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7日 星期一

对造反派的误指与妖化(下)

  (续前)二、附势与妖化

  面对中国人大面积的“失忆症”现象,笔者不禁想寻找“病症”的心理机制。首先想到两个形容词:趋利避害、趋炎附势。二者词义相近,但前者偏褒、后者过贬,感到都不太恰当。最后,笔者干脆从中抽象出一个可以归于社会心理学的概念:附势心理。

  见过猴王争霸吗?

  当老猴王以优势姿态与挑战者展开激战,众猴臣龇牙咧嘴猴视眈眈旁观其变。有的跃跃欲试,有的忧心忡忡,有的故作悠闲,但由姿态与表情构成的身势语符号,表明它们大多站在独占优势的老猴王一边。随着一声惨叫,战场形势陡变:但见老猴王狼狈逃窜,挑战者正乘胜追击--新猴王产生了。众猴一阵慌乱,但很快反应过来,不约而同地追随新猴王而去,参加将老猴王咬死或者永远驱逐的最后一战。战斗结束后,众猴簇拥在高高在上的新猴王身边,为之搔痒、为之捉虱、为之舔伤、为之捧食……纷纷献媚。好像挑战伊始它们就知道新猴王必胜,好像新猴王刚从娘胎蹦出,它们就知道将成为它的忠诚子民。

  这是猴界的附势心理表现。

  附势,自然指众猴立即趋附得势的强者,并对失势的弱者翻脸,追逐之撕咬之击杀之。可形象地称之为墙倒众猴推、落井下石。两种行为互相依存:因附势而下石,以下石来附势。淡化其在人界的贬义性,可将其合解为情理之中的行为:趋利避害。其实汉语中“势利”一词的本义也属此范围:为求利而附势,因附势而得利。皆为生存需要使然,无褒贬可言。

  因有道德评价,人类的附势心理更深存,附势行为更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心理动因与猴类并无二致:出于利害需要。二者的区别,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人类可以不动用野性化的爪子和牙齿,而只凭借文明化的记忆和言语。言语用来向外表述自己对得势者的忠爱和对失势者的憎恨,记忆用来向内蒙蔽自我的良知并掩饰自身的卑下。

  为什么“文革”结束后那么多人把自己说成造反派的受害者?这是人类附势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附势记忆使然。

  所谓附势记忆,是指受附势心理支配的记忆,特征通常为:顺应现实形势需要,对往事只记起于己有利者而遗忘于己无利者,有时甚至可将无利之忆偷换为有利之忆。许多人将自己受害之事的责任人误记为造反派便源于同类需要:造反派随同“文革”被官方宣判了死刑,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势,将自己记成造反派的受害者,不仅可以证明自己历来就站在现在的强势者一边,还可以让内心产生曾为现在的强势者付出过惨重代价的光荣感。至于外界的道德评价,只要众人认同便无所谓。对于内心的良知审查,只要记忆掩盖得住即无妨碍。就像1949年10月1日之后,人们争说遭国民党压迫和受地主资本家剥削一样。

  这同样是追杀:记忆形式的过去时追杀和言语形式的现在时追杀。与猴类的追杀方式相比,它无疑更高明:追杀层面不限于肉体更指向精神,追杀范围不限于空间还包括时间。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健忘或失忆往往表现为某种下意识行为。须知现在私下涉及这个话题时,不仅海外的自由派人士可以放胆言说,就是国内的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嘴上也没有什么封条。可是人们仍然不假思索地乐此不疲。

  一位画家朋友认为,行为艺术家大多有自虐倾向。这使笔者联想到对造反派的追杀行为--它不也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行为艺术吗?只不过艺术家是以肉体的自虐实现艺术的追求,附势者则是以人格的自虐满足非艺术的需要。

  因为这类无视社会道德和个人良知的自虐,隐藏在附势者双重追杀行为背后的人格,肯定很不健全。附势者人格很难独立,因为他是在虚假地趋同,而非真实地存异。

  在造反派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大面积的“失忆症”现象,便是人们习惯于附势的结果。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得势时,人们总是倾向于留意他的优点或长处,并且少不了放大和夸张,异口同声地从那光彩照人的肯定面对他进行抬高、吹捧和赞誉。他的缺点和短处,也会因赞誉之光的映照而异常可爱。当一个人失势,人们的神情又会陡变,从目光所及到内心感触,都会对他的缺点和短处最为敏感。贬低、攻击、毁损之辞在放大的视野和夸张的情绪中一涌而出。这人的优点和长处,同样被阴暗的否定面消解成含义可憎的碎片。

