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少年打“右派”（上）
云南省昭通市的李曰垓，1941年12月23日出生，1958年2月，刚满16岁被戴上“右派”帽子，可是“打”右派应该在这之前有一段批斗的时间，因此说他“十五少年打‘右派’”就不成问题了。他大概算得上中国最小的“右派”。作为一名少年思想――政治犯，从1958年元旦开始至1978年底，度过了二十年零八个月的劳改岁月，其间三次遭到逮捕关入监狱，长期戴脚镣手铐，关住单人牢房……。有关他的档案材料多达300万字。在右派中算得上是异类。
（一）15岁的“右派”
已经有了好几篇写“右派”的文章，各自标示为最小的右派，其实都算不上“最小”。我找到一个名副其实的最小的右派――十五岁的小右派，名叫李曰垓。不过，这样小小年纪的右派，现在“发现”了不止一个，只因为我有一篇记叙李曰垓的文章《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作参考，又和他通过电话，所以介绍他。
给李曰垓宣布戴帽是刚刚年满16周岁的时候，这之前当然有一个批斗过程，因此我认为应该算是15岁的右派，也因此他成了在世右派中年龄最小的难弟之一。
这个李曰垓是云南省昭通市人，我和他隔得太远，万水千山，所以至今没有见过面。
15岁打右派？奇怪吗？不过这是事实，用不着奇怪。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策划于密室，决定要发展马列主义，创造一个历史的奇迹――打右派。
什么人算是“右派”？毛泽东在这个内部文件中没有给出一个界定，中共中央没有给出一个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给出一个界定，可是从6月8日开始，全中国，从北京到省、地、县各级都打开了“右派”，打得轰轰烈烈，打得天昏地暗，打右派的“左派”，被打的“右派”，好像都心照不宣地知道什么人属于“右派”。这样，当数以十万计的人都打成右派之后，面临着一个定案的问题，于是10月15日，也就是整整过了5个月，才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标准一共六条，包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等等。就凭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操作性的文件，笼而统之的标准，没有年龄的上限下限，没有任何限制条款，于是全国55万右派就热气腾腾地出炉了。最为滑稽的是，22年后，“改正”“错划”的时候，也是这个标准。一把尺，阴阳两面，一面给你划右派，一面给你“改正”右派。仅仅凭了这么一点，也就证明反右运动是多么的荒谬，荒唐，滑稽，违宪，非法！
我们还可以把眼光倒退7年，那时也有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却杀了百万人。那是，官方说，这就是量刑标准，其实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是异曲同工。多少“反革命分子”的头已经落地，不存在“改正”的问题了。
资本家、地主、工人、农民等等，大致上可以根据拥有财产的多少和在生产资料中的地位确定其身份，唯独右派、左派、中右、极右和中派五类“分子”，只是根据他们的一两句话，上纲到共产党的政治倾向、思想、态度，并据此确定其政治身份，戴上“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凡是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者，登记在“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也就是政治贱民，与林冲略有不同的只是没有在脸上刺字，但你的户口、你的档案如影随形地跟着你，这在全世界也没有先例。这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运用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一个范例，一个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伟大创举！
打右派，年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正是有了这么一个不受任何法治制约的非法运动，有了这么荒谬荒唐的违宪政策，所以，对于把一个15岁的少年打成右派就不用奇怪了。
右派是言论犯，思想犯，政治犯，15岁的少年具有法律责任能力吗？
昭通地区处在云南省的东北角，面积约为台湾的四分之三，现今人口则为其五分之一，相对于台湾和中国大多数地区，确实是地广人稀。这里山高河陡，物产丰富。打开地图一看，昭通好像云南伸进贵州和四川两省的一只左手，手掌张开，拇指右边是贵州，手掌左边是四川。因此，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开过遵义会议之后，就西进云南的昭通，穿过云南的这只“手掌”进入四川。
红军走过之后，在昭通留下了“革命火种”，建立了最早的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简称“边纵”，为云南，也为昭通的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更为日后的政治运动留下了巨大的后患。此话何说？在“山头”林立的解放初期，地下党，军队党，游击队，早期的，晚期的，南下知识分子，当地知识分子，来自“五湖四海”，在反击右派的大旗下，谁有权势，谁有心机，谁能抱团，谁能夺取道德的制高点，谁就立于不败之地。反右运动是大面积清除异类的最好手段，因此，昭通地区11个县，正副县委书记和正副县长有14人打了右派。本来，县委书记们都早早拿到毛泽东的“绝密手谕”，他们本来都是“引蛇出洞”的猎人，怎么会一个个成了猎物，自己掉进陷阱呢？实在不可思议。这在全国可能是极为罕见的特例，也足以说明这更是一个山头林立的“独立王国”。
