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0日 星期五

辛亥百年话迁都(下)


  (续前)南京虎踞龙蟠,为六朝故都,朱元璋和洪秀全也曾定鼎于此。江浙联军克复南京,在武汉和上海两地的各省代表于是齐集南京,选举黄兴为大元帅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武汉方面虽不情愿也有所抗争,但年底孙中山回国选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选为临时副总统,也就不好再争了。至1912年元旦终于成立中华民国,暂定都南京,与北京袁世凯主导的新政府和谈。

  然而南京作为临时首都也仅4个月。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1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请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全体一致公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中就有定都南京,不能更改。辞职后俟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乃行解职。参议院为定都问题在14日、15日还两次举行投票,第一次的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5票主南京,2票主武昌,1票主天津。参议院向总统陈述:“今日南北既经统一,即应统筹全国,图所以统一之道。临时政府地点为全国人心所系,应在可以统驭全国之地,使中国能成完土,庶几以维系全国人心,并达我民国合五大民族为一国之旨。前经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南京者,因当时大江以北尚在清军范围内,不得不暂定临时政府适宜之地。今情势既异,自应因时制宜,定政府地点于北京。将来新举总统无论何人,应在北京接收事权,事经议决,请查照行之”。(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对此孙中山极为震怒,要求复议。复议结果为19票主南京,6票主北京,2票主武昌。(《参议院议事录》)我们注意到,两次投票结果虽不同,但均有两票主都武昌。前亦有一票主天津者,则是因袁世凯曾想避开清廷和南京方面,由他另行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遭南京反对而作罢。

  袁世凯当然不愿南下就任,从上面第一次投票多数主都北京的情势看,当时多数人包括同盟会革命党人也都认为建都北京更合适。但孙中山等很固执,其目的在于制约袁世凯,迫其就范。然孙、袁之外的多数人则能超越党见,就建国宏图、地理形胜等方面,纵论都城建制。为此,就民国建都问题,在全国范围举行了一场大辩论,江苏都督庄蕴宽及黄兴等政要,也都公开发表看法,辩论十分激烈,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就首都建置最大的一次辩论。

  辩论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早在1912年1月21日,张謇就在《大公报》上发文说:“民军政府曾有主持迁都武昌之说”,他认为不可,而“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章太炎考据历史,也在《大共和日报》上刊文,先主张建都“宜在中原平陆”邺、洛,后亦主建都北京。当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定都南京时,章即公开发表《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认为“金陵南服偏倚之区,备有五害”,军事战略上不能控驭北方,政治上有土崩瓦解之忧等,认为“迁都南京,则放弃满蒙”。告诫:“谋国事者,当规度利弊,顾瞻全势,而不可以意气争也”。(《时报》民元2月13日)

  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发表《建都私议》社论,也公正持论首都宜建于北京,并提出建都八大理由:谋政治之统一,谋经济之发展,谋财政之撙节,避外交上之烦难,筹边防之支持,谋兵权之统一,达光复之目的,巩固共和之基础。时有在京蒙古人更提出:“缘中国以二十二行省而论,则设立南京为宜。若合满、蒙、回、藏而言,则北京实为适中之地”。当时舆论一致认为:“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迁移,则控御失宜”。(《大公报》民元2月23日)最后,民国首都还是安在北京。但1928年国民党又移都南京,其结果则是不出三年,满、蒙就被日、苏侵夺,可见民元建都北京的议论,是深有其道理的。

  在都南京还是北京激烈争议之际,首义湖北黎元洪集团也不失时机地发出声音。黎分别给南北政府发电报,提出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似以武汉为适中之地。湖北省议会还通过决议以武昌为国都。民元2月27日,黎元洪《上大总统并各机关书》陈说:“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自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虽然时议多主都北京,但黎氏认为只是“暂时权宜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而“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画一切。一面开辟武汉建筑新都”。(《黎副总统政书》卷7)黎元洪提出在武汉规划长远首都的设想,无人理睬,但其所陈正是当年孙中山考虑的,武汉正是同盟会最初设想建立统一军政府的首选地,只是因为鄂督落到了“异己”黎元洪之手,才得不到支持。但黎元洪所陈武汉“居中驭远”的“枢纽”地位,及孙中山同盟会早年所看重武汉“绾毂南北”,“可以号召全国”的形势,其可作为民国中枢的理由,现在看来都不无道理。