  前者的指向是什么?是神化。

  后者的指向是什么?是妖化。

  二者的指向范围,都大大偏离个人真实存在的中轴线--尽管神化者极度偏高,妖化者严重偏低,但都是对一个人真实状态的歪曲。

  这是人类的特权,伴随评价心理而生,环绕在人际关系之中,又以饱含毁誉功能的语言作为投掷器。兽类很简单,爱就是爱,恨就是恨,只要涉及生存利害,直接付诸行动了事。人类复杂而高级,即使与自身利害无关之事也要参与,而且是用语言,远远地向对方投掷鲜花或者粪便。

  别小看这类看似无意的行为。它往往形成某种赋有同化作用和感染力量的评价氛围,使被神化者也逐渐的自以为是而飘飘欲飞,使被妖化者也逐渐的自以为非而一蹶不振。所谓众口成碑、众口铄金,便是这个道理。

  一次朋友闲聊。无意间谈到某人近来状态很差,因为经常受到周围人的责备和嘲笑,完全被搞“妖”了。一位朋友谈起自己倒霉之时被妖化而萎靡不振的亲历,感触很深。一个“妖”字,生动而准确,将人处颓势时那些畸形贬义评价的虚张性和丑化性一网打尽。

  这使笔者想到扩大至政治范围的妖化现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化,共产党对帝、修、反的妖化,“文革”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妖化,“文革”后人们对造反派的妖化。它们的用意都一样:为了达到否定对方的目的,先从外观上将对方形容成妖魔一般可怕、可恶、可憎的模样。

  人们的附势心理分很多方面,例如附主流政治话语之势,附主流社会心理之势,附主流文化思潮之势。在造反派问题上,人们的误记、误言、误断,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某种对应--尽管多数人并非有意为之,而且其中存在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之间道德范畴的差异。

  这些主流氛围的强势存在,必然会影响现实中人的记忆、思索、判断和言说。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不同方面的失误性的记忆、思索、判断、言说,一旦相互渗透互相认同,就会形成一张社会化的公共话语之网,无形中罩向人们的常识,强迫你接受。使不明真相者只能人云亦云,使明知真相者只能保持沉默,更使那些被误指的责任人有口难辩--要么自认倒霉,要么也云里雾里地跟着自认有罪,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只好自我隐藏,生怕一旦暴露会遭到谴责甚至惩罚。

  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实情。

  赵紫阳时代的官方改革派知识分子陈一谘、何维凌等,“文革”中都是激进的造反派,他们坐在官方长椅上时不得不竭力隐藏过去的造反经历。1989年“六四”事件后,这段历史仍然成了他们遭受政治迫害的重要理由。

  某朋友,曾是很活跃的省城某大学造反派红卫兵,1968年毕业分配后又积极介入笔者所在地区激进造反派的活动,“文革”结束后考上研究生,后任某科研院实验室主任。1987年获知笔者到省城开会,约以小聚。席间再三嘱咐:勿将其现供职单位及个人情况告诉考研究生前工作单位的熟人朋友,以免自己的造反派身份被不怀好意者捅到现单位而引起非议。

  某作家,作品曾获国家级大奖,“文革”中为所在公社造反派知青头目,现任某企业党委副书记。一次见面,有人偶而谈及造反往事,他立即嘘了一声并指指窗外,言下之意:隔墙有耳,谨防失言。

  某高级工程师,曾是北京某大学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有朋友打算推荐其接受“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的采访,他一口拒绝并说明理由:女儿正在北京读硕士,准备出国留学,怕采访内容公开后影响孩子前途。

  某著名诗人,曾任笔者所在地区一大派中学造反红卫兵的宣传部长,现为某中央级文学刊物主编。一次在刊物上读到其自撰小传,涉及“文革”经历之处令人咋舌。其中一段文字大意为:“文革”中因父母被打成“走资派”,自己被排斥于红卫兵组织之外,受尽了红卫兵的欺凌和侮辱。他在“文革”中的造反表现,却被隐藏得踪影全无。

  这些人为何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因为害怕--怕引来政治权力的报复,怕招致社会舆论的歧视,怕因此影响自己或孩子的前途。

  这些年,在国内公共话语空间,文人们敦促过去的造反派大胆站出来忏悔自己罪行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不认真想一想,在当下这种由误记、误言、误断构成并充满误会、误解、误差的公共话语环境里,能有真实的忏悔和客观公正的评判吗?他们究竟要这些被误指的责任人站出来忏悔什么?忏悔当初被打成“反革命”的绝望感受吗?忏悔随后批斗当权派和解放“三、四类”的内心欢欣吗?忏悔后来搞武斗的惨痛教训吗?该忏悔的是要忏悔,不该忏悔的自不忏悔。据笔者所知,该忏悔的他们已经忏悔,只不过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心里,不该忏悔的他们有权保持沉默。为何一定要逼着别人用公开忏悔来证明自己改恶从善呢?何况这些该忏悔和不该忏悔的往事,原本就与这些敦促者毫无牵连,即使别人站出来忏悔,这些敦促者也成不了正义的化身。为何在这些人眼中,自己就一定是光明的使者,别人就一定是黑暗的代表?这些人既然已经垄断了阳光,把阴影投给了别人,难道还要别人将阴影拾起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再走到他们面前来做陪衬?

