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的“右派”李曰垓遇到了一个魔鬼

十五少年打“右派”（下）


（五）把监狱变成炼狱

我们回到1958年。
李曰垓不得不向命运低头。他要重新规划自己的生命。那么，他怎样规划自己的生命呢？李曰垓首先要面对劳教所的生存秩序。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透露，55万右派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受到劳教劳改的处罚。劳动教养是为了改造右派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惩罚手段，是毛泽东送给右派分子的一份大礼：从字面上看，劳动教养比劳动改造的惩罚管理力度要减轻一些，进了劳教所不至于完全丧失自由，但是，实际上仅仅是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最可恶的是：劳教是无期徒刑。
那时，制度初创，设计人只想到怎样把这么一批既不是刑事犯罪分子，又不是经济犯罪分子的思想犯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给出一个比较“文明”的处置，于是极为聪明地设计出一个劳教制度。这个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没有任何先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教制度匆忙问世，但是这个制度的设计者唯独没有考虑过这个劳教是不是“无期徒刑”，也许这正是设计者的初衷――把这批人关到死了拉倒。亏得毛泽东死得不算晚，胡耀邦起来后还有权，所以，劳教的右派在劳教22年之后，终于走出了那个人间地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共产党把他们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对于执政者来说，可以绕过司法程序的“劳教”是个“好东西”，毛泽东创造的这份法外之法的“劳教”遗产，中共至今仍然舍不得抛弃，规模大小不等的劳教所，还散布在中国各地，劳教了劳教着数以万计的不叫“右派”的什么学员。

那时的劳教，主要还不在于创造劳动价值，而是在于“改造思想”。中共在理论上一向宣传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但是在实践上却立足于劳动是惩罚，说得好听一点，劳动是改造人的手段，“劳动改造”――简称为“劳改”，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因此，李曰垓所在的农场当然要安排他们最繁重的劳动任务。

笔者收到广西省百色市平果县的许多老右来信，异口同声诉说他们劳教的情景：凡是完不成劳动任务者，不给饭吃，晚上召开大会，吊打批斗，拳打脚踢，惨不忍睹。

其他劳教过的右派都有这种经历和见闻，最后能够活着走出劳教所的人就算不幸之中的万幸。

不过云南到底气候比较好得多，据打听，没有发生像甘肃夹边沟农场那样3000劳教右派饿死2500人的惨剧。

李曰垓在适应了劳教所的生活劳动之后，他下定决心学习。他到底只有16岁，怀着对前途渺茫的希望和两个志趣相投的难友组成了一个“华夏学社”，互相鼓励，互相切磋。

大家可以推想，这里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学习的环境。第一，劳动繁重；第二，囚室极端拥塞；第三，来到这里的右派大多已经心如死灰，度日如年。可是，这三个青年仍然孜孜不倦地读起书来。他们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论左派幼稚病》，鲁迅的《华盖集》《南腔北调集》，冯定的《平凡的真理》等等。

二十年后，李曰垓走出了劳教所。他说：“狱中学习成了我们最高的享受。”
正因为有学习陪伴，书籍中那些高尚的人类思想结晶，成了指引他在人生的黑暗隧洞里追求的烛光，才不感到孤独彷徨绝望。

李曰垓以后又转移到一个硫磺矿劳改。这里的劳动，主要是背运矿石，强度更为繁重。他把三年机关工作时用微薄的工资购买的全部书籍，托人取来，一一阅读。这里有大学文科自学的教材和参考资料二十多本，中外文学明珠近百本。

徐盛龙是这样来描述李曰垓读书的情况：多少个灯青火冷的冬夜，多少个蚊虫肆虐的夏夜，多少个虫声唧唧、情景凄楚的秋夜，多少个细雨敲窗、冷暖未定的春宵，这颗孜孜不倦探求知识、追求真理的青春之心，排除了一切物质的困难和精神的烦恼，经久不息地坚持在刻苦钻研之中。知识的清泉给予这颗心无限的滋养，给予他的生命以不竭的生机和青春的欢乐。
但是，取得这样的欢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李曰垓在笔记中写道：“当了一个犯人，还要这么认真地读书，作笔记，这是使某些人颇为不理解和颇为不快乐的事。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中的原因，就是在思想深处，坚信自己不是“犯人”！我敢说：每一个右派都是“口服心不服”，不过，李曰垓走得更远，他不只是“不服”，而且要以生命的毅力来抗争！

