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共同研究的思考（上）

　　内容提要：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政治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家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意识，掩盖了日本和平力量的积极努力而引起的。与日本社会和平力量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政治判断十分必要。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因此导致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而且容易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主要的方式应是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学术层面的中日历史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的具体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责任。


　　中日历史问题①长期以来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之一，围绕历史认识的争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始终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开展了中日两国民间、学者间和政府间的对话，已经并即将推出一批研究成果。不过，仍有相当多的人表示怀疑：长期积累的中日历史问题，是否能够通过学者间的对话得到解决？

　　笔者作为中日政府问历史共同研究的中方首席委员，在强调学者间对话意义的同时，更想强调指出：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三个层面的问题表现形式有差异，影响范围不相同，不能用同一种方式加以处理。由于三个层面的问题经常交错在一起，相互影响，呈现复杂的局面，处理这样的问题更需要清醒的思维和认识。

　　一、侵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政治层面判断的原则性

　　2007年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违背1993年日本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承认日本军队曾强制征用“从军慰安妇”并表示道歉的谈话精神，冒着会受到世界舆论批评的风险，提出所谓“广义性”和“狭义性”的强制的问题，结果导致美国众议院在7月30日通过了由议员麦克?本田等6人联名提出的新议案(H. Res. 121)，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关于慰安妇的责任。加拿大、荷兰等国家和欧洲议会，甚至日本国内一些地方也提出了严厉批评。②这一事件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日本航空自卫队总参谋长田母神俊雄又在2008年11月发表了根本扭曲历史事实的文章，强调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取得的在中国内地的权益得到国际法的保障，从而否认对中国的侵略，使沉默了一段时期的日本社会再度掀起“历史认识风波”。日本政府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开除了“问题军官”，可是向来主张“自由主义历史观”的保守派论客却借此机会大动干戈，发文袒护被开除的自卫队首领，将其捧为“历史英雄”。③这些情况说明：直到今天，关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性质问题的政治判断仍然是在日本社会存在相当大争议的问题。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曾在1995年发表了关于战后50周年的谈话，对侵略战争进行了思考与反省：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重犯错误，我就虚心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深痛的哀悼。”

　　“今天，日本成为和平富裕的国家，因此我们会常常忘记这和平之可贵与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残酷告诉给年轻一代，以免重演过去的错误。我们要同近邻各国人民携起手来，进一步巩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为此，重要的是同这些国家建立基于深刻理解与相互信赖的关系。日本政府将本着这种想法，开展在近代史上日本同近邻亚洲各国的关系的研究，并扩大同该地区的交流这两个方面的和平友好事业。”④

　　村山富市首相的谈话是战后历届日本首相中态度最明确的，而且被其后任历届首相都作为代表日本政府对战争责任的正式的历史认识。而在此之前，也有日本首相表示过一定的反省态度。如1985年10月29日，中曾根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我说过所谓太平洋战争，也称为大东亚战争，是不应该进行的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另外，我也说过对中国有侵略的事实。这一点没有变化。”1993年，当时的新任首相细川护熙曾在上任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坦承上一次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还表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结束50周年时表明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谢罪。⑤有人统计了类似的道歉，称已达二十多次。⑥

