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碎片中的祖父唐醉石

因为父亲被打成了右派，祖母把两岁的我接到武汉，以让我避免牵连。毕竟祖父唐醉石在武汉是一位颇有威望的“无党派民主人士”。

我家不是湖北人。祖父去武汉，是被他的堂弟请去的。堂弟的名字叫唐亥，我叫他五爷爷，他在他们那一辈的大排行里排老五，我爷爷是大哥。唐亥年轻时和他的亲哥哥唐耀昆（四爷爷）在北京汇文中学念书，住在我爷爷奶奶那时的家里。“三一八”惨案中，唐耀昆和鲁迅先生著文纪念的刘和珍君一起做了烈士，同去的唐亥从死人堆里爬了回来。后来唐亥参加了革命，49年随大军南下，主持湖北省文化厅。50年底把他的大哥，我的爷爷从上海请到湖北任“文管会”主任，负责文物收集整理和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并筹备成立湖北省博物馆。

我去武汉时，祖父是在湖北省文史研究馆挂名副馆长，不用上班也没有具体工作，除了每月领一份仅次于“高干”的俸禄外，就是经常去省政协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记得在爷爷去学习出门前，奶奶总是反复叮咛他少讲话，不要惹麻烦。

省博物馆已经成立，可是许多珍贵文物堆放在露天任其风吹雨淋，祖父很是痛心，可他在博物馆里没有一官半职，无权改变现状，只能通过政协提意见。提过多次不见改进，时常质疑博物馆的外行领导。而在当时，批评“外行领导内行”是有“反党”之嫌的，这就是奶奶要唠叨的原因。

爷爷不管文物界的事了，但也还会有博物馆的人拿著东西来家里请爷爷看。一天夜里，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打开几个报纸包，其中一包是一双绣花鞋，爷爷用放大镜看了好久，好像还另外有几样小东西，大概是新出土的。绣花鞋虽不是“三寸”金莲，但也很小，很尖，且是年代比较早的。来人和爷爷聊了一会儿，走的时候高高兴兴地把所有东西都包走了。

我到武汉不久，爷爷就开始教我认字。字是用毛笔写在一寸多见方的纸片上的，每张纸一个字，每天都要学新的温旧的。学习进展似乎挺快，爷爷逢人就炫耀，孙子已经能认多少字儿了。在我记忆里，我那时总是有两三个字记不住，为这两三个字不知打了多少次手心。其中有一个字印象最深，就是“饭”字。开始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模糊记得了，总是念成“吃”字，为此还是要打手心。那时政府已经推行简体字了，但爷爷坚持一定要认识繁体字，有些方纸片一面写繁体、一面写简体，认完一面背面也要翻过来看一看。

爷爷教过我写毛笔字，临的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据我的伯父们回忆，他们小时候，爷爷要求他们写颜体，不许他们写欧体，不知为何到我这儿，反复强调要“把架子搭正”。爷爷还特别注意我拿筷子，“筷子拿不好毛笔就拿不好。”

我们住在武昌解放路322号，原先是一位医生的房子，楼下临街是他的诊所，楼上和后面是住房，我家租的是楼上临街的两间。“公司合营”后，房子充公了，原先的房东也去大学当了校医，不自己开业了，我们的房租交给专门的政府机构——“房管所”。两间房是套著的，中间隔一层木板，穿过右边（北边）的外间，才能进到左边的里间。起初里间是书房兼卧室，外间则是会客加吃饭。后来，在陕西解放军部队服役的五叔结婚了，里屋连同那张铁架床就都腾给了他们，外屋就坐卧起居加吃饭和会客所有功能全包了。

里屋还兼作书房时，爷爷常在里屋写字，我常为他磨墨牵纸。写字时他不喜欢被人打搅，当众挥毫的事并不常发生。对书法家而言，写错了和写坏了是不一样的。写漏了一个字，在末尾补上或在款跋中说明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其中一笔不理想，整张就要重新写过。一幅字写好，往往是几天后确实满意了才落款。

爷爷写得最多的是隶书，他的隶书是跟他的外公、我的外高祖学的。爷爷小时候家道中落，六岁时曾祖父就死了。爷爷的外公李辅耀在杭州做道台（相当于副省级的官员）长达三十年之久，爷爷是跟著他在杭州长大的。家里曾经收藏过外高祖李辅耀所写的隶书，有一幅约四尺整张的横幅，每个字都比手掌略大一点，间架结体和爷爷的隶书极为相近，用笔上外高祖苍劲一些，爷爷似乎更加注重厚实之感。有人说爷爷的隶书是向王福庵学的，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倒是极可能他们二人都师从李辅耀，因为李辅耀在杭州书画圈里是颇有名望的。

