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波浪潮来了，街头流传陶铸的一个讲话，主要精神是工作队（组）整群众的黑材料要一律销毁，不许隐瞒、转移和私藏，有违犯者要开除党籍。于是工安公司野战兵团开始抄相关的公司办公室，还搞过一次抄家。我忘记了是谁告诉我说，公司搞过专案的戎宝福家里藏有黑材料，于是我带着十多个人抄了戎宝福的家，我在“文革”中就抄过这一次家。我不认识戎宝福，去他家里一看，原来戎宝福是一个瘦瘦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戎宝福很配合，我们也很文明，但也少不了翻箱倒柜，只是没乱扔东西。我们把翻出来的东西静静地看了一遍，再放回原处，什么也没抄到，当然什么也没带走。
后来别的地方说抄出了不少黑材料，且涉及到几个具体人（详情记不得了）。于是我们决定去广州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反映情况，并要求开除这几个当事人的党籍。征得当权派同意（否则财务不会给报销差旅费，那时坐火车不要钱，但吃住是要钱的），我带了上十个人去广州。
1967年1月4号到了广州，早上4点一下火车，第一次领略到了南国风光，果真大开眼界，到处是一片绿色。在武汉上火车时还是一片茫茫大雪，又是棉衣又是毛衣，外加雨衣，一到广州，穿一件毛衣足矣。我们到事先联系好的中南冶金设计院招待所住下，因为这个设计院和一冶是一个系统的，住宿费每人一天四毛钱，买餐票进餐，估计一天六毛钱。招待所离毛主席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很近。第二天下午一觉醒来，穿着单衣单裤上街，那叫一个神清气爽，真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几天几经打听，知道武汉学生三司红卫兵在羊城极有势力，中南局的领导都被他们控制着。三司学生看在武汉同乡造反派的面子上，答应给我们引见中南局领导，并告诉我们，代理第一书记陈郁病了，见不了，第二书记吴芝圃不在广州，只有见第三书记金明。我想，管他是第几书记，只要见上就算不虚此行，回去有个交代就成，三司学生和我们约好过两天安排接见。
第三天中午刚吃完饭，三司同学叫来一辆军牌的吉普车，让我们去四个人，他们不去人，由司机保证接送。我和张治能、华永新等四人上了车，上车后发觉后面还跟了一辆车。一出大院，两台车在广州市区东转西转，大约转了一个多小时，神神秘秘的。于是问司机为何兜圈子，回答说怕有人跟踪。三点钟过了才一溜烟开出城外，去哪里，我们没问司机也没说。直到五点多钟才见前面一片小丘陵，满目翠绿，迎面一“从化温泉区”的大牌匾。沿洁净的水泥路上行，远见一彩虹型跨溪桥，桥边一亭上书“滴翠亭”，系郭沫若手书，再看门匾上“流溪温泉”四字，似朱德或董必武手书。过桥见一栋两层精舍，为流溪宾馆，我想起来了，此处系当时常见诸报端的亚非作家协会的办公地。我的第一感觉是当权派真会找地方，真会享福，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建筑群，四处假山园林，人工小溪，花红柳绿，楼台亭榭，真个是人间仙景。
进得宾馆，一人发一条新毛巾一块香皂，由个个英姿飒爽、穿军大衣的十八九岁的女军人分别带至四间客房，不是睡觉是去室内洗温泉澡，然后用餐，等首长接见。洗完澡，小军人带我们去用餐，估计是首长的小餐厅，因为桌椅不多，显得十分宽敞，且窗明几净。二位女兵招呼用餐，四人坐一小圆桌，上置六盘菜，分量均不多，一高脚圆盘盛满米饭，一人一套碗筷，四双公筷，高脚大杯盛的冷开水一人一杯。不知此水是喝的还是漱口的，我们正口渴，端起就喝，也无人制止。六个菜一个也叫不上名字，好像都是素菜，没有吃肉的感觉，但十分可口。尤其是那饭，味道简直好极了，我第一次吃这种米，不知其名，不要菜吃三碗不成问题，可惜一人只有一小碗。菜没吃到一半饭没有了，于是请女兵帮忙再添一盘饭，回答说没有了。问什么意思？答饭菜是配套的，这是四人餐，要加饭就须再上六盘菜。张治能说可以，那就再上一份。女兵说，再上那就要由你们自己付费了。我问多少钱，女兵很随意地说60元。我一听，天哪，我两个多月的工资。其他几个人也听清楚了，四个人不约而同放下饭碗，夹着尾巴悻悻地逃也似地离席而去。
如果说这个才叫生活，那我们平常人过的日子叫什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平常过的日子才叫生活，这里的日子又叫什么？眼下还是在“文革”期间，是当权派受苦、被人民逼得恨不得抹脖子上吊的日子，尚且如此奢侈，那平时呢，鬼知道。这样的日子任谁也不愿放弃，包括你和我，为了不失去或者夺回曾经拥有的天堂，把你整得死去活来，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也在所不惜，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容易等到12点，首长到了，在小会议室接见我们。金明，50岁左右的样子，穿着黄呢军衣和草绿军大衣，瘦瘦的，好像说的江西话，但我们能听懂。金明首先要我们汇报来意，他很耐心地听我一个人讲了大半个小时，不时插话，最后问我们具体是什么要求，看他能做什么。我说要求按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开除那几个私藏、转移黑材料的相关人员的党籍。金明说开除党籍要遵守一定的组织程序，要履行相关的手续，而且要从支部办起。我说你可以下指示嘛，他说那好，我给你们写一封信给张体学同志（湖北省长——老高注），让他来责成你们单位落实。于是女兵拿来一本信纸，金明抽出他身上的大笔杆黑色钢笔，用蚕豆般大小的繁体字写道：“体学同志：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同志来反映他们单位私藏黑材料的事，请你按有关规定了解后督促处理一下。金明”。最后署上时间。写完让我们看了，还认真地问：“这样行不行？”我们不知道行不行，但也说不出为何不行，只好说可以可以。金明说：“那好，没有别的事你们就先去休息。”说完站起来和我们一一握手，算是送客了。我们正准备走，女兵示意我们等一下，然后她把金明送出小会议的侧门，才回过头来问我们去不去休息一下，我们说不用。女兵说：“那好，你们坐一下，我去叫司机。”其实是要我们多坐一会儿，让金明走远了，这才让我们离开。看来“让领导先走”不但早已有之，而且应该是一种规矩，即使文革也难以从根本上触动这种上尊下卑的规矩。
回到住地，我一琢磨，坏了，这一趟算是白来了。大家说：不是拿到金明的批示了吗？我说活见鬼，这张批示跟一张白纸没多大区别。大家问为什么，我说：第一，我们到哪里去找张体学？第二，就算找到了他，他认不认这张纸？第三，如果他认也同意去办，那我们直接找张体学不就行了，还找什么金明？第四，如果张体学再照这样写一张给宋侃夫（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然后宋侃夫再写一张给徐扬，这样转来转去，捆起来跟绑起来都是一回事。这些当官的，整死人不偿命，哄死人更不偿命。事已至此，我们打道回府也不为过。况且也不吃亏，按规定出差是有补助的，外省一天六角钱，住宿费照报，六角钱正好是我们在这里一天的伙食费，等于这上十天吃的是公家免费饭，而且我们也不用自责，也不算有私心，因为它名正言顺，因为它符合规定。
回到武汉，此桩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万幸，真要开除了那几个人的党籍，如今怕是又多一宗罪，又多树几个敌。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徐正全著，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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