在这种势如破竹的反右形势下，一个15岁的李曰垓，昭通专署机关的机要员，被潮流裹挟就不奇怪了。
（二）“红小鬼”干部
中国南方人昵称十来岁的小孩为“小鬼”。中共从创建根据地之后，就大量吸收少年入团参军，对于这些名副其实的“小鬼”再冠上一个“红”，例如文革前做过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13岁入团，很快就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局长，被称为“红小鬼”。
这种革命传统代代相传。李曰垓就是属于“红小鬼”一类的人。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是13岁。
1950年3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十五军四十三师进驻昭通。原来当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五十六团也奉命进入昭通县城。这时，李曰垓是一个8岁的孩子，到这时他还没有上学，但是他在任职教师的母亲辅导下，已经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会背诵一些古文古诗词，于是他只用了三年就读完了小学的4、5、6年级，然后13岁就初中毕业了。这种聪明颖悟使他比别的孩子提前两年完成了初中学业。
在那时，初中毕业参加革命工作是常态。我本人16岁半参军，也是初中毕业。大家可以查一下现在60岁以上的退休者离休者，包括那些30、40年代参加“革命”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多在18岁以前参加“革命”，以15、16岁较多，甚至于到文革时，15岁上下的少年，成千成万地上山下乡也是常态。不过这时已经不叫他们是“红小鬼”了。
这种“少年革命现象”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永远不可能重复了。当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都发生求职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倒退50年，初中毕业就算得上知识分子了。到了连队，可以担任文书、文化教员，常常因为连长、指导员读不懂报纸、文件、战斗文书，他们就成了连长、指导员阅读的眼睛和代笔的手了。再退回到战争年代，那时补充兵员要紧，共产党几乎是荒不择人，所以十三四岁也可以充数。在供给制时代，养活一个人需要的经费是非常低的，大灶的标准就是吃饱肚子，外加一点点津贴费、服装费，所以那时军队和地方，成千上万地招兵买马不发生经费供给困难。反之，社会上、农村里有些家庭太穷，送走一个孩子，减少一张嘴，所以这样就有了一群“红小鬼”。解放西南诸省后，读不顺文件的县长，有的是，并不稀罕。国民党的旧政府官员全部清除，到社会上招收新人员，凡是年纪大一点的，都是在旧社会混迹过的，政治历史难免复杂，不可信用，中共建政之后，政权建设要另起炉灶，急于招兵买马，因此，招收十几岁的小青年知识分子，历史清白，洗脑容易，价廉物美，成了唯一的选择。那时，大多数县里的学校最高也只办到初中，共产党的用人经验，初中也足够应付了，再说，大多数干部处在文盲半文盲状态，招收一些十几岁的初中青年，文化比他们高一点，却高不太多，既能利用你，自己又有老资格（老党员老干部）可以炫耀，具有无可僭越的政治上的优越感，可以居高临下教育你驾驭你，果真有大学生就不敢使用了。这些所谓的工农老干部，既居功自傲，又内心自悲，所以，他们使用“小青年知识分子”还可以勉强相处，到了反右运动，他们就展开了大反击，对于那些平时不顺眼的人，摧枯拉朽，打得这些小知识分子无不俯首低头。县里打的右派，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类不驯服的小知识分子。至于当初南下工作团的大学生，在县里的大多也遭遇灭顶之灾。反右运动正为共产党内的派系倾轧打击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机会。
所以像李曰垓这样具有初中毕业资格的13岁少年，就轻而易举地成了革命干部，随后又成了右派。
他是昭通专员专署的机要员，负责保管文件、电报、档案，前后三年，工作负责，认真，尽职，没有发生任何差错和事故。
（三）16岁的少年政治犯
被称为巴蜀鬼才的剧作家魏明伦，生于1941年农历8月14日。他说，1957年幸而未到公民年龄，所以才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见《魏明伦短文·我“错”在独立思考》，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话不对，因为在云南有一个比他年龄还小一点点的人，李曰垓，打了右派。
李曰垓1941年12月23日出生，1958年元旦刚过，李曰垓在年满16岁的时候，被专署“下放劳动锻炼”。他背着行李，踏着冰雪，步行5天，到达距离300里的一个山区农场报到。场部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李曰垓听了惊讶莫名。自己怎么会是右派分子呢？他的确响应党的号召，提过意见，那也是为了改进工作呀！