爷爷刻图章也是极其认真，印稿总是反复推敲很多遍，直到满意了才复印到石面上。刻完后印出来不满意还会磨掉重刻，从不苟且将就。他不用印床，握著石头的左手下垫一块橡皮垫，橡皮垫比普通信纸小一点，天长日久，在橡皮垫老化龟裂的缝隙里，嵌满了石屑。

书桌搬到外屋以后，字写得少了，因为空间拘束得很多。对刻印虽然影响不大，但对心情的影响还是明显的，印也刻的少了。因为有一份“官饷”，爷爷写字刻印从不收“润笔”，同事朋友学生找来，上到达官显要，下到食堂帮手清洁工，几乎是有求必应。书桌右边第二个抽屉，满满一抽屉石头，每颗石头外都裹著一张纸，上面写著要刻的印文及石头是谁拿来的。直到爷爷去世，他这一抽屉“印债”也没还上。

武汉是长江流域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我家房子正朝西，在漫长的暑热季节，每天下午都要往西晒的那两间蒸笼般的屋子里撒上两盆凉水降温，就这样，不到后半夜，那屋里也是不能呆人的。由于热，竹床人肉大阵也成了武汉一景。太阳西下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在自家门口的大街上泼几次凉水，天黑前再把竹床、躺椅、小凳搬到街上，入夜后大人小孩人手一把蒲扇，都到街上来乘凉。那时没有电视，聊天、下棋、打扑克，算是主要的娱乐活动，也有在路灯下阅读的。然后在竹床上睡过午夜，再回到屋里睡第二觉。我们房子的后面有个院子，院子里有三棵长得很高的梧桐树，加上那两层楼房挡住西边的太阳，院子下午四五点钟就开始转凉。可是由于潮湿且空气流通不畅，入夜后纳凉效果毕竟比大街上差一些。就在这个院子里，在此起彼伏的蟋蟀声中爷爷奶奶陪我度过了不知多少个闷热的夏夜。

沿著院子的北墙根，爷爷种了一排蓖麻。收获的蓖麻籽爷爷拿去换回蓖麻油。蓖麻油装在玻璃瓶里，瓶口用几层纱布包扎，瓶子用绳子捆在视窗的铁栅栏上，日晒风吹若干年，让他们自然浓缩。浓缩后的蓖麻油是做印泥的重要原料。

住在这两间西晒的房子里，到了冬天也因呼号的西北风而格外寒冷。窗户缝、墙缝不知用报纸糊了多少次。“针鼻儿大的孔，斗大的风”，奶奶常说。爷爷通过文史馆、统战部反映过住房问题，和当时堆在博物馆院子里的文物一样，始终得不到解决。爷爷曾是中华民国国玺的主创人员，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爷爷也被请到北京参与讨论铸造国印事宜；他还给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刻过图章，也给当时的副省长张体学刻过图章，“秘书来取图章的时候发两句牢骚不就好了吗？”周围有人建议，家人也时常埋怨，可爷爷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

爷爷有位同事，王干清，据说是个“老红军”，不知何故只有行政十二级。虽只有一级之差，可是入了“高干”的等级，待遇就大不一样了。他家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小洋房，家里还有暖气（按国家标准，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是不配暖气设备的），出入有小汽车接送。和我家的待遇形成的鲜明对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年灾害”期间，沿著家里的楼梯，码了一排南瓜、红薯和蔬菜，挂瓜果蔬菜代替粮食，鱼肉禽蛋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一天下午我从幼稚园放学回家，见到外屋吃饭的方桌上，堆满了咸鱼腊肉之类的食物，那是统战部照顾民主人士派人送来的。突然来了那么多食物，不可能一下吃完，大约一半都被奶奶分送给了周围的邻居。那应该是1962年，“三年灾害”虽已近尾声，这种特殊待遇也足以让我们家细水长流地吃了半年。

