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话迁都（上）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向纵深推进，迁都之议也随之兴起，近些年来屡见将我国首都由北京南迁长江流域的议论。

　　而百年前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府时，就建都问题也曾有过激烈争论，当时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就建都某地之利弊进行陈述论辩。众所周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力主建都南京，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则非要留都北京不可，两派为此争得几乎翻脸，当时名流如章太炎及社会各界人士也都在报刊上各陈己见，最后经过反复论证，临时参议院几次表决，临时政府还是由南京迁到了北京。但也有人认为武昌以其首义作为民国首都应当仁不让，另外，还有暂时建都上海、天津之议。国民党北伐成功，初虽有“宁汉之争”，考虑过定都武昌，但随着蒋介石的得势，1928年重又将民国首都定在南京，北京改名北平。1949年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后，首都又迁回了北京，但也曾有定都西安之议。

　　民初建都争论考虑的多在政治层面，是利益之争。当今迁都之议则更多地从经济层面考虑，谋划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我们抚今追昔，比照前辈和今贤的议论，也就迁都问题谈谈看法。


　　一、超大型都市北京作为首都已是不堪重负

　　为什么要迁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定都北京已有60多年，首都北京天安门早已成为国家的象征，从孩童时代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长大又唱“雄伟的天安门”，在很多人心目中，首都北京已具有神圣地位，迁都简直不可思议。

　　历史上北京也曾经辉煌，在古代中国王朝的后半期，辽、金、元、明、清，北京一直是帝国政治中心，建都已近千年。其地形胜，向北可控扼满、蒙，向南得抚育华北、中原。元明清时以京杭大运河连通南北，东南财赋得以源源不断地北运，长城一线得以滋补坚守。经过数百年不断的经营，北京成为帝国政治心藏，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近代鸦片战争后虽历经沧桑，渐呈残破，但共和国建立之初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北平，恢复了北京旧名及其首都地位。

　　1949年的北京只是一座百万人口的消费性城市，城市功能设施各方面都相当落后。成为新中国首都后开始发展工业，市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工作，经过60多年的建设，现在北京已成为功能齐全的超大型国际性都市。

　　然而，问题也来了。规模超大，不堪重负！据统计截至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两千万，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726.4万，加上其他一些无法统计的、短期流动的等，其总数早已突破两千万。搞得北京房价奇高，房租奇贵，交通拥堵，人们在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同时，却也有诸多不便和烦恼。政府行政也出现了效率低下，想管也管不好的困扰，光应付全国各地来上访的群众，就忙得不亦乐乎，警察是超负荷地工作，高层领导也神情紧张。

　　按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人口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应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这个指标实际上早已突破。如果说是指户籍人口，也很快就会突破，因为近几年北京市新增户籍人口每年都突破50万，按这个增速还能够撑多少年呢？况且以户口来计算人口毫无意义，因为有很多外地有钱人在京置地买房，没有户口他们照样生活着。户口这东西本来就很不合理，现正议论改革，外来业主们也琢磨着总有一天会取消户籍，自己一家将融入首都呢！穷人租房蜗居的更是不计其数，这是因为特权城市北京的畸形发展，在北京打工挣钱相对容易些，白领蓝领工作都好找些，于是乎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往北京涌，挡也挡不住。

　　过度扩展使北京在水、电、能源、土地等资源各方面都难以承受，中央也要求北京市政府拿出切实措施解决拥堵乱象。市政府只好向无户籍的外地人口开刀，今年8月勒令关闭30多所农民工民办学校，目的就在于驱赶他们离京还乡。但这对外地人特别是是农民工极不公平，首都建设离不开农民工，他们的子女难道只能做留守儿童，随父母来京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

　　首都北京成了特权城市，河北有一考生在网上发帖抱怨，被河北省包围的北京、天津高考分数比河北低100多分，农民孩子奋力学习也考不上好大学。河北全省都无一所重点“一本”大学，好大学都扎堆在北京，有钱有势的家长为孩子前途着想，千方百计做“高考移民”，北京能不人口膨胀吗？

