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江西成了蘇區霸主，在中共中央還是沒有指揮權，連中共的黨史至今都說，只是到了遵義會議，才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隨著歷史資料不斷披露，尤其是破除了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之後，黨史界普遍認為，遵義會議沒有也不可能確立毛澤東對全體紅軍的領導。因為會後一個相當時期，紅軍都處於極端分散的狀態，無論毛澤東還是黨中央都談不上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四方面軍在北上到達陝北會師前就一直不服從指揮；二、六軍團有八個月反而受張國燾節制；中央蘇區留守的紅軍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聯繫。長征到達哈達鋪，中央才瞭解到陝北紅軍活動的情況。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就是一句空話。
遵義會議的決定和常委分工都規定得很明確，就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議還強調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所以，會後幾乎每天都要開政治局或常委的擴大會，討論作戰計劃和行軍路線。然後，以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的命令列之。毛澤東這時只能作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也不見得大家都聽。例如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由於對當時的軍事指揮不大信任，遂提議並經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也是以軍委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的命令列之：“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還明確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
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威信並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麼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事件，都是證明。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看作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的證據，也是不大可靠的。因為三人小組隸屬於中央軍委，不但職權同遵義會議前的三人團不同，而且，組長還是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毛澤東只是組員之一。在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兩河口會議上，代表軍委作報告和結論的就是周恩來。沙窩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還是任命周恩來為司令員兼政委。
所以，正如有的黨史研究者所講，從黎平會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這8個月期間，“不管是從職位上看，還是從實際作用上看，周恩來都是全軍的最高統帥”。（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頁）毛澤東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以後，特別是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出任政委以後。張聞天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 中也說，“出了草地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實際上，直到長征結束中央抵達陝北，在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又是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才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對一方面軍（還有15軍團）的領導。
毛澤東既然在遵義會議上沒有取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只是在抵達陝北之後才獲得領導一方面軍的領導權，就要面對張國燾的挑戰。張國燾不僅在黨內的資歷遠勝過毛澤東，而且，長征後抵達陝北時率領的四方面軍實力大大超過毛澤東領導的一方面軍。這時候，毛澤東就顯露自己的政變天才，設計逼走張國燾，終於完成對紅軍的完全控制，為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上確立君主地位奠定基礎。
1937年3月，延安發起了大規模批判張國燾運動。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出一段舉座為之震驚的話來：“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
1951年8月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版，在對“巴西會議”的注釋中，有這樣的敘述：“這時，張國燾率領一部分紅軍和中央分裂，不服從中央的命令，並企圖危害中央。中央在這次會議上決定脫離危險區域，並率領服從命令的紅軍向陝北前進。”
“文革”前後，時任瀋陽空軍副司令員的呂黎平說得更為具體：“密電”是他親自參與譯出的；“密電”內容性質更明確，即“武力解決”；還回憶了“密電”的全部文字；同時也把當年收譯和送交“密電”的全過程作了展示。
20世紀80年代，又有一些新人加入進來。除了前面呂黎平“譯電”的呂氏“密電”之說外，又出現了一個賀俊楨“破譯電”的賀氏“密電”之說。譯電和破譯電是兩種不同的管道。譯電是內部的通訊，破譯電是對敵方的電訊偵察。這就是說，按他們的說法，這兩種途徑中雙雙獲取了張國燾“武力危害中央”“密電”。
可是，所謂張國燾“武力危害”“密電”的說法，一直遭到質疑，他們當中既有當事人，也有學者，大家徹底否定了這一說法。
第一，始終找不到載有“武力解決”中央字樣的電文。從1935年9月3日張國燾致“徐、陳並轉呈中央”電起，直至9月14日，中央和張國燾之間的相互往來電報，還有中央致“徐、陳”電報，以及其間彭德懷、李富春與林彪、聶榮臻之間的電報中，都沒有“武力危害”中央這樣的文字。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電專門報告了中央與張國燾的分歧及張國燾所犯嚴重錯誤，其中也只講南下電令，沒有“武力解決”。此外，從各檔案館歷來積存的所有文電中也都找不出有這類內容的電報。
第二，從一系列有關文獻的查閱結果中，斷定沒有“武力危害”中央的電報。
第三，從有關親歷的高層人物的回憶中，沒有發現“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內容。
同時，張國燾，無論在延安的檢討中和晚年寫的回憶錄中，均未承認有此“密電”。
張國燾當年的部下徐向前在晚年口述回憶錄中，詳細敘述了中央和張國燾爭論和鬥爭的過程，敘述了收到9月8日的南下電令，並由陳昌浩報告了中央的情況，此外不知道還有另外的“武力解決”中央的“密電”。1982年8月24日，他在與中央黨史研究室廖蓋隆等同志的談話中，專門回答了“密電”問題。他說：“接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的最大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張國燾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
“還有，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人譯的，發給誰，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是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1988年11月5日他在致函中央黨史研究室時，又明確表示：“關於張國燾‘密電’，企圖危害黨中央的問題，我不知道有此事。”
而朱德上世紀60年代初在中南海一個座談會上說到：一、四方面軍北上，張國燾“到阿壩時，他就變了，不要北上，要全部南下，並發電報要將北上的部隊調回南下，我不同意，反對他，沒有簽字。電報由葉劍英同志接著，告訴中央毛主席，沒有向下面講，中央就馬上決定單獨北上了。如果上去的部隊調轉，中央是很危險的”。
事實上，紅軍在長征後期，就進軍路線產生分歧，南下還是北上，張國燾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根本不存在搞分裂的問題，而毛澤東居然捏造事實，指責張國燾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反而開始殘酷鬥爭張國燾，迫使他離開延安，最後與中共徹底決裂。
逼走了張國燾，毛澤東少了一個對手，於是，在延安，利用整風，鬥垮王明，奪取中共的最高領袖地位。（《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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