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5日 星期三

黄炎培和右派儿子黄万里划清界限


  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1957年7月9日刊文《黄炎培斥子》,原文如下:

  中央统战部:
  承告清华大学同学们,愿约期来谈,谈的是我对于黄万里问题的看法,我是这样的:
  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
  我这几天连天开会,今天星期,上午下午都有会,分不出接谈时间为歉。

  黄炎培1957.6.30上午

  黄炎培面对儿子黄万里打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还马上写信给统战部表明自己的心迹。这就是《黄炎培斥子》之由来。

  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而打右派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是黄炎培的三子。时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黄炎培虽然是毛泽东最最亲密的党外朋友,因为1945年访问延安,归来写“窑洞对”而蜚声几十年。他的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次子黄竞武(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委员),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企图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委策反国民党驻沪某军代表,事败被活埋,因此他们夫妇当为烈属,全家则是烈士家庭。但是在反右中他的子女们该打右派的一个也不能落下。黄家有子女和一个女婿共7人打成了右派,被称为一门七右派,其中以三子黄万里的右派名声最大。

  黄万里因为坚持科学真理反对修建三门峡水电站而打右派。那就是在建坝之前,黄炎培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黄万里(1911——2001)是最坚决的反对派。他认为建了大坝要挡住泥沙下排,抬高上游河道,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作为水利专家,作为科学是非的争论,在圣上倡导“百家争鸣”的日子里,就是为了这个“反对”,他,黄万里,被打了右派,而且是“钦定”的右派。那时,铺天盖地的舆情是“圣人出,黄河清”,认为三门峡修了大坝,把泥沙拦蓄在中上游,黄河下游的水就清了,从而可以反证“圣人出”之旷世奇观,所以修建三门峡就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意义象征意义,因此以任何理由反对修建大坝都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黄万里不但在70人的水利专家会上,前后7天,孤掌独鸣,力辩群雄,直犯龙鳞,反对修坝,而且还要写小说表示反对。一九五七年,黄万里于五月底六月初分两段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花丛小语》中有两段话。一段说,新修的道路反浆,致使31路(如今的331路)公共汽车停驶。“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种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另一段直接讽喻三门峡之事,借人物之口直舒胸襟:“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已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他竟然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携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他公开表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这里歌颂美国是一罪,反对修坝,讽刺“歌德派”又是一罪。“章某”就是那个厚颜无耻的教授张光斗。两罪之中只要有其中一罪,都是足以打右派的。

  校方将《小语》上报毛泽东,毛随即亲自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供全党全国批判。《小语》以《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开头。毛泽东在见到此时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黄炎培时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又说:“黄万里他把百花齐放的形势写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这样,他,黄万里荣幸地成了“钦定”右派。后来毛泽东批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脖子后头生了一块反骨。这就可见伟大领袖对他治下的这个知识分子是多么耿耿于怀了。

  这一年的春节座谈会上,领袖向黄炎培提到,“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这分明是一个信号。当时只要黄万里写个检讨认错,就可以顺势摘掉右派帽子,可他却并不领情,更赋诗赋词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态度如此决绝,就是不低头。既然这么“不识相”,那摘帽之事自然搁浅。

  不久前读到作家丁东和邢小群写的黄且圆访谈录《祖父黄炎培的印象》。黄且圆是黄万里的女儿。黄万里打右派时她18岁,正在北大数学系读书。

  黄且圆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找过祖父谈这件事。他说祖父给他解释的理由是:你技术上的观点,比如三门峡该不该修,你可能是对的;但从政治大局来看,可能你就错了,你要从这方面来想通这个问题。有人说,《人民日报》登了我父亲是右派,我祖父批判我父亲。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是《人民日报》把我父亲的文章放在《什么话》专栏里批判。当天报纸同一版,又登了记者去访问我祖父,我祖父就泛泛地说了几句拥护反右,并没有提到我父亲,更没有说拥护把我父亲打成右派。”那么,黄炎培写给《统战部》的信,是真心实意,还是敷衍应付呢?我们已经难以判断了,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黄且圆说:“父亲认为,他自己被打成右派,跟祖父没关系。我们家其他人被打成右派,可能与祖父有关。鸣放时毛主席曾说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在祖父影响下,叔叔黄大能参加了民盟。黄大能后来也要求参加共产党,可能共产党也跟他说,你还是参加民盟比较合适,他就留在民盟了。后来也被打成右派,看来这跟我祖父是有关系的。”

  “我的小叔叔黄必信,估计也是我祖父的原因被打成右派,他在大连大学,当时比较年轻,是个讲师,被打成右派后60年代来北京,就哭丧着脸,特别悲伤的样子。”

  “我姑姑黄素回也被打成右派,她在大连一个大学工作,和她先生都被打成了右派。她先生陈锵是一个很有名的内科大夫,他们被发配到内蒙。改革开放后,陈锵当了内蒙医学院院长。落实政策时,根本没找到我小姑姑的右派材料,连一个字的记录都没有。人家说,你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她确实挨批了,而且是按照右派处理的。他们政治性并不强,小姑姑上高中时,抗战了,到了后方祖父本想让她继续上学,但我祖母去世了,祖父也照顾不了她。她上了两年大学预科,就退学了。她连正式大学都没上过,也没有什么政治观点,反右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被打成右派,最后连材料都没有。所以家里人怀疑这是因为受到祖父影响,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按照黄且圆的说法,她的叔叔黄大能、黄必信和姑姑黄素回打右派都和爷爷黄炎培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却没有点明,似有难言之隐。作家肖伟俐说:“反右时,黄家一门七个右派,看似子之过,实则父有因。”(网文)也没有点明“父因”之所在。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黄炎培、民进主席的黄炎培,怎么反而会连累子女呢?

  黄且圆说:“关于我祖父有一个故事,是我父亲给我讲的。祖父说,早先,有一次毛泽东请他去谈话,拿出一首诗特别有兴致地念。祖父问,您念的是谁的诗啊?写得这么好。毛泽东说,就是你写的。祖父特别高兴,觉得毛泽东捧了他。接着,毛泽东就谈了祖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之类的话,祖父在受到夸赞,非常高兴的情形下,就稀里糊涂承认了。接着,马上就有内部讲话或文件,说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黄炎培就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古代一个帝王,用的是相同手法,把他的臣子捉弄了一番。”看来,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的手法真是到了熟能生巧、炉火纯青的地步。


  参考资料: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宋永毅主编
  黄且圆访谈录《祖父黄炎培的印象》,丁东、邢小群采访
  大家风范,肖伟俐著

  李昌玉,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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