　　看病也得往北京跑，因为好医院也都扎堆在首都。光解放军医院从301排到309，个个都是设备最好的，何况还有“2”字打头的军区医院，还有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武警总医院、二炮总医院等，个个都比江西省任何一所最好的医院条件好，那病人又怎能不往北京跑呢？怪不得凡医院周围的房租都飙升，尽是照顾病人的亲属，这些人能赶他们走吗？

　　医院多且设备条件又好，则在高干病房住院的离退休老干部也多，这些人谁也不敢赶他们走。北京又是高官扎堆的地方，党政军高干大多配有公车，交通能不拥堵吗？高校多毕业生也多，2011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约23万人，相当于一座中小城市的人口，他们也都想留在北京享受特权，一个公务员职位好几百人报考，就业问题又拉起了警钟。

　　中国自周秦以来都是以政治权力调配全国资源，政治统治中心的首都受到各路诸侯贡奉，地方财赋都要集中于首都，首都拥有特权，能在天子脚下居住的人自然也能沾光。但各方贡赋坐吃山空，首都也承受不了，唐朝长安因黄河三门峡阻断漕运，皇帝只好带着百官经常往洛阳“就食”，被讥为“逐粮天子”。

　　由于现代化的铁路交通，现在北京倒不致于“逐粮”，但“饮水”却日渐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现代标准最低人均水资源量为年300立方米，但中国整个北方地区都很难达到，是严重缺水地区，北京属严重缺水城市，目前实际年均用水量约36亿立方米，而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每年有10亿立方米的缺口。解放以来北京修了许多水库，如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但赶不上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光日常生活用水，就占去北京用水总量约一半。天津在改革开放之初“引滦入津”，这对日益扩大的大天津也只是杯水车薪。目前京津唐地区的水资源形势已十分严峻，天津靠海尚有点办法，北京则境况堪忧。为此国家投巨资修南水北调工程，把长江水北调，但整个华北都缺水，农业用水要优先，北京又能分到多少呢？我看与其耗费巨资“引水”，不如“逐水”而居，把首都迁到有水的长江流域去，一劳永逸地解决水资源不足的困境。这也是借鉴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因水而迁都的故事殷商时就有，宋朝君臣定都南北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开封，考虑的就是水利之便，从此彻底告别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汉唐故都长安，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是宋都汴梁赶超汉唐的繁盛景象，若还留恋长安，其可得乎？

　　古城北京除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外，并无其它什么资源优势。作为千年古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本应珍惜妥善保护，印度独立时为保护古都德里，在其旁边建新德里。新中国成立定都北京时，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教授建议在通县建新北京，将古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当时一穷二白，开国领袖听不进去，一头扎进故宫之侧的中南海，至今仍没出来。革命者对“封建旧物”也看不起，要破旧立新，发展工业，北京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发展现代交通，把古城墙和许多牌楼都拆了。梁思成教授多次呼吁不起作用，但他抗战时写一封信请美国不要轰炸日本古都奈良，却能起作用。现在为建高楼又在拆四合院，古城面貌不再，其诚可哀也！以中国之大，又如何不能保存好一个千年古都！

　　古都风貌的破坏是不可恢复，让全世界都感到惋惜。辉煌的经济社会扩展也使古都面目全非，不堪重负。和汉唐故都长安一样，北京因过度发展而导致资源枯竭。资源过度输入又导致环境日益恶化，光城市垃圾处理就令人头痛，污水处理厂也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城市空气质量极差，区域生态更遭到严重破坏。因北京用水太多周边地区就发生水荒，又导致周边环境沙漠化，现在北京每年春天都黄沙漫漫，朱镕基总理在任时就感叹中国有可能因沙尘暴而迁都。此论一出，又引出各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的热议，有专家指出：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已不堪重负，迁都是早晚的事，无论是从国家长远发展还是从战略安全考虑，迁都都不可避免。


　　二、中部隆起的武汉及辛亥革命建都之议

　　首都北京所遭遇的境况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出现，如近邻韩国和日本。韩国首尔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其资源高度集中情况比北京还糟，又处在北朝鲜核弹威胁下，所以早就有动议迁都中部的大田市。日本也早有迁都之议，举国所有中心都集中于首都的情况，东京较北京更甚。今年3.11大地震更是给日本当局敲响了警钟，震中若仅仅南移一百来公里，京畿将万劫不复，国家将陷于瘫痪。日本国会于是动议在东京之外另设立副都，即第二首都，或曰分都，以降低风险。

