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日 星期一

“英雄史观”尚未功成身退


    《张乐天谈底层视角的现代史》(《上海书评》2011年12月11日)反复提到“底层视角”。在论“四清”运动引起人们响应时,张先生以三年饥荒时农民捡吃干部剩下的骨头为例,说:“如果没有之前的历史基础,领袖的号召也是没有用的”。

  百余年前有一类似的精辟论述:“今之谈国事者,辄曰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源则正好相反,应“先有无量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这是梁启超《新史学》上揭批“旧史学”的话(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68页)。《新史学》作于1902年,可看作是张先生“底层视角”的滥觞。1921年,梁又在新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讲:“‘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现代则愈不适用也”,并预言:“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24页)

  此后百余年的中国史学,确实出现过某种“底层视角”的倾向。如二十世纪初年对民众反抗的书写,即是面向大众和基层的,但宣传的意味重于学术研究。二三十年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社会”二字频频出现、亦为面向大众的显证,但论者更重大众背后的社会规律。四十年代出现、盛行于建国后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之说,亦是重规律而轻人,真正的“底层视角”著作则极为少见,有些甚至还刻意按照中共领导农民革命的样子,去描述历史上的民众反抗。近年在国内复兴的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日用,应可期待。

  提到“底层视角”,似绝少有反对者,但何以又百年难行呢?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材料难觅。“底层视角”要求大量使用普通人留下的材料,但普通人又少有存史的意识和习惯。张先生倡导“底层视角”,而且在材料方面,建立了包括上万份统计资料的“中国田野调查”数据库,拟供学人使用,诚为学界一大盛事。想必不久的将来,即可读到像基层是如何响应“四清”之类的生动文字。笔者躬逢斯盛,谨略呈刍荛之言:梁任公那一代人讲平民历史,与今人有一绝异之处,即他们是已将精英讲得烂熟、题无剩义才转向大众的,今日的现代史研究则有“精英”的档案尚不完全的背景存在。无论精英视角抑或平民视角,都只是揭示历史的一取径,取径的选择又因研究对象的特性而变。以现代史而论,“精英”的作用(如1959年庐山会议)恐怕仍不能轻视。要之,尽管应该从“底层视角”拓宽历史视野,但现代史上的“英雄史观”尚未功成身退。这恐怕也是前辈学人迟迟未以“底层视角”为业的另一要因。

  张光润,《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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