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坟墓里掘出的旧中国感想——简评雪珥近代改革史研究

　　澳洲华裔历史学者雪珥先生，堪称当下身处海外，却用汉语写作最勤奋的业余历史学家。自从2006年他以独特视角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一书，进入中国晚清历史研究话语圈以来，他在短短的最近四年中，携《国运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绝版恭亲王》、《天子脚下》等多部专著在国内出版发行，而标志其晚清改革史研究，堪称独树一帜。
　　
　　相信所有读过雪珥著作的人，对雪珥讲述的晚清改革历史，很难不会产生一种历史现场感。这大概可说是出国之前在国内当过新闻记者和律师的雪珥，利用自己身处海外的独特优势，能依据那些来自西方报章当年的新闻报道和英美档案资料，来研究晚清历史所独擅的神奇本事：此君竟能将一个进入了坟墓里百余年的旧中国，讲述的栩栩如生，犹如昨日发生的故事一样而令人感慨不已。
　　
　　读雪珥的近代改革历史研究专著，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精义和特点，大概也只有用意大利哲学家、历史评论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在90多年前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来加以表述，才最能恰如其分。
　　
　　事实上，也确实有许多被现实社会问题所困扰的人，只要被雪珥撰写的著作引进近代中国的历史泥沼之后，大都能触及当代中国问题所奠基的坚硬石块之上，并恍然大悟：哦，原来太阳光所能照到的神州，真的是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历史上曾演出的诸多故事脚本，如今只要稍微加以彩排并换上一拨演员，照样可以在中国的政治剧场中如法再次上演。
　　
　　在此，说一句可能不被雪珥先生认同的话：其实任何人来评论他的近代改革史研究，大抵无人可及雪珥本人对晚清败亡所做的“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精准定义和评价。
　　
　　如，雪珥曾在《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的自序中，这样写道：
　　
　　“戊戌变法就是在极度的失落后，一次盲目而操切的‘怀运’。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即所谓的‘四小军机’），儿戏般地发出了一百多道改革诏令，以文字上虚幻的快感取代了改革应有的审慎。而资历极浅的改革者们，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这种从组织人事上入手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再加上康梁师徒为了争夺‘眼球’，一味鼓噪，铺天盖地的‘敏感词’深深刺激着官僚机器的神经，这场‘变法’终于成为‘变法者’自己的绞索。反改革势力全面回潮后，甚至在国际事务上也不再韬光养晦，贸然出击，两年内就酿成了‘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入侵。从1898年的“极右”盲动，到1900年的‘极左’盲动，中国在表面上似乎进行U形大转弯，但其实背后都是相同的进退失据。”这作为雪珥所言的“乱改革找死”的例证，应该不会有任何人不认同吧？
　　
　　另据根据雪珥的研究，在晚清朝廷一帮颟顸愚昧的王公大臣鼓动之下所闹的“义和团运动”，让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侥幸逃过灭顶之灾后，满清统治者于痛定思痛的情境之下，那帮随侍在慈禧太后身旁的一帮试图救亡图存的王公大臣们，终于历经“几番折腾，多方考察，支付了巨额的‘学费’后，（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推行宪政，才成了大清中央的基本共识。当载泽、端方等人周游欧美、考察宪政回京之后，他们的一句话令慈禧太后悚然动容：宪政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保皇上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老佛爷下决心来次政治体制的大‘怀运’。随后，从干部人事体制（‘官制’）改革入手，大清开始‘政改保胎’大跃进。”终于以自毁原本应该主导晚清改革进程的官僚阶层希望，而快速将这个原本有机会走出灭亡绝境的王朝彻底送进了坟墓。
　　
　　在雪珥看来，尽管晚清“执政者在这一轮上层建筑层面的‘怀运’中，是真诚地希望‘优生优育’的：通过扩大执政基础、开放政权，来获得更多、更大的合法性资源及民意支持。其所设定的9年预备立宪期，被后世长期作为‘假立宪’的证据，但这一期限不仅远远短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也被其批判者日后的行为所证实是必要的：（居然连）抨击清廷‘假立宪’的同盟会，在以‘国民党’的名义执政后，干脆将立宪过程分解成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远比其曾经痛斥的大清王朝更为‘稳健’”。这似乎作为晚清王朝在抗拒改革等死数十年之后，又一“乱改革”的例子，显然也是成立的。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对那些动辄谴责晚清朝廷给出行宪政时间表和线路图是假改革的“革命家”而言，迄今也只有国民党的第三代世袭统治者蒋经国，在追随乃父败退台湾岛数十年之后，才将其祖辈信誓旦旦的“宪政”理想，拖延至自己谢世前的上世纪80年代晚期，在其祖辈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近80年之后，始而展开兑现其祖辈对国民所作出的行宪政承诺。至于其他高举革命大旗，曾信誓旦旦在革命成功后，即践行“民主”、“自由”、“平等”、“均富”革命理想，承诺用“宪政”理国的历代中国革命团队，迄今有谁不是向追随自己的芸芸众生交了白卷呢？
　　
　　我们通读雪珥四卷本的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不难发现雪珥研究一个政权的改革历史的基本立意和独特视角：如果不以被卷入改革洪流中的各色人等的“人性”为中心，不以关涉其切身“利益”与“权衡”为基本着力点，而只倾向于研究各种外来的空洞“主义”与“学说”，却放弃研究各种各样的现实社会问题的产生机制与消解之道，则任何高调的“改革”旗号，终究难逃被滥用的命运，而最终蜕变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或统治集团与觊觎权力宝座的在野政治势力，展开权力斗争的各种花样翻新的幌子。
　　
　　通读雪珥的上述著作，应该不难发现，雪珥研究中国近代改革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观点是，他言之有据地认为，晚清的败亡并不是源于革命的摧毁，而是在抗拒改革等死数十年之后，是在一次次盲目乱改革中自寻死路，才促成其快速奔向历史的坟墓。这其实也是中国近代改革史的主要症结之一，即，当一个个主政者可以混日子过的时候，则统治阶层拒绝一切有关改革的争论，一门心思安享权力作威作福，可当抗拒改革导致自己临近穷途末路之际，则改革的“主义万能”思潮却一直盛行不衰，众多政治投机者都指望靠“主义”走捷径，又纷纷忽略国家治理、吏治整顿、民生改善等其实更具技术性的改革问题，结果造成不少“改革者”或“革命者”凭借一个个蛊惑人心的“主义”，便成就了自己作为借“改革”或“革命”上位取而代之者的事功，在靠空洞的口号加暴力手段轻易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无不只热衷于“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托克维尔语），而可怜的亿万民众也就自然如雪珥所言，“只能在‘黑狼’、‘白狼’，或者‘饱狼’、‘饿狼’之间进行被动的选择。”
　　
　　最后，谈到许多人之所以会产生读雪珥的近代改革历史研究著作，有一种借古讽今的意味洋溢其著作的字里行间，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所谓一切历史的当代性，其实就是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紧密相关性与合乎逻辑的延展性。或者换过一种说法，一切由当代人所阐述的真实历史，都是当代人以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来拷问过去，借历史的还原，来为当代的问题寻找答案，或为了在迷失了目标的前进道路上找到行进的方向感。


　　因此，可一言以蔽之：我们研读雪珥先生的中国近代改革史专著，其最令人称道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从雪珥有根有据建立在西方新闻报章和档案资料基础上的晚清败亡信史叙说中，恰恰能找到一种近代中国改革历史行进的方向感。
　　
　　（2012/8/16）
　　
　　注：引文均摘自雪珥的著述，恕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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