  武汉居长江之中,上古是荆楚蛮荒之地,在古代历史上从未成为都城。东吴孙权为抵御蜀、魏,一度议迁都武昌,但大臣们“宁饮长江水,不食武昌鱼”,坚决抵制。唐宋以后随着长江流域经济上超过黄河流域,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湖广督抚所在的武昌地位日渐升隆。特别是清末京汉铁路的修通,稍后京广线与长江交汇,更大大提升改观了武汉的地位,使武汉的地利形胜,有如北宋汴梁以运河黄河之交汇,取代关中而为天下之中心。“居中驭远,莫若武昌”。孙中山、黎元洪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林彪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文革中选中咸宁作为战时统帅部,绝非偶然。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时贤所议北京建都的理由,其控扼满蒙的政治军事优势已渐失去,中枢战略地位业已动摇。当今洲际核弹、精确巡航导弹等,早已使北京无险可守,人口集密各方资源富集,反而成为战略负担,战时输不起,文革时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搞的就是战略疏散。资源枯竭经济上没有任何优势,水资源无法根本解决,越发展经济,越加重国家负担。有学者称:中华要崛起,早晚要迁都。超大型都市北京既已不堪重负,无建都优势,以其赶老百姓走,不如政府自己走。权为民所用,告别特权,告别臃堵,告别沙尘暴,以新都开创新的未来。

  迁都之议一旦开启,人们的目光重又投向了居长江之中的武汉及其周围地区,那么,到底何处合适呢?


  三、国共两党“夏都”庐山脚下的九江是新都首选之地

  武汉的区位优势近代以来是特别明显,但经百年发展,武汉自身也成为超大型都市,虽水资源无忧,但和北京一样也有其不堪重负之处,人口太多,工业过度发展,环境污染等。从世界各国迁都之例看,都是选择内地中小城市,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迁都也是促进落后地区开发的重要举措。

  美国当年把首都由费城迁往十三州之外的内地华盛顿,就促进了西部开发。巴西也把首都从沿海的圣保罗迁往内地新城巴西利亚,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国也都把首都从沿海大城市迁往内地小城。哈萨克斯坦甚至告别美丽边城阿拉木图,到中部旷野新建阿斯塔纳作为首都,巴基斯坦也是告别大城市拉瓦尔品第,择新地另建伊斯兰堡为新都。这些国家的迁都,都大大促进了落后内地的开发,促进了国家社会的全面发展。

  以前首都选址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控制军事战略,现在则多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考量,要兼顾地理资源、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把首都迁往中原内地,可以促进中部经济崛起,推动全国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于是有人提出武汉南北京广铁路沿线的岳阳、信阳作为侯选城市,两个小城市都有其一定优势,但也有弱势,交通都仰给于武汉,区位优势并不明显。还有人提出河南南阳、洛阳,则不仅交通不便,水资源也成问题。依我看,武汉以东两百多公里长江边上的江西九江市最合适。九江众水汇集,江环九派,武汉所具备的优势她都俱有,武汉所负荷的超大规模等劣势,她都没有。其地襟江带湖,背倚庐山。庐山风景秀丽,国共两党都曾将其当作“夏都”,说明其早就具备首都的特质。

  九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凡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战争,胜方都不能不掌控九江。赤壁之战这里是吴军统帅周瑜的总部,当时叫柴桑。元末朱元璋大战陈友谅,太平天国石达开与湘军曾国藩在鄱阳湖决战,都在九江设司令部。后来蒋介石搞所谓“剿匪”,也上庐山设指挥部,办了军官训练团。九江控扼长江中下游,湖口炮台阻断长江,辛亥革命时,炮台新军首先响应武昌起义,曾阻断溯江西上镇压武汉革命军的清朝海军,又从九江发兵南下南昌,促使江西宣布独立。抗战时也曾在这里阻击日军西进,保卫大武汉,成为战略重镇。朱元璋咏庐山诗写得最有神韵:

  庐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
  路遥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百万州。
  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