爷爷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相当于今日的“省美协”）副主席，和武汉的老书画家如邓少峰、王霞宙、黄亮等均稔熟，爷爷带我去过一些书画界的笔会、团拜活动，也去过他们的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薛楚凤家。薛楚凤是河南人，据说曾经当过冯玉祥的秘书，也在湖北省文史馆领饷，是爷爷晚年最好的朋友，往来最频繁。他长相极和蔼，一头黑发，皮肤极白皙，每次见到我都要弯腰和我握手，那双手也是极绵软。他家住蛇山脚下的一条小巷子里，爷爷每次带我上蛇山去玩，或到长江大桥看火车，回来时都要绕到薛爷爷家坐一坐。和我家比，他的住房条件就又低了许多。在一个旧式大宅里，他只住了其中极其阴暗狭小而又潮湿的一间。进门后左边墙上有一扇通向天井的小窗，而整个房间是窄窄地向右延伸的。进门的地方是做饭和吃饭的，往里一边堆了些柜子和箱子，一边有两把椅子和一个茶几，最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写字台边没有椅子，坐在床上就写字了。写字台边的墙上总有一些新画的小画，画幅通常只有一两寸乘以六七寸大小，画的是远山近水，蓑翁独钓，或者是枯藤残花，虫鱼自娱。我们在他家从不久坐，发发牢骚说说俏皮话，他们大概都觉得很满足，爷爷便带我告辞回家。薛爷爷来我家也是一样，奶奶总想留他吃饭，印象中一次也没成功过。

东湖印社成立，在东湖公园屈子行吟阁举办了展览。爷爷年轻时曾向外高祖央得孤山小盘古为西泠印社做社址，这时他也曾想在东湖风景区为东胡印社觅一处社址。在那个年代，这个想法可谓与梦呓无异。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爷爷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冲击，没有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今天这个被打倒、明天那个又揪出来了，后天又有什么人“畏罪自杀”，实在是让人心惊肉跳。我家正对面的邻居，就被红卫兵抓出来挂著大黑牌子站在家门口“批斗”。这样的场景怎能不让我们这样的非工农的知识份子家庭惶惶然生怕半夜敲门沦为下一个斗争对象？

爷爷很少出门，更加沉默寡言，朋友都不往来了，也不知他们的命运如何。在二楼临街窗下的床梆子上，爷爷常常呆坐在那里，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偷窥”著窗外发生的一切。解放路是武昌的一条主要大街，尽管我们不是在最热闹的那一段，许多事情就发生在楼下的窗外。红卫兵拦住那些有“怪异”发型的路人，当众把他们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把那些所谓“奇装异服”剪成一条一条的，把老式家俱古书旧书拖到街上烧掉，把古董砸得粉碎。装著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来回叫嚣著革命口号，那些曾经十分风光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也戴上了高帽子“游街示众”。武汉也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虽没有动用枪炮，而以长矛、大棒、砖头、石块为武器的械斗就在我家门外拉锯。武斗发生时，家家户户赶紧紧闭门窗，唯恐招致飞来横祸。爷爷晚年耳背，相信他一定听不懂那些震耳欲聋的高分贝口号，他那能对古物“立判真伪”的双眼大概也看不透那翻天覆地的“革命造反”运动背后的复杂历史原委吧？

一九六八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爷爷在楼上摔了一跤，中风，半身不遂。随即送进医院，病房里有三张病床，爷爷躺在靠外的两张病床中的一张，靠外的另一张床上的病人来来去去换了好几个。靠里面窗边的是个长期病患，护士每天从他背后用很粗的针管往外抽水。那时医院里没有护工一类的人员，家人轮流值班，说明翻身、擦洗、喂水喂饭。爷爷在那儿住了大约三个月，不见好转，吵著要出院。于是带著医院开的药回家。病榻在家里，奶奶的操劳就更是没日没夜了。

我父亲有兄弟六人。抗战胜利后一家人在上海，全靠爷爷写字刻印支撑全家。大伯二伯和我父亲都积极地投入了当时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为逃避当局的追捕，大伯和我父亲一起逃到台湾。不料不久又听说国民政府要撤到台湾，台湾海峡既将封锁。兄弟两拿出行前奶奶给的压箱底的首饰，凑成一份盘缠，我父亲回到了上海，而大伯从此音书断绝。爷爷为此多方打听，也通过统战部寻找，据说还用了福建沿海的高音喇叭喊话，不仅没有任何结果，这种莫名其妙的“海外关系”，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一九五七年我父亲成了“右派”，父亲的弟弟四叔也打成了“右派”。二伯在遥远的北大荒（“支边”志愿者）始终被怀疑；五叔在空军部队，受“右派”哥哥的牵连和“海外关系”的影响，长期得不到提拔；六叔高中毕业不能被大学录取。这些无形的阴霾沉沉地压在我们家的头上，爷爷晚年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在国内的叔叔伯伯兄弟五人就从未有过一次和爷爷奶奶齐聚在一起，更何况还有一位朝思暮想的大伯生死不明。（直到中美建交，大伯才从美国回到阔别的故土，我们也才知道他和我父亲分手后，被当局抓进绿岛集中营长达十年之久。而他回来的时候，爷爷早已安息九泉了。）