这样的事，今天看来并不奇怪。有不少1957年毕业的大学生，我认识的人就有，当他们拿着派遣单到达所去的单位报到的时候，人家告诉他：你是右派分子，因此工作工资要如何如何安排。这些人听到之后，除了惊愕，已经是欲哭无泪了。那时候，决定一个人的右派命运，只需要党支部整理材料，报到上级党委批准，就大功告成。而党支部的某个人，尤其是书记，只要抓到你的两三句“反党言论”就足以决定你的右派了。大多数右派划定之后是要向群众宣布向本人宣布的，但是不宣布也不违反什么程序――因为反右就没有法定的程序。再如我本人，会上宣布是“免于处分”，档案里写的是“留校查看”，即使写你是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也无可奈何。笔者还有一位同事刘兰新，山东师院地理系1957年毕业。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平度县4中。到校后，领导打开他的档案发现他是打了右派的人，可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向他宣布过。1979年我和他同时到济南母校求“改正”。山东师院寻找了一个多月，才找到他的右派档案。
李曰垓成了一名少年政治犯。不过，这并不稀罕。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十五六岁被枪毙的“反革命”，见之于布告的就不少，可惜我没有记下。
八十年代，中国拍了一部电影，叫《少年犯》，编导演员怀着高度的同情，演绎了一位打架斗殴成了刑事犯的16岁少年的故事，充满了人性的关怀，故事凄婉动人，令人欲泣欲诉，轰动当时，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以之当作教材。据说有的青少年看过电影之后，竟然萌发了想亲身尝尝当“少年犯”的滋味。但是，如果拍摄一部像李曰垓这样的少年政治犯应该更加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意义。
李曰垓不能忍受这种不白之冤。一个月后，他决定上北京申诉。他从山里的农场逃跑了出来，他要依靠双脚，走到北京去。可是，只走出了几十里路，他就被抓了回去。
云南人锻炼出一付铁脚板。旧时，云南人计算距离的单位不是“里”，而是“站”，一站约五六十华里，这是人马一天步行的距离，因此一站路就是五六十华里。抗战初起，二十万滇军在军长卢汉的率领下，东赴台儿庄参战。他们从昆明出发，步行了两个月才到达湖南长沙，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壮行。如今，云南人最耿耿于怀的是台儿庄纪念馆中，没有一处解说词提到滇军。没有滇军参战，台儿庄战役休想取胜。
李曰垓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以为自己可以逃之夭夭，靠双脚可以走到北京去。他不知道无产阶级的劳改队是不会让你，一个逃犯，心想事成的。你自己认为你是忠诚于党的，但是只要右派帽子给你戴上，那就只有认罪一条路可以走。
（四）20年后，进京告状，感动了“上帝”
不过李曰垓终于到北京告状成功。这是整整二十年以后的事。那是打倒“四人帮”两年之后，当地对于解决李曰垓的问题，表现消极，逼得他进京上访，那时进京上访，在胡耀邦时期，和如今大不相同，不围追堵截，不打不撵，一般都能受到正常接待，许多老大难的问题，就是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才获得解决的。公安部的同志听取了李曰垓的诉说之后，非常同情他的遭遇，非常及时地采取了措施，解决他的问题。而且，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龙同志随后专程前往昭通采访李曰垓的案情，查阅了多达300万字的档案，访问了有关的人员，最后写了《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给历史留下了记载。该文收集在群众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春风化雨》一书中。这样感人的事情，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了绝响。北京，信访局，上访……都成了犯忌讳的词语。
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这位徐盛龙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可以随意查阅档案，使李曰垓的冤屈更获得某种官方的证明，因此我们要感谢这位心怀正义的作者。如今，那些档案可能都散失了。
徐盛龙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他是右派吗？”他说：“李曰垓始终不知道自己犯有什么错误，过了二十年后平反昭雪时，才知道自己有什么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可是，这些言论，都是当时在整风中响应党的号召，在本单位负责人多次动员下说出来的，是符合实际的，是一个纯朴的公民向党进忠言……”五十年后，我们只好从良好的愿望来破解这个历史难题：大概当时昭通专署的领导们太年轻，没有子女或子女都还年幼，没有做人父人母的感受，不然怎么会把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打成右派，送去劳改呢？这个推理是根据我的经历：50年代初期，我共事过的领导，参加革命时间最早的是1933年。他们的子女都不大。地委专署领导的年龄资历一般不会更大更长。由此可见，反右运动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未完待续）
李昌玉，网刊《往事微痕》第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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