  既描述了其美景,也点出了其战略地位,是“势压东南百万州”。

  飞峙江边的庐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儒、佛、道三教都有遗迹。庐山是避暑圣地,在现代历史上其政治作为不可小觑。从1926年到1948年,蒋介石曾有13个夏季常住于此,除八年抗战外几乎年年都上山公干,在庐山上共召开11次重要会议,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财政、交通等各方面,使庐山一度成为全国军事、政治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夏都”。特别是“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作为全国各方承认的最高统帅,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谈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面抗战的动员令,从庐山传遍全中国。也是在庐山,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定,共产党军队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这些都给庐山的历史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政大陆,并没有忘记庐山可为“夏都”。毛泽东曾在1959年、61年、70年夏天,三上庐山,住进“美庐”,主持中央会议。其中1959年夏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1970年夏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对中国政治走向影响既深且剧。会上火药味很浓,“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共和国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都在庐山裁了跟头。1961年夏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调整经济,也是重大国务。三次会议期间党政军大员齐集,国家的政治中枢当时就在庐山,说其为临时首都是一点也不夸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神速发展,江西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相对于沿海及周边省市还是有差距。江西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是弱势,因为在以政治权力调配资源的时代,江西往往很吃亏。历史上江西从未出现过政治权力中心,局部的区域性中心也不是,那怕是割据政权也没有谁选择在江西建都的,当然红色故都瑞金除外。江西地处楚头吴尾,政治上地位低造成其经济上的边缘化,虽然物华天宝,却成为多个政治权力中心抽取财物的地方。明清江西隶属于湖广总督,督署一直在武昌,江西巡抚总是矮一截。近代长毛之乱湘军崛起,为筹军饷曾国藩到处设卡收“厘金”,绝大部分都压在了江西身上,兴盛了好几百年的江右商帮自此被彻底压垮,于是乎肥了湖南损了江西。红色故都倒是先后设在瑞金和延安,却不是因其富而是因其穷,因其偏僻,穷则思变,山沟里才能出马列主义。

  其实,江西经济社会实力被湖南超过,也就近百年间的事,京广铁路的贯通使西邻湖南、湖北占尽了风头。好不容易熬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投资兴建了大京九铁路,使江西不再偏僻。但不出十年,中央又投更多的巨资修筑粤汉高速铁路,湘鄂人流物流资金流更加富集,中部城市群隆起,江西又再一次被边缘化。江西得到中央的投资一贯就少,拿不出国家级大项目,为了安抚江西,乃把鄱阳湖区域治理纳入所谓“国家战略”。什么国家战略?不就是给点钱吗。那么洞庭湖、太湖区域治理,为什么就不可以纳入国家战略呢?江西向中央要钱找不到过硬项目,只好打“老区”牌,所谓老区就是落后,希望中央扶持。中央给了点钱扶贫,但鄱阳县一个腐败股长就卷走一个亿。

  鄱阳湖区域如何治理呢?我很欣赏“留住青山绿水”的规划。但实际上为发展经济,各地都在疯狂招商引资,把沿海地区不要的污染企业引进来。我亲眼看见九江沿江有钢铁厂专用铁矿沙码头,九江在大力发展炼油石化产业,这样的高污染企业连北京都在往外赶,首钢已赶到唐山去了,九江为什么还拼命往自己身上揽呢?鄱阳湖区域治理国家战略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但如果与迁都九江长远构想结合起来,意义就非同凡响!是首都就不必搞工业化,九江如果成为第二个武汉,是福是祸,应该有个明智的判断。我认为九江周围百里内都不要搞大工业,大企业都建在瑞昌码头以西、德安以南。江西规划昌九工业走廊,应换成绿色走廊。既然首都南迁是早晚的事,留住青山绿水,迎接中华新首都的到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鄱阳湖区域国家战略。

  迁都是牵涉面极广的系统工程,也并非一声令下就能走人,最高层尚无此动议。但富集一身不堪重负的北京若有所闪失,如地震、战争等不可预测的灾难,损失将难以承受。从国家长远发展国家安全等各方面考虑,十年二十年后首都南迁会成为事实,国外的相同案例是枚不胜举。迁都是谋发展谋长治久安,作为“老区”的江西若能迎来新首都,那将是最大的发展。艰苦的革命年代共产党创建的两大根据地----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正处于九江之南北,九江是南靠井冈山,北望大别山,迁都九江其实就是回到苏区,对推动落后的“老区”建设,推动全国平衡发展,会起到巨大作用。九江因京九铁路的开通,及其至合肥、至铜陵铁路的筑成,已成为新的交通枢纽,乃七省通衢。其东西两头是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东有南京、上海,西有武汉、重庆等特大城市,如果从武汉到南京修筑一条高铁相连接,这一线将穿过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长江流域居住着5亿多人口,以上海为龙头,重庆、成都为龙尾,九江正好居其中。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九江可以取代武汉而居于中国地理中心的地位,可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居中驭远,莫若九江”。如果将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当政者现在就应很好地规划,“留住青山绿水”,少发展工业,把九江与庐山一体建成生态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建成能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历史文化名城,准备迎接伟大首都的南迁。

袁刚,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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