑料棚、油布棚相比，军区八号和九号前面的地坝肯定是最美妙的地段了。让士兵们统一架起一排排钢筋支架，再担上一行行粗大的龙竹杆，然后将巨大的军用卡车帆布蒙盖上面，在蒙布下构成一巨大的、漫无边际的黑暗空间。每到黄昏，所有家属和军人都卷着席子和被褥往里面钻，寻找舒适空间过夜——虽然实际上怎么也不会舒服。可是和大院外的老百姓相比，实在很不错了。
我们八号情况就更好。张德鸿把木床从房间里搬到葡萄架下，还用绳子挂起来，再蒙上塑料薄膜御寒。我怎么也想不起他为什么一定要挂？其实放地上不是挺好吗？我开玩笑说他成阿拉伯的公主了。我占领的绝对属于有利位置：八号后墙边停了一辆废弃的中吉普。轮胎早已报废。铁轮箍直接着地。车壳很厚，即使墙倒下来也不至于砸扁。车内正好睡一个人，我可以高枕无忧。我甚至还不知从哪儿找来蜡烛，嵌在车窗边，点燃，悠哉游哉地夜读闲书：这一段乱世绿洲的日子真让人终身难忘。我相信当时我富有同情心，看到面前的黑暗空间，满城的塑料薄膜，我总会想，这么冷的冬天，他们怎么过呀！非常奇怪，我记忆中的1970年1月很冷，压根儿和“春城”的美誉不搭界。每当晨起，看见花园里满地白霜，我总会想起满街抗震棚下冷得哆嗦的可怜百姓。
我还想不到灾区，那儿的情况我毫无概念。
后来甫汉就回来了。他整日价闷闷不乐，关于灾区的事，他滴水不漏，偶尔还发发牢骚。只是告诉我们，要在全省范围对地震开展“群测群防”，要注意有没有鸡不进厩？狗乱咬乱叫，甚至咬主人？井水突然往上冒？八号是没狗没鸡没水井的，无法观察这些异象，甫秘书就对我说：“你是学工的，做一个地震仪吧！”
我大学确实学工，而且成绩不错，这就遵命去买来电铃、干电池，又以谭办名义，请军区附近的冶金机械厂师傅为我们无偿加工了一只小铜球、一个小铜圆柱和八块小铜片。我把铜片和铜柱固定在木板上，分别接上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圆柱居中，铜球置于铜柱顶上，铜片则代表八个方向——简单说，就是模仿两千多年前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只是没有威风凛凛的龙和张开大嘴的蛤蟆装饰。一旦发生震动，铜球滚下来掉在相应方向的铜片上，接通了铜柱和相应铜片的电极，于是电铃大响，众人就抓紧逃命。除了干电池和电铃算得现代化器件，这个装置比两千多年前张衡的发明要土了许多。
八号这小别墅的抗震结构应当是信得过的，地震仪放在会议桌中间，大家更可安心了。有事没事，大家依旧坐在大厅一起继续读社论，话说天下大事，沉浸在七十年代宏伟的梦想中。某日我搞了一个恶作剧，正开会间，趁大家不注意，我悄悄潜到门外，故意把玻璃摇得哗啦哗啦响，虽然土仪器铜柱上的圆球没有滚下，大家还是被吓得一个劲儿往外跑。我开心极了。
慢慢地，我们便知道了些灾区实情。甫说，他确实跟着将军去了建水、通海、峨山等重灾县，看见死人太多，将军便下令要所有人都就地掩埋。其办法是：用推土机推出宽两米左右的深沟，像加工沙丁鱼罐头一样，把尸体一个紧挨一个码放整齐，推埋上几十公分的土，上面又码第二排，然后再推土，再第三层，直到高度与地面齐。我们在前面不是说到昆明工学院有138名教职员工在地震中死亡吗？远在昆明的老师得知消息，连夜去昆明钢铁厂借了两部卡车，狂奔现场将尸体全部运回来，摆放在学院广场暴尸，等待家属从全国各地赶来认领。那年头讲革命化生活方式，死者多为分居的单身汉；那年头通讯和交通之落后也没法说，等认尸的家属赶来，有的早过了十天半月——好在天气奇冷，尸体还没腐烂。
这事公然违抗了“必须就地掩埋”的命令，惹得谭将军雷霆大怒。更何况这些死人全是知识分子！虽然该大学是八派（注：指云南造反派群众组织中的“八二三”组织，是受到谭甫仁当局力挺的一派）老窝，深得将军倚重，可是，“你们就该搞特殊化吗？难道知识分子就比当地的贫下中农高贵吗？”他严令申斥，要该校领导必须深刻检讨，一次不行，写二次；二次不行，三次……
说到这事，甫秘书对谭将军做法颇多微辞。我们是从他的牢骚里才听出些真相的：很奇怪，正因为此，我公然对甫又有了好感。
地震时期，云南人还有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仅仅听听喊口号这劲儿，你就足以感觉到云南人类对地球有多仇恨。事实上，被文革搞得精神错乱的昆明人，在此前已经开始荒唐地发泄这种仇恨了——事情具体是从1969年12月28日开始的。内容是向滇池发动的“夺取良田万顷的人民战争”，简单的定义就是：“围海造田”。《云南日报》的记者们在东风广场10万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现场发出了如下报道：
红日刚刚从东方升起，来自晋宁、呈贡、富民、西山、官渡、五华、盘龙各县区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高举红旗，手捧红宝书，敲锣打鼓，迎着朝阳，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进入会场……
“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此举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教导，改天换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备战、备荒，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第二天开始，昆明地区的工人、农民、军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在四个月、即1970年整整三分之一的漫长时间里，一律停产、半停产、停课、半停课地参加了这一愚蠢“壮举”。具体工程内容是：在滇池草海部分横建一条六公里长的大坝，然后抽干坝内湖水；同时，从滇池西岸的山上炸石取土，用船运来东岸，在排干的大坝之内填进约一米厚度泥土，从而造出约三万亩农田……
通海地震，为正在编写积代会典型材料的秀才们增加了“新题材”，推出了“新典型”，收获了“新成果”。比如，震中：通海-建水二县结合部涌现出来的女典型J某，家乡突发大地震时从外地急急赶回，首先不救人，而是心急火燎去废墟中把收音机扒将出来——据她的“讲用报告”说，她是想马上听北京的声音，让毛主席指挥战斗——仅此一端，年方十八的J不仅当了积代会省代表，而且青云直上，很快当了省委常委。笔者有幸在积代会的昆明医学院分会场亲耳聆教了J某生猛难当的一副伶牙俐齿，时间是那年的十一月。J的演讲是那么的兴高采烈，好像万人抛尸的通海大地震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
顺便说一句，就在J某迅速窜红不久，趁批林批孔之风，省委一号大院便有大字报贴出，题目是：《省委三千金》（对云南省三位政坛女士的窜红提出质疑）。大字报批露，说“三千金”之一的J某当年地震中那“动人事迹”实际上是“见物不见人，救物不救人”，皆因财迷心窍：那时全民生活水平低下，收音机很值钱的！
周孜仁，网刊《记忆》第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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