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联动”六冲公安部（上）

　　（续前）从学院路的北航附中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路程约有14公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后期赶来的同伴并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把陈昆岗和王青抢走了，而后期的自行车队伍却在不断扩大，那个年头虽没手机但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一呼百应，中途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入列，甚至在马路对面骑车的人也调过头来凑热闹，于是乎上千人的自行车洪流直接涌向了公安部。

　　到了晚上7、8点钟，天色已黑，但聚集在公安部北门前的人群仍在不断增加。当人们得知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也被抓了，“老兵”们更是群情激愤地狂呼：“放人！”公安部对此突发事件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结果反而使矛盾升温，人群开始骚动，一部份人便顺势冲进公安部内。此后公安部紧急调派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封锁北大门，把人群分割成了内外两部分。而门外的人群又分成了“文”、“武”两拨，“文”的部分有我校岳小东、清华附中卜大华、张小宾、宋柏林以及人大附中杨小平等共计9人到北门东侧的一座小灰楼的2楼与在场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等11名干部据理力争，此时公安部已经知道“北航红旗”抓了人，但言称中央文革支持左派；卜大华则指称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此举毫无道理而且会造成天下大乱。对方渐感理屈，于是只好“打太极拳”，“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夜，始终没有结果。当岳小东、卜大华等人离开公安部已是黎明时分，当时天降小雪；而“武”的部分则彻夜在北门抗议和喧闹……。随着时间拖延，误解开始发酵，分割在里面的人饥渴难耐打算出去，但受解放军战士人墙阻挡根本出不去；外面的人以为里面的人也象蔡东北他们一样被扣押，于是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为了支援里面的同伴，我们有人又骑车返回学校，掏出所有饭票求食堂大师傅给了一笸箩馒头，然后由李森和谷永胜硬是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从北航附中骑行两个多小时送到公安部门口，由众人举着笸箩将馒头越过人墙传进里面。但是人多馒头少不够吃，在里面的钟锦屏等人冲进公安部食堂，发现那里居然有粉肠（那时的粉肠算是奢侈品），于是众人开了一次洋荤。

　　有意思的是，人群中有“首都三司”的人马——侯×华（此人后来成为著名小品演员）等二、三十人在公安部南门外与我校女生任敏敏等红卫兵相遇，侯×华上前逼问任敏敏：“你们带刀了没有？带了就交出来！”任敏敏回敬说：“你敢搜身？我有把指甲刀，你要吗？”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口角，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井冈山》战报有了一个“六冲”的“原创”。

　　事情一直闹了一通宵，公安部始终不作答复，无论是围堵的红卫兵还是阻拦的解放军战士都已人困马乏力不能支，可能公安部的头头觉得差不多见好就收，于是撤走“人墙”，众人随即逐渐散去。

　　陈昆岗和王青被营救之后藏进北京八一学校。这里说明一下：因八一学校离我校不远，而我校的许多同学都毕业于该校，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也由我校刘会远的弟弟刘历远、李森的弟弟李旦生领导，因此两校关系非常密切。约一周后，王青耐不住寂寞，从“八一”溜回我校看望大伙，被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发现，王青在返回“八一”到海淀镇上去买烧餅时，被跟踪而来的“北航红旗”再次抓捕；12月24日夜里2时，“北航红旗”的大批人马在北京卫戍区的协助下，大肆查抄八一学校。因“八一”的中、小学生在坚守的楼房正门做了工事（用各种家具堵住了通道），大学生的造反派们乘李莎莎（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的外孙子）年幼贪睡，从他的房间越窗而入，绕过了值班人员防守的工事，把陈昆岗逮了个正着；同时把正在睡梦中的李旦生等八一学校的其他中学生也一并抓走，然后将整个八一学校作为“联动据点”给“查封”了，其后即在该校举办了所谓的《联动罪行展览》。“北航红旗”如此兴师动众的抓捕行动，如果没有得到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指使，是不可想象的。

　　陈昆岗和王青等人被关进北京陶然亭半步桥某监狱共计22天，1967年1月被释放。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被关押10天，由警察送回家中。当时陈昆岗和王青曾问过警方：“我们是什么罪名？”回答倒也干脆：“不知道。”

　　自12月16日北航附中的陈昆岗、王青被抓与被救；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捕入狱；以及陈昆岗和王青又于12月24日被“北航红旗”再次抓捕，北京城的“老兵”立即作出公安部公然偏袒“北航红旗”的判断，于是被中央文革打压的怨气终于按捺不住，12月26日“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那时由北京老红卫兵组成的“联动”已经毫不掩饰地将矛头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比11月“北航八一纵队”质问中央文革仅支持“三司”，打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言论，更显出了露骨的“反革命”立场；公安机关随即与“三司”携手有计划地抓捕“联动份子”，此举必然引发“老兵”更加激烈的反弹。至于具体有几冲，因为其他几次本人没有全部到场，故不宜随意评说。但除了“一冲”以外，一些坊间描述的第二、三、四、五次明显带有分拆拼凑之嫌；而描述第六次“有10万北京市民奋起保卫公安部”，此说太过离谱，故稗史坊间所谓的“六冲”之说没有可信版本。

　　我和我校杨松林等人曾在1967年1月初再赴公安部参加抗议活动，但那是第几次，如今已无法确认；另据我校丁林生回忆，“联动”12月26日首次聚会之后确实有过几次“老兵”到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门前的示威行动，同时人群中也混杂大量的“三司”成员，他们与“老兵”呼喊同样的“反动”口号以达到混淆视听之目的，但最终被“老兵”识破，双方爆发过肢体冲突。