由于半身不遂，爷爷讲话很费劲，声音极小也极难听懂，后来他基本上不说话了，用他那半睁的眼睛和微微颤动的嘴和奶奶沟通。一天夜里，爷爷忽然开口了，清楚地连叫了几声大伯的小名。大人们都知道这叫做“回光返照”，也知道那是爷爷最后的惦念。三天后，爷爷咽下了最后一口郁闷之气，与世长辞。那天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清明刚过，夏天还没到来。那年我十三岁。

爷爷在世时，我家没有被抄过。爷爷的遗物大多被收进两个大柳条箱里。包括许多爷爷自己的作品，裱过的、没裱过的、卷著的、叠著的，书法、印蜕、印稿等；包括一些收藏，有些什么东西我不记得，记得的就是有爷爷的外公、我的外高祖的作品（不止一件），可能还有外高祖的父亲李黼堂（也是清朝的官员）的作品；还有几件器物，如瓷花瓶、铜香炉、粉盒之类；还有爷爷在窗台上晒了多年的那几瓶蓖麻油；应该还有一些京沪宁杭书画界文化界人士的信札等。印象中常有书信往来的，有马公愚、马国权、李青崖（翻译家，李辅耀之子、爷爷的舅父）等。

文革这个大运动中又套著若干个小运动，大约是在一个叫做“一打三反”的运动中，六叔被关进了“学习班”。一天半夜，来了一帮抄家的人，在家里乱翻了一通之后，抬走了那两个大柳条箱，端走了书桌右边那满满一抽屉“印债”石头，抱走了所有宣纸、卷走了一大把毛笔……其中一人还大声呵斥，“什么时候了，家里还有这么多四旧！”奶奶回答他：“宣纸毛笔也是四旧吗？”那人瞪了奶奶一眼，抽出两支毛笔留下，扬长而去。这是爷爷八十四年生命的最后一次劫难，损失也许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却是最彻底的一次。粉碎四人帮后有过一次“认领”和“发还”，说取回来的那些东西是“劫后余烬”一点也不过分。

我初中毕业，当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可以上高中，论成绩，我在全年级是名列前茅的，但先是被入了另册。后来又补了进去。一年多后，学校老师才私下告诉我，为我能不能升学，学校“工宣队”萧姓指挥长和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大吵一架。党支部书记是学校的一位英语老师，他坚持说我“出身不好”，“右派”的儿子，不能升高中。而“工宣队”指挥长却坚持说我祖父是德高望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吵得很凶，互相“上纲上线”，由于“工宣队”有最后的决定权，所以我还是上了高中。在学校老师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时候，学校已经没有工宣队了，萧师傅早已回到他的自来水厂。在那样一个年代，在我人生的那个时期，能多少受到一点正常的教育，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难得。直到今天我仍然亏欠萧指挥长一句由衷的感激。他们告诉我，萧指挥长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而那时我爷爷已经去世两年多了，我想他可能从未见过我爷爷，出于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对一位老书法家的敬重，他给了我一个受教育的机会。那是爷爷的福荫泽被，也是书法的人文力量在文化的物质形态几被摧毁殆尽之后仍然展现出来的良知的光辉。

一年夏天，远在江苏的四叔来武汉探望爷爷奶奶，爷爷带上我去火车站接他。在等车的时候，我向爷爷提出给我刻一颗图章，爷爷说我还小，图章没用，以后长大了再说。我不干，缠著爷爷要，爷爷提出一个条件，我每天写一百个大字，不记得是要坚持多久，他就给我一颗印。我勉强答应了，写了几天也没有坚持。自然，我也没有得到爷爷刻的印章。

爷爷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他只给了我热爱书法的一腔热血和正直敦厚的一身傲骨，沟沟坎坎的人生之路上，这两样遗传已让我享用不尽。


唐庆年，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