　　尽管上述日本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有明确的表态，但并不能阻挡保守派政治家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胡言乱语，这是因为战后部分保守派政治家与战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岸信介是其中的典型。岸信介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期间担任过伪满洲国政府中的要职，战后一度被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而被关押，但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日本首相。岸信介在被监禁时就想为自己辩护，主张日本是“正当防卫”。当时他只承认日本有“战败”的责任，而不承认有侵略的责任，因此他从不认为需要对战争责任进行反省。⑦但是为了竞选，每当在野党在国会上追究其“战争责任”的时候，他又总是将“反省”挂在嘴上。在其出任首相前5天，即担任代理首相的时候表示：“关于大东亚战争，我想谈一谈。我是当时内阁的成员。我本人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或者在巢鸭监狱以及撤销对我的开除公职的处分后，我都进行了充分的反省。……今后我国所走的道路，毫无疑问应该是坚持民主的道路，祈求世界和平并努力付诸实现。……我立志以振兴祖国，致力于世界各民族的繁荣为从政目标，之所以谋求在国会的席位，就是为了将自己的理念诉诸国民，接受国民的批评。我要将上述反省和信念贯穿于今后的外交与更广泛的政治。”⑧这样的表态看似诚恳，但是找遍国会议事记录，却没有发现他对“满洲国”时期的事情有任何交代，而且在1965年，也就是他卸任首相5年后，在他主持编写的《啊，满洲》中，却称赞“满洲国”是闪烁着“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理想光芒的“以科学、良心和果敢进行的实践”，是“东亚的希望”⑨。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政治家，才严重阻碍了日本在战后对侵略战争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作家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认为：日本自19世纪中期开国以来的所有的战争，即包括幕府末期的“萨英战争”、“下关战争”，明治维新时期与英法的“谋略战”、征韩论，以及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1931年开始到1937年扩大的对中国的战争、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等，都是日本“率领亚洲对英美列强的抵抗”，是在亚洲许多国家对英美几乎没有能力抵抗而成为其殖民地的情况下，由日本单独举起抵抗欧美旗帜所进行的“东亚百年战争”；而与同时发生的日本对亚洲的“进出”，其目的是为了东亚的解放，而不是对亚洲的政治支配与经济掠夺，所以是“解放亚洲的战争”。⑩很明显，“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把日本的近代历史完全定位在对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正当性上，完全抛开了亚洲各国的历史体验，当然也不考虑国际社会的公论，仍然是战争期间为动员民众和使侵略战争正当化而制造出来的欺骗性理论。冷战状态下提出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使从未从根本上反省战争责任的政治势力得到了思想能量的补充，也得到了基于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日本政治家的呼应。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政治家头脑发热，认为到了重塑“值得夸耀”的日本“国际形象”的时代，而认为战后对日本的审判是阻碍“日本人自信和自豪”的沉重包袱，因此对东京审判提出批判，制造出所谓“东京审判史观”的概念。(11)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历史教科书中取代“侵略”概念的问题，发生了首相带领内阁大臣“公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刺激战争被害国民众的感情，使政治层面的历史认识问题国际化。(12)尽管当时发表谬论的一些政治家有的提出了辞职，(13)日本政府也就教科书问题提出了在今后教科书审查的时候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感情的“近邻诸国条项”，(14)并且表示停止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15)但是，关于战争侵略性质的判断，越来越严厉地检验着日本政治家的立场。

　　如何正确评价东京审判的意义，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确实是充满矛盾的难题。虽然从实证与法律的角度，东京审判留下了诸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东京审判，战后的日本就不可能顺利地回归国际社会，更不可能走上至今仍感十分自豪的和平道路。所以有许多人认为：从推动日本战后走上和平道路的角度，东京审判确实是难得的精神武器。(16)

　　1993年，持续了近四十年的“五五体制”被打破。急于恢复旧局面的日本社会上的右翼与保守势力便借新任首相细川护熙关于“侵略战争”的表态掀起轩然大波，鼓动各地议会通过反对决议。不久，这一波澜就与反对在1995年通过国会的“不战决议”及村山首相的上述谈话的运动结合起来。

　　当时，日本社会就如何应对战后50周年产生了激烈的讨论，而由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17)十分活跃。他们首先发表声明，对细川首相提出批评，认为“细川首相关于侵略战争的发言和关于战争责任的谢罪是以反省战争的名义宣扬‘自虐史观’，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公正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18)。接着，该委员会邀请一批学者撰写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进行全面的翻案，强调那场战争是日本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否认战争中日本军队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痛苦与灾难，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从军慰安妇”是商业性质，等等。

　　保守派议员及其发行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日本社会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日本有相当大影响力的保守组织“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受到鼓动，组织了纵贯全日本的“大串联”，在各地举行集会、放映电影、开办展览、征集500万人的签名，宣传“大东亚战争的真实”，阻止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保卫日本国民会议”议长黛敏郎在该组织发行的宣传册上发表文章，提出：导致“支那战争”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不过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学生为挑起反日情绪而制造的事件”。(19)

　　在这一形势下，靖国神社也发表声明，表示对“在接近战后50周年的时候，追究我国的战争责任的活动日趋增加”的局面表示忧虑，提出“必须阻止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基础上的反省与谢罪的国会决议”。靖国神社拟定了反对谢罪的请愿书，广泛动员日本的遗族签名呈递给国会。(20)

　　一些日本政治家就历史问题发表言论，明确否认了侵略战争的责任。

　　曾任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认为：迄今为止关于侵略战争的定义是错误的：“日本所说的大东亚战争，是以侵略为目的吗？”“所谓的南京事件是捏造的。……日本没有将那里作为日本的领土，没有占领那里。”(21)

