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谈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上）
关于汉奸问题、兄弟失和问题，周作人的思想形成、局限所在，以及当下意义
从1986年起，识其作品，研究其生平思想，书写其传记，直到今年2月首次全面推出11卷《周作人译文全集》，学者止庵浸淫苦雨斋主人已二十多年。周作人的著译将近一千万字，他说，反复读了好几遍。
他试图走进周作人的世界，发现有5大难处：日记至今没有完整印行；上万封书信只见数百；档案材料不曾全部公布——除了南京审判那一段之外，1949年以后周作人不时到派出所书写的交待材料思想汇报始终未见；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尤其是日本部分）也没有汇编刊行；还有，不同年代各色人等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
更有一层，对于“兄弟失和”、“附逆”等重要事件，周作人效倪云林之“绝口不言”，因“一说便俗”。所以细读《知堂回想录》而深感不满足者大有人在。他的态度则近乎狷介：世人如何解密、评判、阐发，请便。但无论人们怎样调查考证，能得到的不过是事实的片断，其中涉及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思想活动的部分，注定成谜。
种种这些，令人们至今无法读到一部翔实可信的生平与思想相融的周作人传记。同时，在一代代特征各异的解说者——或持道德优越感，或偏好戏剧效果，或对历史惯持倒推式的后见之明，或因爱慕其文而吞吞吐吐——那里，周作人生命中的某些篇章早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亦然。
“日本人爱美，但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人物周刊：有种说法，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好感，是导致他附逆的原因之一。
止庵：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周作人亲近日本文化，想以它来替代中国文化。
从1906年去日本到1945年，40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言论都在那儿。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他也认为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有优势，但这优势体现在文化本身，从来没说过体现在政治上。“七七事变”前他写的4篇《日本管窥》，还有两篇《谈日本文化书》，讲到日本文化有两种代表，一种是“贤哲”，另一种是“英雄与无赖”，他对于前者很推崇，而对于后者则从来没有好言语，譬如“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
他并不主张以文化研究的结论来概括一个民族的一切。他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和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他也说过，“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但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即使在华北伪政府任职之后，他喜爱的仍然是日本的民间艺术或文人画师的作品所体现的那种文化。这种态度延续始终。
人物周刊：您在《周作人传》里说，1938年以后周作人的想法和做法跟汤尔和有很大关系，说汤是周作人除了鲁迅以外惟一甘愿追随的人。此话怎讲？
止庵：要理解周作人，汤尔和至关重要。他比周作人年长7岁，早年留日留德，学医，加入过同盟会。他当过北京医科大学前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校长，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创始人。我在孔夫子网上查过，当年诊断学、解剖学、组织学、外科学、内科学、妇科学、眼科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医学教科书，都是他一个人编译的。他还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他对学界有左右之力，陈独秀当年因为“私德不修”离开北大也跟他有关。他跟日本人的关系也比较深。
汤尔和在1937年4月到7月办过一本《舆论周刊》，总共出了15期，周作人因为给这刊物写稿，开始跟他有往来。最近藏书家谢其章送我一册《舆论周刊》的影印合订本，上面有汤尔和4篇文章。光从这些文章看，汤尔和的主张比较接近胡适，态度比较平和，但还是能明辨是非的。
其实后来出任伪职的人，立场还是存在着某种差异，并不一概都像给日本天皇写“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这路诗的王揖唐那样。不过通常认为，对于一总被归入汉奸之列的，再做区分似乎没有意义。
（按：据木山英雄提供的材料，对于日本人来说，汤尔和与周作人是两个“威严决然不同”的中国高层官员。汤尔和是“行”或“不行”十分清楚的人，且颇有骨气，有时会令日本人有一种被其威严所压倒的感觉，这一方面是难对付，一方面也令日方尊重；周作人则很少参与行政，且态度暧昧不清。）
人物周刊：论真正交往，汤周也是在1937年之后，“追随”二字如何成立？
止庵：1937年底华北伪政府成立，汤尔和是中心人物之一；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他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没了多久他就死于肺癌。周作人接替了他的职务。
这就要说到1980年代中期沈鹏年发掘的、后来引发轩然大波的一些新材料。材料都是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事，涉及当时中共地下党有没有动员周作人“出山”，以阻止更糟糕的人选（指缪斌）上任。在我看来，尽管其中许宝骙针对“口述”另写文章，而王定南先是签字确认后又加以否认，他们俩的说法一致又不一致，其实并未超出周作人1949年7月致周恩来信中那句“大家觉得有占领之必要”一句所涵盖的范围，只是在“大家”都包括哪些人、哪些政治势力，而这些人或势力愿不愿意认账上，存在差异而已。但是最终是如周作人自己所说，“我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
（按：钱理群认为，其中某些当事人的意见与活动，“一方面确是个人所为，并不是出于任何一方组织的正式决定，但又确实代表了各方政治势力的利益与要求，不仅是国、共两党，也包括美国一方在内。……周作人事实上已经成为当时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我比较看重的是两份手写材料：一位叫陈涛，当时是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直辖编审会中方副编纂，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回忆编审会第一次开会时，“日方总编纂即提出教科书中应加入‘新民主义’（注：日方操纵的反动政治组织新民会所宣扬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等奴化思想）的问题。我当时立即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意见”，“最后由汤尔和表示教科书应以传授知识为主，最好不要把有倾向性的政治色彩的东西装进去，加入‘新民主义’事可暂不考虑”，“汤病故后由周作人继任教育总署督办后，也没有旧事重提”，“伪教育总署对教科书的编辑方针及态度毫无变化，基本上与汤尔和时代是一致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承认“华北教育不曾奴化”。