  而且,造反派除了武斗之外,还做了什么值得众口讨伐和自我忏悔之事?

  他们为何不想一想,即使有人愿意站出来忏悔,哪家出版社敢开绿灯?哪家报刊敢给版面?明知公共话语权历来只属于少数人,凭什么要强人所难,指责别人沉默寡言呢?

  原“新北大”造反派红卫兵陈焕仁撰文述说,自己写了一部旨在坦白和忏悔的《红卫兵日记》,但是一直出版无望。

  这些敦促者为何不助他一臂之力?

  在敦促忏悔的声音中,要数季羡林和刘心武的音调最为恳切。笔者不否认二人的愿望中包含的道义感,但其敦促言论同样难免误指。

  季羡林在《牛棚杂记》自序中,写明应该站出来检讨和忏悔的对象,是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这些人毫无疑问是指北京的“老红卫兵”,但被他误称为“造反派”。

  刘心武同样如此。在《难以忏悔》一文中,他原本指明“应该站出来忏悔的”,是那些“‘破四旧’毁坏文物、抄别人家、打人致残致死的人”,即北京“老红卫兵”,但又称其为“真正处于主潮中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造反派之谓已属误称,“主潮”之说更缺时间限定:“老红卫兵”处于主潮仅在“文革”第一阶段中的半年,造反派红卫兵处于主潮则在“文革”第二阶段的两年。被敦促的究竟是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误指在很多文化人涉及“文革”这段历史的回忆文字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巴金先生晚年所著《随想录》中,这类误指就有几十处之多。

  说句重话:误指之言看似激进,其实不然。因为它恰好掩护了那些本应受到遣责的权贵子弟。

  “文革”十年,最为知识阶层痛恨的是最初党委时代的半年,最为官僚阶层痛恨的是随后造反派时代的三年,最为广大民众痛恨的是后来军队时代和干部时代的七年。由文人们发起的控诉和反思,主要依据的明明是在“文革”第一阶段直接受害的半年,却被演绎成了整个“文革”,好像十年中的斗争指向和实际内容都和这半年一样是迫害知识分子。而且,这种以偏概全式的认知,还在“知识”和“文化”的名义下,获得了社会代言的权力,让人觉得它所表达的不是部分人的感受,而是全社会的感受,它所代表的不是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全社会的利益。

  这种“半年期综合症”逐步蔓延开来,完全弥漫了整个“文革”问题的话语空间,使得不属半年受害者的反思,甚至站在十年之外的言说,也不得不受其牵引。

  文化界对四位享有公共话语权力的作家不同忏悔态度的议论,同样充满误指。四位作家分别是粱晓声、张承志、戴厚英、余秋雨,都被认为有造反派嫌疑。梁晓声、张承志在北京,皆属不忏悔的典型;戴厚英和余秋雨在上海,前者深深忏悔,后者默不做声。众多议论,自然对戴厚英大加赞扬,对另外三位义愤填膺。忏不忏悔是各人的权利,不必深论。笔者只想说明,他们并非都是造反派,没有必要全部放在造反派范畴中来加以追问。四人中,梁晓声是哈尔滨某中学前期的保守派红卫兵和后期的造反派红卫兵,张承志属北京某中学的保守派--“老红卫兵”,余秋雨为上海某高校的保守派红卫兵,戴厚英也并非上海文化界“响当当的造反派”,而是随大流卷入过造反,只因家庭出身较好和个人身份可靠而在运动初期和革委会成立后受过重用的红色小人物。这都是他们的自我介绍,而非主观推论。认清这个事实,便不难明白他们在忏悔问题上所持态度的不同含义。忽视四人在“文革”中的不同身份,硬要将他们归为造反派而大加追问,岂能有真实之论!

  事实上,文化人误指的手势,不仅无助于揭开那段历史的内幕,反而会让内幕中的真相更加沉默。是的,那段历史的真相,正是被政治权力高悬的利剑、受害者虚假的记忆和文化人失误的言说共同制造的多重阴影遮蔽起来的。明白真相者的沉默仅仅是多重阴影覆盖的结果,而非相反。对此,误指者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伦佐,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共识网-《领导者》总第46期(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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