　　曾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激烈批评日本的媒体迎合中国与韩国的观点，强调说：“作为日本人就要肯定大东亚战争”；而且称“我们的战争是以人种平等为目标，改变了白人优越的状态，在满洲还实现了五族协和。虽然日本不幸失败，但是亚洲独立了，而且波及非洲。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同意把我们的前辈作为罪人看待的决议”。(22)

　　这些政治家的言论证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50年，但坚持战争时期的历史观的人仍然存在。日本的政治家之所以在战争历史的认识上出现这样的状况，正如有人指出的：与欧洲不同，日本那些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的人并没有受到彻底的清洗，其中一些人还融入了政坛，甚至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新的主流阶层。这些人对自己参与的侵略战争并没有明确的反省意识，在有机会的时候依然会竭力宣扬军国主义的战争观。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在反省战争走和平道路方面进行了相当积极的努力。但是由于始终存在右翼与保守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坚持战争时期历史认识的言行，使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严重受到损害。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尽管日本首相屡次进行深刻道歉，但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所谓‘误解’总是不能消除，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右翼政治家们的言行。”(23)这就是所谓的“零和博弈”的现象。不过，也正是“零和博弈”现象提醒人们：不能因为存在保守与右派政治家的言论而完全否认日本战后的思考与反省，当然也不能认为反省战争责任的政治判断任务已经完全结束。对于亚洲及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来说，今后的任务是同日本社会的和平力量一起，共同抵制保守与右派政治家关于战争责任的错误的政治判断。这是中日历史问题在政治层面始终需要面对的任务。

　　二、“被害”与“加害”——民众层面战争体验的差异

　　虽然与上述政治层面的问题性质不同，但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关于历史问题也存在不同的认识。这一层面的对话的主题是围绕战争“被害”与“加害”的讨论，这是因为民众的历史记忆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当然在政治层面分歧的影响下，民众层面的认识容易带上明显的感情因素。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民众层面关于战争历史记忆最深刻的是战争被害。例如，在中国，关于侵略战争的关键词有“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概念，而在日本，则主要有“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冲绳作战”等。这一情况与两国民众的战争体验有直接的关系。

　　作为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其民众受到战争伤害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其民众是否存在着被害及关于战争被害的记忆。

　　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唯一的原子弹被爆受害者”的认识已经形成了其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核”是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出发点。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的原子弹在爆炸后给日本民众造成的灾难无疑是相当深重的。尽管美国占领军1945年9月曾规定不许发表与原子弹爆炸有关的一切作品的命令，但关于原子弹威力与伤害的流言仍然不胫而走，甚至有“被炸后的废墟将在70年间寸草不生”的传说。(24)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后，媒体开始大量报道原子弹爆炸的巨大灾难，广岛、长崎被害者的遭遇开始为世界各国民众所了解，引起了人们对使用核武器的担心。此后每年的8月前后，关于“原爆”的报道便充斥了日本的所有媒体，有关的图片、连载、白皮书、报告书及影片与录像更是令人目不暇接。(25)战后的日本人通过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认识了核武器的威力，同时也更认识到了限制以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重要性。以广岛、长崎“反对使用原子弹氢弹”运动为出发点的日本的和平运动也从此成为世界性和平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26)战后日本的民众积极参加了20世纪50年代的反核运动、六七十年代的反对越南战争和要求归还冲绳运动、80年代呼吁废除核武器和建立非核自治体运动等。这些反对以武力和军事行动解决国际纷争的努力，体现了日本民众战后始终不渝地追求和平主义方向。(27)

　　从和平与人道的角度，这样记述“原爆”的逻辑似乎并无不妥，但是由此形成的战后日本战争文学的风格，固化了的历史学者及一般人记录战争体验的思维模式，即：“战争是从外部被强加的，日本人是悲惨的被害者的形象”(28)，则显然强化了日本人的战争被害意识，所以，日本人从反核运动出发的和平运动的合理性也受到了挑战，在许多场合甚至遭到质疑和批评。战后50周年的时候，以反映广岛原子弹爆炸伤害与呼吁和平为主题的展览计划在美国受到抵制被迫搁浅，原因就是当年的美国军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人从战争受害立场的控诉。(29)在战争中遭受到严重伤害的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能理解日本人的战争被害感情。当日本人在强调原子弹爆炸被害的时候，往往会有来自外部的“缺乏整体的客观性”的不满与批评。(30)这一现实情况说明：日本民众与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民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还存在严重的障碍。