李曰垓用四年劳改的时间读完了大学文科的教材，写下了二十万字的读书笔记，背诵了八百首诗词，达到大学毕业水平。

一个没有“刑期”的劳教分子，如此孜孜不倦地读书，在那个环境中，那是异类，是疯子，正常人，正常的劳改犯和管教人员都难以理解。不过，据我猜想，李曰垓所在的劳教所的管理人员，起码是其中还不乏有点同情心的人，他们还有点爱才惜才之心，对于这个学习勤奋、文思敏捷、文笔流畅的“右派分子”，可以网开一面，施以某种宽容，甚至于还常常让他操刀纵笔，起草各种文书材料。他们怎么不明白：如果李曰垓不打右派，作为专署机关的机要员，那是他们难以企及的啊！这也是李曰垓能够读书的必要条件。


（六）热情换来的苦果

李曰垓在日记中写道：“社会啊，你有时是无情的，你要抛弃我，但我永远对你热情！我要以全部生命献给你！”

李曰垓在劳教所自学完了大学文科课程。这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可是，右派戴帽和劳教是“无期”刑徒，没完没了。李曰垓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追逐目标：写小说，一部计划为60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个唯物论反映论的基本观点，在通常情况下应当是无可争议的。李曰垓经历了社会的巨变，自己的遭遇在这个社会巨变中也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巨变，他又阅读了那么多的文学巨著，因此为进入文学创作提供了能力、激情和素材。但是，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忘了自己所处的监狱环境。本来中共建立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对思想，对文字高度恐惧的没有可见围墙的大监狱。一个处身劳教中的右派分子起早贪黑地写，写，写，对于那些苟且贪生的同类来说，他们无法理解，对于那个盛行告密立功的时代来说，那是某些人获得提前释放的机遇，结果，在写了大约十二万字的时候，李曰垓以“写作反动小说”的罪名而关进一间1?5平米的黑牢，禁闭半年，其间不准洗脸、洗衣、放风，不给水喝。

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多数是针对思想文化文艺的。因此一个右派分子写小说，对于那些市侩主义者，对于那些反智主义者，对于那些不知小说为何物的芸芸众生来说，简直就是歪魔邪道。你这种人写的不是反动小说是什么？只要一写，一动笔就错。

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在文革前，某些高干，例如我们山东大学解放后的首任校长华岗，在住监狱期间，可以住单人牢房，可以读书，而且写了许多书，但是，华岗毕竟是高干，可以网开一面，总的说来，中共监狱是没有人道没有人权。许多蹲过国共双方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老革命者，都认为，国民党的监狱有人性，讲人道。这一点我们可以读读《红岩》，并且亲自到白公馆、渣滓洞实地参观一下，那里面关押的都是和国民党不共戴天、立志要推翻国民党的地下共产党党员，这些人在关押期间受到的人道待遇，足以证实上述判断。描写国民党的监狱，只要是亲身住过的共产党人，即使经过夸张渲染，再坏再坏，其人道人权状态，也比共产党的好得多多。

李曰垓想以热情奉献社会，而这个社会却是报以无情，赏给他一枚苦果。


（七）再次逮捕，关押6年

对于后来人，这里要解释一个概念：劳教，或劳动教养，主要是强制“劳动”，在生活劳动区域内也算有某种自由，可是如果在劳教人员当中，谁如果犯规，那就要施以重罚，时间短，就在劳教所内，时间长，就判刑关进监狱。李曰垓在文革期间被逮捕，关进监狱6年。
劳教场所本来是文革中的世外桃源，被屏蔽在烽火连天的文革之外，可是，劳教所里也要搞大批判之类活动。大批判要找活靶子。李曰垓好读书好动笔，一向是劳教人员中的“第一号打击对象”。这时翻倒一下李曰垓的笔记，少不了邓拓、吴晗这些人的只言片语，因为反右之后，文化专制主义控制了中国媒体，文化人大多噤声噤口，邓拓、吴晗成了显赫一时的笔杆子，而且他们的文章也能小心翼翼地说出几句真情常理，被那些探索真理的小民欣赏，甚至于摘抄下来，找到知音。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从批判邓拓、吴晗他们突破缺口。这时，谁如果平时说过邓拓、吴晗，欣赏过邓拓、吴晗，准能成为本单位大批判的活靶子。李曰垓这回幸莫大焉，成了“硫磺矿的邓拓”，还有“写反动小说”，两罪相加，罪莫大焉。万箭钻心，集中射击李曰垓。他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六年，没有提审过一次。

成千成万住过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的老干部，在文革中，也是这样被关进了大大小小的秦城监狱或其它监狱。没有法律依据，没有任何起诉，没有任何庭审，没有自我辩护，自然也没有刑期，一直关到某个高层领导重新得势或者政局的重大变化的时候，才可能把你解放出来。打倒“四人帮”之后，他们脱离了无边的苦海，终于有极少数人大彻大悟，由此醒悟到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是就全党而言，大多数人仍然执迷不悟于明君情结，所以中国前进了30年，经济崛起，却没有走进民主化的大门。

