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老朋友”纪登奎（上）
在中国共产党内，被毛泽东从基层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职位上而显赫多年的人物并不太多，而纪登奎则是与毛泽东风云际会、在中共党内和国家政坛上红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明星。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之后他才从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回顾纪登奎与毛泽东的交往和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进退浮沉，对了解从建国后到“文革”结束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生态和风云人物的功过是非必将有所裨益。
专列上的首次“面试”
1951年春天，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这是时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纪登奎第一次晋见毛泽东。
在专列上，纪登奎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基本概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宣传等方面工作。
在纪登奎结束汇报时，毛泽东突然问他：“你挨过整吗？”纪登奎回答：“挨过，挨过两次。”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并说“挨点整，有好处。”
毛泽东二问：“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纪登奎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并简略地叙述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三问：“那么，你整过人么？”纪登奎坦诚地回答：“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泽东四问：“整错过没有？”纪登奎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又严肃地第五次问：“你杀过人吗？”纪登奎一怔，随即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最后第六次发问：“杀错过人吗？”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并随即检讨说：“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毛泽东首先问纪登奎挨过整没有，纪登奎说挨过两次整，并说两次挨整都是整错了的，也就是说自己在革命队伍中受过两次冤屈。这时，历史上曾经受过三次错误打击和处分的毛泽东从内心与纪登奎产生了共鸣，并说“挨点整，有好处”，展示了一个笑在最后的胜利者回首过去憋屈往事时的那种淡定、从容和自豪。那些挨整后至死都没有洗清冤污、讨回公正的蒙冤者们是很难像毛泽东那样潇洒地说“挨点整，有好处”的。
精通辩证法的毛泽东不仅问纪登奎是否挨过整，还问他是否整过人。纪登奎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整过人，而且整人比自己挨整要多。在毛泽东问“整错过没有”时，纪登奎仍不回避，承认自己整错过人。即使在毛泽东层层递进连续问到“你杀过人吗”、“杀错过人吗？”的问题时，纪登奎同样没有回避，回答自己杀过人，而且“杀了不少人”，并坦陈其中也有杀错了的。
毛泽东在专列上向纪登奎连续发出的六问，看似闲谈，实则是对纪登奎的经历、水平、胆识、人品等诸多方面进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层次的考察和面试。面对毛泽东的六问，纪登奎没有张口结舌，没有刻意回避，没有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假言蒙骗，而是在总体上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使毛泽东甚为满意。从那以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他。从建国后到“文革”前，毛泽东到河南有十多次，每次去，毛泽东都要把纪登奎找来，听他的汇报。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也由于纪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开始时，纪登奎的职务已经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了。不久又把他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首先应当归功于这次专列上成功的面试。
“老朋友”的来历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整整大30岁，应该说，属于两辈人。然而，毛泽东却公开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从此，“老朋友”就成为纪登奎一时的外号。实在非同寻常，在中共党内极为少见。
毛泽东第一次认识纪登奎是1951年春天路过河南许昌召见他的专列上，然而他称纪登奎为“老朋友”虽然也是在路过河南的专列上，但是时间不是1951年，而是16年后的1967年；地点不是在许昌，而是在郑州。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当时在场的除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外，只有刘建勋、王新等河南省党政军二、三位主要负责人。
毛泽东第二次称纪登奎为“老朋友”，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九大会议。4月14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9人在大会上发言。当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座席上扫视，没有看到纪登奎，于是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说：纪登奎同志在下面。 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毛泽东微笑道：请你讲话。 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呵！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会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向1512名代表介绍纪登奎是自己的“老朋友”，这对提高纪登奎的声望和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这次大会上，纪登奎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当时年仅46岁的纪登奎之所以能够一跃跻身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完全是毛泽东的器重和提携，而毛泽东的那句“老朋友”显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纪登奎缘何获得毛泽东的赏识？