　　当时与陈昆岗和王青同时关押的除了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王洪等人以外，还有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李明清（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等人。后来李明清被“北航红旗”吊在单杠上以酷刑折磨致死，只因为李明清是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的成员。1973年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两名凶手并报告李井泉，但因“北航红旗”是轮番上阵毒打，分不清楚李明清最后死于谁手，李井泉表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打死李明清后不久，“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又以“刺刀见红”的恶劣手段将彭德怀的两根肋骨打断，又将陪斗的张闻天头部打伤，可见他们的肆无忌惮具有多么足的底气。

　　如果那年头我们也寻一个理由把“北航红旗”的头头抓起来扭送公安部，一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却可以——“北航红旗”作为一个造反派的群众组织行使专政手段，把两个根本没有偷车的“贼”扭送到公安局关押了22天；又混淆视听把这件事情的真相隐瞒了四十余年，这就不厚道了。

　　纵观“一冲”可分为五步：结怨——武斗——抢人——冲击——逮捕。此应为文革当中老红卫兵“一冲公安部”的完整版本。倘若有人能有根有据地拿出与此有别的不同版本，我无话可说；倘若没有，我则更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历史有戏说和信史，若只有当年掌权者的一种声音，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客观的。上述回忆是我与一些亲历者核对后做的整理，也许会有错漏，但大体不差。

　　“闹剧”中的两位“偷车贼”今都安在：陈昆岗现任中国××工业协会秘书长；王青现任北京××医院主任医师。前些年我还问过陈昆岗，当时哪根筋搭错钻下楼去了？他说真的是想去谈判，没想到对方那么不讲礼数。

　　三、对历史的评说

　　在那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和命运。“老兵”一代经过文革初期的狂热和迷茫后，他们发觉“四人帮”以倒行逆施的方式在彻底颠覆人们往日的希望和追求时，他们如同父辈那样以不惧生死的气概，义无反顾地站到了“四人帮”的对立面，这就是老红卫兵们在那个时代关口的一种觉醒状态，他们甚至在狱中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那种不屈精神俨然带有浓厚的先驱者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表面看，“一冲公安部”带有偶然性，但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北航红旗”倚仗中央文革的支持，在当时的强势地位几乎无人敢于挑战，但他们没想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的捕人举动点燃了“老兵”心中积郁已久的怒火，全城相识和不相识的那么一大批青少年们能在数小时内就聚到天安门广场的公安部门前，并借势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又数度冲击公安部，其根本原因是大家对“四人帮”那一套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六冲”是文革当中“老兵”或曰“联动”对“四人帮”的最早和规模最大的群体抗争，对这个“偶发”事件的是非功过不管时人如何评说，我认为其实质就在于，那是一代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文革发动者的反叛。

　　我以为，古今中外的历史事件，指望群体参与者十分理性地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径是不现实的，判断历史事件的合理与否应该看其核心价值取向和是否代表时代潮流的先锋性。在那个时代，“老兵”或曰“联动”率先挑战中央文革倒行逆施的行为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北航红旗”以及以清华井冈山为首的“三司”为虎作伥是需要反省的。时人应该看到，否定文革也就否定了受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的所作所为，有相当一部分文革的掌权者、受益者心里很不舒服。并且最高层里有人在文革当中不那么清白，他们以种种理由阻断对文革的批判。有了这样的呼应，我们即可从一些人对文革描述的字里行间读出他们不想忏悔的心思。

　　如今一些人重拾陈腐偏狭的派性思维，毫不掩饰地转发和引用当年“三司”对“老兵”或曰“联动”妖魔化的文章，津津乐道于文革式的攻击语言，甚至不惜沿用阶级斗争的“后血统”观念挑唆世人敌视当年的干部子女，使这幕悲剧持续上演着四十余年。尽管“老兵”们保持理性沉默且没人拿“黑五类”作为回敬，但这毕竟不公平。更有甚者则别有用心地把当今贪腐的利益集团与当年打江山的革命先辈混为一谈，以达到彻底推翻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舆论造势必须警惕。

　　在许多人眼中“联动”过去和今天都是一种恶名。记得当兵时，有一天中队教导员突然问我：“听说你参加过联动？”我不清楚他的询问缘自何方，可我矢口否认，最后不了了之；但我校丁林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先是被“附中红旗”的孙×ד陪同”前往公安部“自首”（其时“附中红旗”已有军宣队支持并在北航附中掌权），其后又有“附中红旗”的侯××、左××、秦××等3人联名告发丁林生“参加过反动组织联动，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结果丁林生被所在部队审查整治了5年，此事影响了他的一生；石油附中的蔡东北也因身背“联动”恶名被所在部队关押2年……这样的事情不是个案，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两年前，我们借春节之机与同班的“附中红旗”同学聚会，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的弱冠少年如今已是鬓发飞霜，我们刻意营造“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的气氛，其实内心都存有几分沉重。要说青春无悔，那肯定是假话。文革10年我们风华正茂，却在动荡惶恐中茫然度过。原来好端端的中学同窗只因观点分歧，对立成派竟闹到心存嫌隙几乎终生难以弥合的地步，足见文革对人的伤害有多么深重。

　　经过文革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对群众斗群众深恶痛绝，但愿能以我们的牺牲换来后人的觉醒。而今青年人多有不断翻新的时尚个性，却少了些红卫兵一代的血性激情；如果当年“老三届”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能够传承下来，那么今天的社会风貌将会含有更多的高尚因素。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老三届”这一代人在思想上的成熟反而造成其边缘化的存在，这种现象将留给后人去细细思量。

　　作者马小冈，原北航附中67届高二生，《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