文革中，监狱外面大打派仗。监狱里面表面上是不能分派打派仗，但是这时监狱的主管是军代表。云南省文革中是派性斗争全国名列前茅的省份，武斗之激烈，全国有名。由于中共夺权云南的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反右运动不但是整知识分子，而且也是整某个派别的机会，这样就更积累了矛盾。到了文革，各种隐形矛盾都在拥护毛主席、“造反有理”的大旗下，释放了出来，获得合法化的地位，于是发展到公开的大规模的武斗，动刀动枪动炮，甚至于暗杀，例如昆明军区司令员阎红彦就是被暗杀的，始终没有破案。为了维持稳定，中共中央决定派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实行军管，但是，军队介入并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可以采取中立态度。他们要奉命支持某一派，即所谓左派，于是产生了特定的称谓叫“支左”，要有明确的立场和倾向，可是两派斗争本质上并没有左右是非可谈，斗来斗去，就看谁会斗，谁得到毛泽东或中央某人的支持，因此就造成中央今天支持这一派，明天支持那一派的现象。军队支持错了，也就要跟着换马，改派另一个部队“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持另一派。这样，在监狱中的军代表也就换来换去。每个军代表都希望得到监狱方面的支持、拥护。

李曰垓是一支笔，一支能干的笔。军代表、狱方都希望他能捧场，可是这个倔强的小青年就是不买账。他憎恶这种反复无常的派仗。他用恩格斯的话来回答他们：“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反杜林论》）经历了文革的我们，今天回顾起来，那十年，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弄得糊里糊涂。谁敢说自己“清醒”过？

李曰垓为了坚守“思想的至上性”，他被戴上脚镣和背铐，长达两年半。这种根植于专制土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态文化，根深叶茂，至今仍然青春常在。深入骨髓的中国特色的表态文化，在政局的每一次变换中，仍然是观察中国政治的一把有效而有趣的钥匙。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人今天丧失了人格操守，盛行犬儒主义呢？因为只有望风使舵，随风逐浪，才能安身立命，才能投桃报李。


（八）李曰垓遇到了一个魔鬼

毛泽东不承认世界上有共同的人性，有人类之爱。他在道德观上打着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旗号，以阶级论泯灭人性论，调动人的思想中最丑恶、最自私、最利己、最虚假、最隐秘的部分，也就是兽性，使之合法化、合理化、放大化，堂而皇之地登入大雅之堂，挂上无产阶级道德的金字招牌。今天胡锦涛大力提倡“以人为本”显然是有纠正毛泽东阶级论的含义，只是他不敢点穿而已。

政治运动的基点就是消灭人性、推广兽性。有一些监狱管教人员，在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之后，把自己身上的人性逐渐泯灭，替换成了兽性。李曰垓就碰撞到了这样一个充满兽性的管教人员手里。

1973年3月，李曰垓得到释放。在中国，监狱释放人员很难回归社会，融入社会。他们无论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都受到由政策造成的社会歧视。于是，应运而生的就是政府建立了专门为这类人员“就业”的工厂。李曰垓到了一个铅锌矿就业，可是狭路相逢，这家矿的一把手是从硫磺矿调过去的。此人处身劳改管教行列，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已经消失了普通人的善良，一身邪恶，好像魔鬼的化身。

李曰垓已经三十出头了，应该有一个家庭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修复他心灵的创伤。作为矿上的领导，本来应该抱着同情之心成人之美，但是这位领导却是使尽坏主意，利用他的职权，破坏李曰垓姗姗来迟的爱情。

李曰垓认识了一位住在40里路之外的农村女知识青年曾树美。曾树美才21岁，比他小12岁。一个劳改释放右派分子，在当时人们都是躲之唯恐不及，但是因为李曰垓赤诚坦白，知识渊博，赢得了女孩的信任和倾心相爱。这位纯朴的年轻姑娘透过被妖魔化的右派外貌，发现了李曰垓深藏的人格美。

但是李曰垓没有婚姻自由。他把女方开出的大队革委会证明信和自己的结婚申请交给矿上的领导后，这位领导出于人们无法破解的阴暗心理，拖延了半年不予批准，然后再次制造了政治冤案，把李曰垓逮捕入狱，随后他又派人前往女方所在生产队，捏造李曰垓的反动罪状，向女方施加压力，企图拆散他们的婚姻。非要举起狼牙棒打散这对苦难的鸳鸯。

矿方人员没有料到曾树美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孩。她断然拒绝了矿方的恶意威胁，明确回答道：“你们说他怀，我认为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明确表示爱他，我愿意当这样的反革命家属，跟他共患难。”