毛泽东多次在路过河南的专列上召见纪登奎，据纪登奎晚年回忆，这样的召见有13次之多。不少人据此认为纪登奎之所以获得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由于纪登奎幸运地得到了专列上被主席召见的机遇，否则，纪登奎也许一辈子都在河南。
笔者认为，一个人的才干得到充分的发挥，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机遇是必不可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机遇就没有成功。古往今来，因为没有机遇埋没的人才不知凡几。如果纪登奎没有毛泽东专列上的多次召见，就没有“老朋友”之说，也不会有后来毛泽东对他的破格提拔。
但是，光有机遇还不行，机遇必须与才干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成功。一个人遇到了好的机遇，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和突出的才干配合，也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在这里，我可以举个毛泽东在河南召见路宪文的例子予以说明。
据中华网《纪登奎的三大遗憾：》中披露，有一次，毛泽东南下的专列从郑州开向信阳，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登车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但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毛泽东兴趣索然，很快就招呼其下车，而不让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下车。路宪文下车后，埋怨办公室的秘书们“不会弄材料，还是人家老纪会说，毛主席听得不让走。”
秘书们问他：毛主席怎么问话？原来，毛泽东问：你所管辖的地方既有一个上蔡县，理当还有一个下蔡咯？路宪文紧张地说：“报告毛主席，我学习的不好，不知道有没有下蔡。”毛泽东又问：你那个信阳州里，宋士杰告状的文庙还在不在？路宪文又赶紧答道：“报告毛主席，我学习的不好，不知道。”毛泽东说，好了，你谈谈工作吧！路宪文就赶紧汇报说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发明创造，过去蒸着吃的红薯，现在可以蒸馍馍，包饺子，做点心……。毛泽东终于不耐烦地说：你说了半天，不就是一块红薯么？！
后来，地委秘书们告诉路宪文：新蔡建县时间晚于上蔡，地势较低，应该就是“下蔡”了；地委办公室后面的老古董房子，就是过去的文庙。路宪文恼羞成怒地说：你们给我准备的材料上有这些吗？然而，不管怎么发火，已是于事无补、无可挽回了。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乘专列在河南同时召见两位州官——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给他们提供的机遇是同样的。但是由于路宪文知识欠缺，实力不足，说不到点子上，第一次被召见就放了个“瞎炮”，给毛泽东留下了个不好的印象，甚至使他不悦，所以当时就叫他下车走人了，以后再没有召见他。就是这个路宪文，在其担任信阳地委书记期间，急功近利，强迫命令，虚报浮夸，在1959年闹出了震惊中外、饿死百万民众的“信阳事件”，被撤职查办，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那次与他同时被召见的纪登奎却得到毛泽东的欢心，越谈越有兴趣，以至“不让本该下车的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下车”，继续深谈。这充分说明，没有机遇固然不行，但是机遇却是因人而异的，它只青睐有学识、实力和才干的人。对没
有学识、实力的庸才，即使给他极其难得的机遇，也是枉然的。 纪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较深入，掌握实际情况，加之性格比较沉稳，相对来说敢于实事求是，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夸夸其谈，文过饰非，向上司汇报工作时，成绩都是自己的，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早在1951年春天第一次被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回答毛泽东的“六问” 时，他就敢于承认自己过去“整错过人”、“杀错过人”的错误，当即获得了毛泽东的好感。由于纪登奎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所以才有后来的多次召见和破格提拔。
更重要的是，纪登奎准确地按毛泽东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这是他获得毛泽东信任和器重的关键所在。
如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途经郑州停留，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见到纪登奎，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受到冲击，纪登奎也不例外。刘建勋对毛泽东说：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可多啦。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此时，精明过人的纪登奎没有大诉其苦，倾吐委屈，发泄不满，而是颇为轻松地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回答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在中华民族的这场浩劫中，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社会精英都受到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飞机”等各种各样的凌辱，今天想起来仍感到非常沉重。然而，在这里却成为一场轻松的笑谈，此时的纪登奎不可能批评“文化大革命”，因为，他深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文化大革命”即使稍微流露不满都有可能触怒毛泽东。所以， 对“文化大革命”， 纪登奎不仅没有丝毫的批评，而且说“大有好处”，这4个字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感到特别受用和欢心。
后来，纪登奎一直受到毛泽东非常的信任和倚重，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纪登奎在毛泽东的多次召见中成功的应答，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有好处”的肯定则是非常关键的。（未完待续）
彭劲秀，共识网 2012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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