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上）

——兼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

　　自1991年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20年来，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汗牛充栋。而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后果等问题则一直是激烈争论的对象。[1]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见仁见智，形成了数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①这其中，不乏学者从媒体、舆论或者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解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或者观点莫过于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


　　一、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及其误读

　　所谓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即认为新闻自由化导致的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苏联的解体是党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任由大众传媒的自由化所致。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在新闻学术界也屡有论述。如文有仁（1993）、唐修哲（2006）、王贞一（2008）、吴珊（2008）、黄健圣（2010）等人都认为，新闻媒介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恶劣的作用，苏联盲目追求所谓的传媒独立自由，这种“异化”过程最终促成了这个国家的解体。新闻媒体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是促成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等等。笔者将这种从新闻舆论角度解释苏联解体的学说称之为“舆论失控说”。

　　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舆论失控说”再次出现，屡屡见诸报端。2011年，赵强先生在《学习月刊》第1期发表了《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一文，②文章认为：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2]无独有偶，2011年《现代传播》第4期也发表了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传媒政治研究所李宏教授的《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及其教训》一文③，文章也认为：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传媒领导的根本失误是重要因素。“大众传媒在苏联解体中的破坏性力量是巨大的”，“传媒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反对党”，“以主动、复杂的方式，摧毁了苏共立党的基础”，进而导致了苏共的亡党亡国。[3]而与李宏教授的文章从标题到观点都非常类似的是《江淮论坛》2011年第3期发表的《苏联解体的舆论因素》一文，文章径直指出：“苏共未能把握舆论导向和最终放弃舆论阵地是消解苏联合法存在的关键。”[4]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笔者却不敢苟同。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很难从学理上说得通。在笔者看来，这种认为舆论失控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看法至少存在如下几个问题或者说错误：

　　第一，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流于主观，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色彩。持这种说法的人看起来似乎“政治正确”，但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前苏联僵硬的、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立场上，而非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这一点在赵强先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新闻改革和舆论失控》一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显然，对于“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作者是极其认同的，但究竟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是人道的还是反人道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还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未加分析。试想，如果前苏联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受到人民的拥戴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如此脆弱？如此经不起考验？显然，将媒体视为“搞垮苏联”的主因，从思维逻辑上而言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分析思维，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苏联的解体必然是“外因”所致，大众媒体则很不幸被扣上苏联解体的“关键”、“元凶”或者“催化剂”之类的帽子。但要想客观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则必须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而不能先入为主地预设立场。从实证的角度而言，赵强先生所谓的苏联解体的逻辑：“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的过程完全是一种主观推演，且倒果为因。苏联解体是不是媒体惹的“祸”需要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进行政治定性。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有其历史合理性。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面临的处境与中国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时面临的处境非常相似，当然更加严峻。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这样描述苏联改革前的状况：“到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苏联的政治体制已经变得头重脚轻、不负责任、腐败成风。该体制在摧毁任何新生的政治反对力量方面仍然绰绰有余，然而，在促进经济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它却已经无能为力。”[5]正如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诊断一样，苏联不改革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崩溃。而苏联之所以没有走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这和中苏的历史、国情，特别是计划经济的僵硬程度不同有关。[6]戈尔巴乔夫最初也想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但他没有中国的邓小平幸运，他的意图在苏联没有实现的可能。前苏共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写道：“推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遭到了‘党的经济机关’的强烈抵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各部、计委及政府的领导人都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对放弃指令性计划、改革价格构成、实行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取代统一分配等改革措施百般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改革党本身，就必须使社会民主化，就必须有公开性和言论自由。”[7]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有其历史逻辑，仅以成败论英雄，“后知后觉”地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有主观臆断之嫌。

　　第二，“舆论失控说”流于片面，这种说法片面地强调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的“叛党叛国”的“毁灭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这种改革给苏联媒体和苏联社会带来的巨大改观。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想改进党的领导，也并没有背离马列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什么创新。因为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列宁就论述过“公开性”的问题。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已提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8]至于经济活动的公开性，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9]此后，列宁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可见，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该将更多的事公之于众”并不是什么创新，只不过是恢复了列宁的主要观点，恢复了媒体本来的信息传播功能而已。英国学者布赖恩·迈克奈尔这样形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作为一种尝试，它试图恢复斯大林主义之前的一些政策，那时，布尔什维克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自从192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试图建立一种存在争论和差异的，而不是统一和严格管制的政治文化。”[10]。

　　应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有其合法性，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更给苏联的传媒业带来了勃勃生机，这从苏联媒体发行量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来。1989年苏联中央报纸的发行量为1.244亿份，比1988年增长了16％；全国性杂志的发行量为1.932亿，比1988年增长了10.1％。如果把苏联主要报纸杂志1989年的订户数字和1985年相比，会发现4年中苏联媒体的发行量是呈大幅增长的，传媒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④