　　设正副二都在我国古代西周、两汉、隋唐及明清都有过，隋唐把长安作正都，洛阳作副都；明先定都南京，移都北京后保留了南京副都地位，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时，明副都马上升为正都。清入关后也把原来的都城沈阳保留为副都，称盛京。分都两京的情况在清亡后百年间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也是存在的，至少是有所考虑，或因国务需要短时期曾有过“副都”。分裂割据时自立为都暂且不表，蒋介石和毛泽东大权在握时，就都曾把风景秀丽的庐山当作“夏都”，在庐山演出过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作出过关系民族存亡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抗日战争初考虑过洛阳、西安作战时首都，最后定重庆为陪都。文革高潮时因中苏交恶，为避免苏联“外科手术式”突然核打击，毛泽东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与副手林彪元帅秘密决策在南方建立战时统帅部，选址在武汉以南百公里的咸宁，此乃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的家乡，由黄总长指挥在咸宁修筑了地下统帅部，即拟议中的战时首都。这不就是设副都吗？当然最终没有成为事实，所有工事后都报废，现辟为旅游景点，参观者是络绎不绝。

　　选址湖北咸宁作为文革秘密“副都”，有人说都是黄永胜作的决定，这是皮相之见，没有正副统帅毛、林的点头，上将黄总长能作得了主？为什么是咸宁呢？我们注意到，现今论者议迁都时，很多人提出武汉南北的岳阳或信阳为首选地，都是在武汉周围考虑。几代人都不约而同地以武汉为中心，来考虑定都或临时副都，其中确有其内在的深刻战略考量和道理。我们今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大家都清楚，但同盟会曾考虑定都武昌却不一定知道，只是因缘巧合，民国首选临时首都才与武昌擦肩而过。

　　据现存革命资料，早在1902年，孙中山就与章太炎讨论过日后建都问题，章记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洪秀全定都金陵的功过有评价，说：“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孙中山全集》卷1，215页）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湖南人程潜谒见孙中山请示革命方略，中山提出慎选革命基地，认为“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成，攻占较易”。（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在四地形势分析中，对武汉十分看好。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其中立足两湖的华兴会人最多，着即筹划武装起义，首选地即两湖地区。06年同盟会联络会党发动了萍醴浏起义，有众3万，这是同盟会发动的第一次起义，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因组织不善而失败，党人或牺牲或被俘损失很大。这使孙中山把注意力转向了滇粤边陲，打不赢可逃跑，但规模都不大，影响力也很小。最后武昌起义还是在帝国中心开花，并成功了，但却不是孙中山、黄兴领导，也在其起义计划之外。引发起义的保路运动，虽在成都最先发难，但也与武汉有关，所保的“路”即川汉铁路，即由武汉西入四川的铁路，还有正在修筑的粤汉铁路，加上已修好的芦（沟桥）汉铁路，我们发现，武汉处在现代铁路交通的中心，加上长江水道，可谓九省通衢，孙中山所谓“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所言不虚。

　　所以我们说辛亥革命首义在武昌，从地理交通形胜看，绝非偶然。只可惜当时革命大腕领袖没能算计到，起义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场，群龙无首之际起义士兵拥立了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鄂军政府都督。宋教仁、黄兴赶到武汉，想成立中央军政府，但在汉口、汉阳打了败仗，丧失威信而黯然离鄂。但黎元洪成为首义元勋，也有可能在武昌主导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其地位连云南蔡锷、海外的孙中山及敌方首脑袁世凯都承认。时上海立宪精英策划模仿美国独立战争费城十三州会议，在上海成立临时国会，也遭黎氏否决，黎要在武昌成立政府和国会俱在的中央政府。上海的各省代表只好乘船来鄂，袁世凯的和谈代表也来鄂与黎接洽。但由于阳夏之役失败，北洋军在龟山设炮轰击武昌鄂军都督府，黎元洪狼狈逃跑。各省代表也不愿在鄂与袁世凯订城下之盟，在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的鼓舞下，作出定都南京的决议，使民国临时首都与武昌失之交臂。（未完待续）

袁刚，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