　　如果跳出广岛长崎原子弹被爆的受害视角，而从更广阔的角度对原子弹爆炸的情况进行考察，则会发现不同的历史记忆。例如，对于饱受以“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为代表的侵略战争的灾难的中国民众来说，当时对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基本持欢迎态度：认为“新发明的原子炸弹”的投放将“完全击毁日本之作战能力，日本不投降即招毁灭矣”。(31)当时中国的《中央日报》社论明确提出：使用原子弹可以提早结束对日作战，如果不使用原子弹的话，战争将陷入僵局，不知何时能结束战争(32)。当然，《中央日报》也同时指出：一方面，原子炸弹之威力已被世人所知，科学进步已导致了武器的迅速发展，侵略者今后一定会出于畏惧而改变战争形态，也就是“武器决定战术和战略”，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如何控制其破坏力”的问题；(33)而中国在战后的国际社会中应该“置身于国际合作之中而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34)。

　　当时的《新华日报》的报道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原子弹爆炸的基本态度，即首先认为日本侵略者遭到具有“人类史上空前”破坏力和杀伤力的巨大的原子弹的攻击是“对法西斯侵略者当然的报应”；在表示对日本军阀不寄予任何怜悯之情的同时，还认为对受到欺骗的没有罪过的日本人民另当别论；强调应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使用原子力，如果必须将其作为武器使用，应受到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的管制。(35)

　　尽管受美苏两个大国的影响，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有所差异，但将原子弹爆炸与日本的加害责任结合起来的认识则是一致的，均认为日本遭到原子弹攻击是“罪有应得”，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感觉。显然，这种感觉源于战争中始终遭受日本军队伤害的体验，与广岛、长崎民众遭受原子弹伤害的体验并不相同。（未完待续）

注释：

　　①这里所说的中日历史问题，指存在于中日两国间就近代历史认识领域的问题，而不包括与历史有关，至今仍悬而未决或正在解决的中日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如处理遗弃化学武器问题，钓鱼岛、东海油气田等领土资源问题。

　　②安倍首相针对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2007年1月举行的关于慰安妇问题听证会上的证词，公开表示“没有关于强征的证词、证据”，“没有官宪闯入民家将人强行带走这种狭义强制性的证明”。他还在国会发表讲话，称即便美国国会通过关于慰安妇的决议，日本也不会就此再次道歉。但是在他4月访问美国时，又放低姿态再度就慰安妇问题表示抱歉，并且认为美国媒体没有正确反映他的说法。于是，美国众议院(2007年7月30日)、荷兰众议院(2007年11月8日)、加拿大众议院(2007年11月28日)、欧洲议会(2007年12月13日)以及日本的宝塚市、清濑市和札幌市的议会等，都通过要求日本政府对强制慰安妇问题进行正式反省和道歉的决议。

　　③《产经新闻》2008年11月。

　　④竹内実編：《中日邦交正常化文献集》，日本蒼蒼社刊2005年版，第440—441頁。

　　⑤《朝日新闻》1993年8月20日。

　　⑥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日本PHP研究所2006年版，第328—329頁。

　　⑦原彬久著：《岸信介——权势的政治家》，东京：1995年版，第121—122頁。

　　⑧岸信介首相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答辩，1957年2月20日。

　　⑨山室信一：《怪物——满洲国的肖像》，东京1993年版，第10页。

　　⑩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先在1963—1965年的日本《中央公论》上连载，后被多家出版社出版。

　　(11)中曾根首相批评说：“(东京审判)根据盟国的法律将日本定为被告，并用文明、和平与人道的名义进行审判”。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让这一审判的结果影响日本的近代历史，呼吁人们应冲破把日本人全都判断为“恶”的“自虐思想”的影响，对东京审判的原则、判决重新做出评价。《朝日周刊》1985年12月27日。

　　(12)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报道了前一日结束的文部省对教科书审定的结果，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为此，日本的铃木善幸内阁通过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了被称为“近邻诸国条款”的谈话，表示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要“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近邻亚洲各国对近现代史的认识”。后来，有人为改变政府这一立场，提出所谓的媒体“误报”与外国干涉内政的问题。而据当时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长铃木勋1982年7月27日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承认：“教科书问题”事出有因，至少有两处有关“侵略”的记述是根据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改善意见”修正的。(《朝日新闻》1982年7月27日《采访铃木初中局长》)。可见强调所谓“误报”是企图掩盖问题的本质。