　　苏联的新闻改革有力地推动了苏联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时报》1987年11月3日刊登文章说：“苏联知识界的改革先锋不是作家诗人，而是新闻记者。”[11]由于实行了新闻改革，苏联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令人欣喜的变化。如1986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苏共二十七大、苏美首脑会晤，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苏联媒体都做了公开报道，电视还做了现场转播，这些都是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媒体中针对政府官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官僚主义的批评报道也大大增强。媒体的报道量、报道的客观性大大增强。新闻媒体的开放大大提高了苏联政府的政治决策的公开和决策的质量。在“公开性”的推动下，苏共逐渐改变了以往封闭决策的做法，在讨论和决定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时开始重视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改革以后，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或有重大行动，他都立即邀请新闻工作者座谈，就当时面临的任务交换意见，鼓励报刊电视就改革问题进行公开的、坦率的讨论。苏联40多位部长级干部相继在电视台的《问题·探索·解决》节目里向观众作报告。苏联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还在《真理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就部下一些人滥用权力向新闻界道歉。[12]在这种转变下，公众的社会满意度显著增加。正如戈尔巴乔夫（2003）所指出的：“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⑤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其实只不过是恢复媒体的本来面目，其历史进步性是不能抹杀的。

　　第三，“舆论失控说”流于肤浅，这种说法只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的表面关联，却忽略了苏联长期存在的体制痼疾、弊病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割裂了苏联历史的延续性。苏联社会的解体虽是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起，但其深层次原因却在于改革前斯大林体制和勃列日涅夫体制的僵化所致。与此类似，戈尔巴乔夫倡导新闻改革，其前因也是因为苏联媒体长期以来的扭曲与僵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媒体的特点与公信力。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传媒是一种组织与动员的工具，“由于苏共长期缺乏党内民主，因此宣传舆论机构长期习惯于一种声音，一个论调，把党性简单机械地理解为绝对服从。他们不能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新闻学原理，以至党报体系日渐僵化、呆板，丧失革新和创造能力”。[13]媒体的“舆论一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犯了错误，媒体就必然跟着犯错误，且把错误无限放大。长期的舆论一律与空洞宣传也导致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与僵化，使人们不再相信媒体和党的权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前。一位苏联的普通人文社科学者写道：“在1970-1980年初，我深信苏联政权注定灭亡，因为作为它的‘灵魂’的意识形态眼看着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所以我认为政权做不出什么特别不好的举动——我的圈子中的许多人所固有的对重新开始‘拧紧螺丝’的恐惧，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认为政权是一个软弱无力、日渐消瘦的老人。”[14]可见，正是前苏联的媒介与政治体制透支了人们对苏联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埋下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线。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周尚文先生在谈到苏联意识形态的崩溃时特别指出：“有人看不到苏联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而造成的后果，反而认为，是失去斯大林那样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失控，从而导致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这种看法是因果倒置的。”[15]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造成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才是根本。从这个角度上看，“舆论失控”与“新闻自由”并非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相反，苏联解体前对舆论的过分控制及新闻的过分不自由才是导致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要清楚地阐释这个逻辑，我们必须详细考察苏联体制下的传播失灵现象及其社会后果。


　　二、苏联体制下“传播失灵”的表现与成因

　　在笔者看来，新闻传播因素的确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不过不是由于“舆论失控”所致，而是由于“传播失灵”所致，苏联社会到处存在的传播失灵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不可治理。

　　（一）传播失灵在苏联社会的表现

　　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现象。[16]正如现实世界中物质资源的市场配置会出现“市场失灵”，政策资源的配置会出现“政府失灵”一样，现实社会中信息资源的配置也会出现“传播失灵”。在苏联时期，传播失灵十分严重，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苏联媒体的扭曲，即所谓的“《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本来承担了信息生产与传播功能的媒体，却无法真实地呈现现实生活的变动信息，而受众也无法从媒体上得知事实真相，信息传递极度扭曲。

　　在苏联时期，以《真理报》为首的苏联众多报纸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报纸热衷于报喜不报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报刊上见不到灾难的身影。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在50年代当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他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17]这就是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除了报喜不报忧，苏联媒体的“假大空”也十分泛滥。苏联媒体曾大肆宣传的斯达汉诺夫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1927年到卡季耶夫卡市“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挖煤。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里采煤130吨，超过普通定额13倍，因而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大力宣传和赞扬。在领导和媒体的造势下，全苏联掀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媒体鼓吹“超过了世界上至今知道的所有成绩和记录，把大洋彼岸的工人们的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然而，他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完全是由该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一手策划的。他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将与斯达汉诺夫一起工作的三个矿工的工作量都算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斯达汉诺夫的“事迹”次日即刊登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于是，他成了劳动英雄。斯大林接到报告，当即决定在全国发动斯达汉诺夫运动。就这样，在媒体造神运动下，斯达汉诺夫成了一尊神圣的政治偶像。[18]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前，苏联媒体充斥着这样的“假大空”，在这种传播生态下，苏联人民根本无法得知许多事实真相，媒体异化严重。“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延续于后斯大林时期。”[19]

　　传播失灵除了表现在苏联的大众媒体身上，也表现在苏联政治体制内部的信息沟通中。由于苏联政治沟通的主要通道局限在规模庞大、等级森严的政治科层体系内部，不论在上情下达还是下情上达的过程中，歪曲走样、封锁信息、隐瞒信息甚至伪造信息等情况十分常见。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中写道：“苏联政权组织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唯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做出决策”。[20]描述的就是苏联政治沟通中的传播失灵现象，这种情况相当普遍。（未完待续）

　　潘祥辉，《浙江传媒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