另一位叫高炎，也是中共地下党员。1938年4月到1942年6月，他是《庸报》北平支社采访部的记者。高炎说，他曾以《庸报》记者的身份采访过1938年2月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注：通常被视为周作人附逆的开端）。现在关于此事唯一史料来源是《大阪每日新闻》3个月后发的报道，高炎则讲了他作为当事人所看到和听到的，虽然当时他做的记录在会议结束时被日本陆军特务部的人没收，但根据他的回忆，周作人在会上说的是：“日本文化自有独立的价值。但是，不容讳言，日本文化是以中国文化及西洋文化为根本则是事实。其中年代最久、影响最深的是汉文化的影响。”“30年来确实研究过日本文化，最近感到研究的结果是不懂。过去从文化上艺术上所了解的日本，和现在好像不是一回事。只能说，越研究越不懂。所以，今后只能不谈不写了。”“现在两个国家在外交上、政治上、军事上都糟到如此地步，我的看法是，不妨让文化仍旧保持她的清白，留作将来的余地罢。”
1941年1月至1943年2月，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而高炎从1940年11月到1942年6月兼任伪督办秘书，也就是跟周作人有一年半的上下级关系。高炎在回忆中也说，周作人继任后，基本上沿袭汤尔和对教育的方针和态度。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并不是说还是出吴三桂好”
人物周刊：但是周作人确曾在电台里代表伪政府广播，访日时还去慰问日本伤兵、进出神社。
止庵：其中“进出神社”一点，只是1941年4月15日发行的《庸报》报道的日方为周作人一行安排的前一天的“行程”之一。但据倪墨炎《苦雨斋主人周作人》，当日“计划没有实现”，周氏一行未去靖国神社。（按：因为火车误点未能成行，偶然或必然？）周作人4月16日参拜过汤堂，即孔庙。关于周作人在伪教育督办任内的一系列职务行为——包括出席或召开会议、参加招宴、率东亚文化协会评议员代表团赴日、前往外地视察、作为汪精卫的随员访问伪满洲国、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举办培训班、参加新民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并任副总监等，我在《周作人传》中已经说过，“责任均应由职务人承担”。
周作人一生的思想我认为主要是两条：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传统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他认为这两条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事功，为了那个结果，道义是可以牺牲的，手段可以是无所谓的？这确实是近代以来的思维方式。
止庵：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说：道义要落实于事功，事功体现道义，但事功不能取代道义。我们得把这主张放到那个时代里去看，他是有针对性的。1933年他写《颜氏学记》，从颜元“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得到启发，提出：“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他说：“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
周作人谈到文天祥的死：“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他对古希腊斯巴达首领勒阿尼达思率三百将士守温泉峡，最后全部战死的事迹是很推崇的。他反对的其实是以气节逃避责任的人。庚子事变后期李秉衡受命率军抗击八国联军，当时主战主和两派都寄望于他，可这主帅刚到战场，也就是北京通县张家湾，就自杀了，写下遗书说“天下事从此不问罪臣”，结果全军不战自溃。我说：这是以最负责任的方式，造成最不负责任的结果；满足的是一己的道德完善；国家，百姓，职责，和自己所被寄予的期望，都可以成为代价。
周作人对于“气节”的认识，跟他反对“三纲”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说，“君与臣的关系，则是援夫为妻纲的例而来”，妻子须为丈夫殉节，所以臣民要为君王殒命。在他绍兴的周氏家族里，太平天国时期忠臣节妇都出过。“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
周作人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也在这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其间有6年时间，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入侵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一点不做准备。“九一八”事变后，他对记者说：“咒骂别国的欺侮，盼望别国的帮助，都靠不住，还只有自己悔悟，自己振作，改革政治，兴学，征兵；十年之后可以一战，但是大家阿Q式的脾气如不能改，则这些老生常谈也无所用，只好永远咒骂盼望而已。”他对中国的现实是绝望的。
人物周刊：于是他释褐，去追求他理念中的“事功”。
止庵：周作人的“道义之事功化”，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初读佛经的感悟。比如他读了《投身饲饿虎经》，被其中“美而伟大的精神”所感，认为大禹和墨子是有这种精神的。他说中国古代圣贤喜欢讲尧舜，讲得多半玄远，他说还不如大禹，较有具体的事实。
1938年底，周作人与住在上海的沈尹默唱和，我觉得各有一首诗很值得重视。周作人的诗是：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
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沈尹默读之“怏然”，回寄一诗：
一饭一茶过一生，尚于何处欠分明。
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
周作人说沈“指点得很不错”，但自己“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周作人的诗表现出对现实的关切，是入世的；而沈尹默则认为所发生的一切和你没有关系，不必管它。说句老实话，我能够理解周作人，但更倾向于沈尹默。
不过根据木山英雄披露的史料，当年劝诱周作人出马的日本人都很意外，桥川时雄事先预估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并说，“若是我的话不会出马的。”在日方的估计里，周作人“恐怕不会放弃高蹈的文人生活而进庸俗絮烦的官场”；如果他坚辞，他们也没打算勉为其难。但没想到，他答应了。对此谷崎润一郎也曾写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但周作人考虑过了，决定了，就不再改主意了。
有一次跟一位朋友对谈，有记者问：如果1937年你们留在沦陷的北平，会不会做汉奸？朋友开玩笑说他会。我说我不会，我有个榜样，就是废名，当时他去湖北老家山区去当小学教员，等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顺便说一句，废名对周作人一直很尊敬，在抗战胜利后公开着文说：“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有火一般的愤恨，他愤恨别人不爱国，不过外面饰之以理智的冷静罢了。……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者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不过，他看到周作人在督办任上翻修了八道湾的房子，也曾流露出不满。（未完待续）
李宗陶，《南方人物周刊》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