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毛泽东“第一桶金”中的“人证”？

陈小雅


此外，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在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以下简称“章本”）和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以下简称“李本”）之间，还有两个重要区别，那就是：

一、李本所述的转交过程，有蔡和森在场，而章本所述过程，没有“人证”在场；

二、李本所说的“三万元”是从谭延闿处得到的，章本所说“两万元”是从社会各界募集到的总数。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哪一种说法又更正确呢？下面，让我们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谁是毛泽东“第一桶金”中的“人证”？

首先第一个问题：蔡和森是毛泽东“金案”中的“在场者”吗？经查《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载：

“（民国）九年春蔡和森、蔡咸熙、向警予……到法”。

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说：

“我本打算自己回湖南的，实在是时间促了（二十五日放洋），不能分身……”

查黄利群《留法勤工俭学简史》，1919年12月25日，确有一艘名为“盎特莱蓬”的客轮从上海赴法，所载留法请工俭学生50余人。该轮到达法国的时间是1920年1月28日。

这就是说，蔡和森的离沪时间为1919年12月25日。如果毛泽东得金时间是1920年6月的话，蔡和森是不可能在场的。而李本所说蔡和森“在场”的场合，可能是另一时间里，另一笔资金的转交场合。也可能是章士钊对来人的记忆模糊，或转述者出错。

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一种可能性。

章士钊和毛泽东之间，是否存在两次资金交接？

这便要说到毛泽东第一次离京赴沪的时间——1919年3月。在这个时期，章士钊人在哪里，又做着什么呢？

这里，我们不得不对章士钊这个人的生平履历有所交待：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时期，为黄兴发起的湖南“华兴会”成员，曾任《苏报》主笔，是著名“苏报案”的当事人之一。曾留学日本、英国，学习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作有《论英国宪法》一文。所译日本宫崎寅长《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文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为早期宣传孙中山最得力的著作。后创办《甲寅》杂志，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辛亥革命后，章士钊以湖南省议员身份参加国会，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北大图书馆长、北京农业学校校长。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把持护法军政府，排挤孙中山去职，岑春煊 为总裁，章士钊应岑之邀，南下任军政府秘书长。同年秋冬之际，再度赴日，请旅居日本的唐绍仪回国，以“南方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上海南北和会。1919年2月，章士钊也以“南方代表”的资格，与唐绍仪等一同前往上海，参加“和会”。

据白吉庵的《章士钊传》  ，这次“南北和会”从2月20日一直开到5月14日，前后开了将近三个月，正式会议不过八次。因为双方军阀都是在敷衍舆论，各怀不可告人之目的。尤其是北方在谈判期间，一直不放下武器，故在停战与国会等问题上，双方意见，争持不下，矛盾无法解决，终致和谈破裂……

这就是说，当毛泽东1919年3月到沪之时，章士钊正好在上海。而既然两人都在上海，就不排除有可以见面的机会了。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参考，那就是在1919年，章、毛相识的“牵线人”——杨昌济——还健在，而不幸于1920年1月去世。坊间一直流传，毛泽东是拿着杨昌济的介绍信去见章士钊的。那么，解读这封“介绍信”的内容，就成了我们确定毛、章相见时间的关键。这封“介绍信”，究竟是如何写的呢？目前流传于世的章士钊的原文，是一篇追念与杨昌济友谊的文字。这里主要摘录他回忆1918年与杨分手后的情况。其中提到毛、蔡的事，仅只一句：

“……入北京大学讲逻辑，始得趣君入京，同任讲席一年。逾年，即岁戊午（1918年），南北以护法又战，吾不得安于北，急驰入粤。越二年庚申（1920年），余赴上海议和未就，则适于是时闻君以暴病终于京师矣。凡君与吾相交始末，大略如此。……方叔章语余，君临终，彼在侧……时吾滞留上海，连得君两函，一谓彼已定五十年读书计划，一为吾称述二人学行。二人者，毛泽东与蔡和森也。函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由是以知君以极庄严之理学，运之于极宏远之政治。”

章的这段文字，载于他1963年3月写的《杨怀中别传》之中，这个时间，恰好是毛泽东与章含之散步，谈起当年捐款，并开始实践自己的诺言——对章分期偿还——之后。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章士钊的这段回忆，是由“毛泽东还款”这件事引起的。因而，我们得以发现，杨昌济当年推荐毛、蔡，并非想要章士钊——这个在岑春煊政府当秘书的要人——为毛、蔡二人谋一个职位，而是有既定的、明确目的的。换言之，那不过是一封“取款介绍信”。至于杨昌济为何在这个时候，以这样推重的口气谈毛、蔡，以后我们还要谈到其“不得已”的背景。这里暂不赘述。

言归正传，那么，杨昌济的这两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可以肯定，杨昌济写这两封信时，身体状况是不错的，不然，他不会订出一个宏伟的“五十年读书计划”。其中“连得两函”，说明前一封谈“五十年规划”的信，与后一封“取款介绍信”，相距时间不远。所以，这个时间，只能是1919年。

但是，章士钊的文中，并没有提到，杨的这第二封信，是否由毛、蔡面交的。如果是毛、蔡面交的，则二人提款，应在1919年；如果不是面交，而是先得信，后交款，那么，毛泽东从章士钊那里“得金”，很可能时间就在以后，并且只有一次。而如果只有一次，那么，那个在场的“人证”就不是蔡和森，而是另有其人了。

按照章含之的回忆，当年，他父亲转交那笔款项——“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从字面上看，似乎没有“人证”在场。但是，此处所说的“毛泽东”，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一人”，而可能是一个代称——泛指“毛泽东们”。笔者认为，以章士钊的老成世故，他不可能将别人托交的、这样大的一笔钱，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与毛泽东 “私相授受”。所以，笔者相信，当时，定还有旁人在场。从章士钊本人的上述回忆中，我们已不能使事情有进一步的进展，于是，笔者只好再寻求旁证。
《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