　　(13)1986年被免职的当时的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称：“人们都说南京的屠杀事件是日本侵略的最恶劣的行为，是吗？那是在战争中的事情，根据国际法，那不是杀人。还强调说被杀的有多少万，那是有理论根据的吗？”1988年5月辞职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在1988年称“大东亚战争的当时，日本没有侵略的意图”，“被日本称为的日中战争(事变)是偶然的”。《朝日新闻》1980年7月23日。

　　(14)日本外务省网页，http://www.mofa.go.jp/mofaj/area/taisen/miyazawa.html，《朝日新闻》1982年8月27日。

　　(15)中曾根在首相任职期间，再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并于1986年8月15日致信胡耀邦总书记，表示：“作为战后40年的纪念活动之一，考虑到战殁者遗族会及各方面的悲伤的心情，我作为首相第一次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但目的不是肯定战争与军国主义，恰恰相反，是尊重我国国民的感情，为了表示对为国牺牲的一般战殁者的追悼与对国际和平的祈求。但是，虽说战争已经结束40年来，不幸的历史的伤痕依然深深地留在亚洲近邻各国人民的心上。对祭祀着持有侵略战争责任的特定的指导者的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伤害了以贵国为首的亚洲近邻各国国民的感情。为使今后避免这样的结果的发生，我们做出了今年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高度的政治决断。”中曾根康弘：《致胡耀邦总书记私人信件》，载《中曾根内阁史资料篇(续)》，世界和平研究所1997年9月版，第248页。

　　(16)大沼保昭：《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东京2007年版，第53—54页。

　　(17)这一部分国会议员为了阻止在国会通过“不战决议”，还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提出“必须修正认为我国有罪的自虐的历史认识，基于公正的历史事实解释历史，恢复日本及日本人的荣誉”。这一议员联盟以奥野诚亮为会长，以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为事务局长，开始时有57人，到1995年增加到160人。(战后50年市民不战宣言运动编：《战后50年——决不能再战》，社会评论社1995年版，第232—233页)。

　　(18)历史研讨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京1995年版。

　　(19)战后50年市民不战宣言运动编：《战后50年——决不能再战》，第231页。

　　(20)战后50年市民不战宣言运动编：《战后50年——决不能再战》，第232—233页。

　　(21)《每日新闻》1994年5月3日。

　　(22)战后50年市民不战宣言运动编：《战后50年——决不能再战》，第257页。

　　(23)若宫启文著，吴寄南译：《和解与民族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24)中国新闻社：《广岛年表——核时代50年的记录》，中国新闻社1995年广岛版，第14页。

　　(25)宇吹晓：《走向废绝核武器的新世纪》，引自《广岛年表——核时代50年的记录》，第1933页。

　　(26)松江澄：《从广岛开始的反核运动》，东京1984年版，第16页。

　　(27)安斋育郎、池尾靖志：《从日本出发的和平学》，法律文化社2007年版，第48—52页。

　　(28)战后日本著名的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如《缅甸的竖琴》、《二十四只眼睛》，火野苇平的战争记录小说《麦与士兵》、《花与士兵》等关于战争伤感的3部曲，都是以战争被害为题材的作品。手塚千鹤子：《对日中相互理解道路的探索——对日本人关于原子弹爆炸心理的分析》，载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编《关于相互理解的日本日本研究》，东京2007年版。

　　(29)1993年4月，美国史密森学会下属的航空宇宙博物馆希望广岛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提供展品举办特别展览，但是由于与广岛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强调日本人受害的立场有分歧，最终未能成功。当时在日美两国内部也有种种意见的讨论。

　　(30)荒井信一：《战争责任论》，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18—219页。

　　(31)《新发明原子炸弹袭倭时首次应用》，《中央日报》1945年8月7日。

　　(32)《中央日报》社论《原子炸弹之威力》，《中央日报》1945年8月9日。

　　(33)《警告日本：提早投降》，《中央日报》1945年8月9日。

　　(34)《中央日报》社论《自制与互助》，《中央日报》1945年8月7日。

　　(35)《新华日报》时评《从原子弹所想起的》，《新华日报》1945年8月9日。


　　作者简介：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平，《世界历史》2011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