为了破坏李曰垓的婚姻，矿上派人到曾树美家抄家，把这户贫农列为“阶级敌人”。农村公社召开了两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曾树美，把她捆绑了4个小时，关押了3天，甚至于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在生产队干部的纵容之下，曾树美还遭受了“抢亲”的凌辱。曾树美母女被逼到绝境，只好卖了房子，逃到远处亲戚家避难。她到监狱探亲，含着泪水对李曰垓说：“你放心吧，哪怕关你十年八年，我坚决等你，决不变心！”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培养出了一批这样的干部，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成人之恶。他们以整得你娶不着老婆，整得你走投无路，整得你妻离子散为乐趣。全国总工会打了64个右派，经过组织拆散，有61家离婚。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就是因为拒绝和打了右派的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离婚而戴上右派帽子。对于打了右派的人，随后就要动员老婆跟他离婚，这个邪恶的主意，至今我也没有读到毛泽东或中共中央下达的指示，但是全国上下都心领神会，好像对右派非要叫他们弄得家破人亡不可。总之，中共搞政治运动已经形成了一套潜规则，党内各级干部都心知肚明。这位非要拆散李曰垓婚姻的矿长不过是按照惯例做事，并非原创，并非更恶劣，只是因为他人性丧失得一无所有，反把成人之恶，当作了乐趣，干得更加起劲而已。
这样一个管教人员和魔鬼有何不同？


（九）李曰垓成了“大同党”反革命集团的首领

一九七五年五月，李曰垓第三次被逮捕关押。

有一个就业人员，为了“立功受奖”，争取劳改队批准他回家照顾老婆生孩子，想出一个害人的歪点子。有一天，他找到李曰垓，关起门说：“我考虑一个计划，由我们两人协同才能办成。我们趁这次批林批孔的机会，把张某和严某整一下，向干部汇报，说他俩要谋杀干部逃跑。对于这种高质量的检举，干部会信以为真的，到时候你我都可以得到好处，这是改变你的处境的有效办法。”

李曰垓听了，心里一阵紧缩。想不到人世间竟然有这样卑鄙无耻的心肠！李曰垓的确想走出这个冤狱。他关进冤狱已经十八年了，从第一天开始，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但是他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走出去，不能用这种卑鄙害人的手段出去。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他说：“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

那个家伙做了亏心事，怕李曰垓揭发，又施展毒辣的一手，先下手为强，诬告李曰垓“预谋组织反革命‘大同党‘，要抢银行，杀干部。”同时，又拉拢其他一些就业人员制造混乱。监狱方面根据那个家伙的“揭发”，又揪出另一个“首犯”。这样一个以李曰垓等二人为首的“大同党”反革命集团就铁板钉钉，成了死案。李曰垓再次被逮捕，关押了三年半。

蒙冤受辱的李曰垓在监狱里是怎样申诉和斗争的呢？档案中保存着一九七五年六月至八月两个月内十二次审讯笔录，现摘录几段，足可回答这个问题：

问：李曰垓，交待你的罪行！
答：我无罪。抓我关我不需要什么证据，但要我李曰垓俯首帖耳接受迫害是不行的。我十六岁进监狱，现在三十一岁了，这次抓捕不过是旧戏重演！

问：不要攻击，交待！
答：我的罪行就是不愿接受那个负责人的迫害。……我没有罪，事实证明你们这次抓人又是错误的。

问：根据你几次审讯的态度，经上级批准，给你戴上刑具（脚镣）反省。
答：不管什么刑具折磨，搞逼供信，制造冤案，总会破产的。

问：你自己的罪行你自己清楚。
答：我清楚是受迫害。

问：你这个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蒙骗不了我们。
答：（冷笑）我没有蒙骗别人，也请别人不要蒙骗我！

问：戴脚镣是给你应有的惩罚！你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答：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需要制造冤狱的。你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林彪以及某些人的目的，即：践踏法制，蹂躏人权，故意制造冤狱，残害无辜者，转嫁民怨于党，给无产阶级抹黑。我可能会被迫害致死，但我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线会有胜利的一天。我活了短短三十多年，还没有为祖国和人民作出贡献，对此我觉得惭愧。但是我没有当寄生虫，也没有作害人虫。历史将会证明：谁是谁非！

问：我们要将你这些恶毒攻击的话记下来！
答：应该记下来，我希望你们记下来。

【点评】半个世纪后，我们重读这些陈词的时候，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不得不指出，当时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冤假错案，就是因为有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当时的语境下，“打红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保护手段。


（十）不是尾声的尾声

李曰垓后来如何去到北京，感动了公安部信访人员，得到他们的同情、理解。帮助，最后得到改正，这些细节，今天已经没有交待的必要了。

这里我要对曾树美母女致以深深的敬意。正是他们坚贞不屈坚定不移的支持，使李曰垓获得了莫大的精神支持！

有情人终成眷属。李曰垓和曾树美终于如愿以偿，成就了美满姻缘。李曰垓后来到昭通地区财贸学校做了语文教师，直到退休。

李昌玉，网刊《往事微痕》第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