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刊《昨天》编者按：本文作者唐士六，是文革前由重庆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大竹县乌木滩渔场的老知青，文革中参加造反后成为一支以老知青为主的武斗队的负责人。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被以“指挥武斗、抢劫杀人的罪魁祸首”罪名批斗、游街后关押审查，坐牢十年。1979年11月出狱。2004年从大竹县电力公司退休。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经历了这场‘运动’的全过程，每每回顾往事，还是那么清晰，而我心中就会感到阵阵疼痛。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对历史是尊重，对良知是忏悔，对人民和后代是交代，对自己是脱胎换骨的反省。”本篇摘自他的长篇回忆录《“文革”，我心中永远的痛》。主要讲述他和这支老知青武斗队所经历的一些武斗和遭遇的几次内讧险情。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抢枪拉起武斗“山头”
1968年2月，大竹县的“八一五派”把我们渔场的“反到底派”知青赶出了渔场，我们撤到达县，住进东风宾馆。
2月中旬，达县“造反军”决定要抢军分区设在达巴路口的军械库，开始两天许多人去围攻，守卫部队坚决不准抢枪，戒备很严，第三天中午终于被群众冲破了防线。那天我和渔场的男知青几乎都去了，在营区小路上与库房的军人对峙，军人都是全副武装。双方僵持了两三个小时，一个军官突然开枪，我身边的一个人应声倒下，群众一哄而散四下闪开，但很快又聚拢冲了上去。部队又开了枪，这次把渔场知青陈国文打死了，群众被激怒了，冲上去抓住枪就拖。部队不敢再开枪了，群众蜂涌而入，所有军械库都被砸开了，武器弹药被抢劫一空。
知青们把枪藏在东风旅馆的床下，部队连夜进行收缴，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渔场知青这次一共抢了十七支步枪，一挺捷克机枪，一挺五六式机枪，一挺苏式转盘机枪，三支五六式冲锋枪，五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七八支手枪，还有一些子弹。云雾茶场和社办林场有几个知青也和渔场知青一起，也抢了枪。
好像就是当天晚上，不知是哪里的造反派抓到一个“奸细”，弄到东风旅馆活活打死了。我没有住在那里，而是住在铁山招待所与铁山林场的张德修在一起，我只看到这个人被打，不知道后来的事。
抢枪第二天，大竹““红联办””（八一五派的红色造反联合办公室）开了两车人到达县，被人告了密，达县造反军把他们抓到天主堂，有几个嘴犟的被打了。我得到消息后赶到天主堂，制止了打人，向他们宣传“反到底”也是造反派，也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希望他们不要和我们作对，在他们口头保证以后，我说服造反军把他们都放了。这些人里面就有去年“10·23事件”中打我的人，我认识他们，后来这些人仍然要置我于死地。直到他们成为“四人帮爪牙”被捕或被打成“坏分子”受到“专政”。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之间才算没有矛盾了。其实我和他们也从无个人恩怨，都是“派性”闹的。
那几天渔场知青还抓到了大竹“汪氏政府”（乌木区最大的农民“八一五派”武斗组织）的二号头目尹德才，也是挨了知青一顿暴打，我赶到后把他放了。尹德才后来对渔场知青也没手软。
夜抢江水粮站
几天后在造反军军部召开联席会议，开江“6711”的头头邀请我们去开江帮忙打“210”（对立派），但联席会议却决定我们去赵家（乡场地名）“驻防”。当天晚上，我就带着武斗人员乘车去了赵家，留在达县的女知青们不久便回了重庆。
在赵家场，我们住在小学校，达县造反军没有拨经费，全靠大竹“反到底”内部募捐的钱粮勉强维持生活。而我们在赵家对大竹的“反到底派”具有一种象征意义，“红联办”虽然也抢了枪，但暂时不敢对“反到底”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还不知虚实。我们熬了一个多月，造反军仍然不拨经费，眼看大家要断顿了，我狠心带着武斗队趁夜去抢了江水桥粮站，抢了一千多斤粮票和七八百块钱。这些钱我叫刘中文掌管，每天要记账。
于德河（大竹“反到底派”的一号头头）派人送信来，叫我代表大竹“反到底”去北京参加学习班，但刘世昌（大竹县“反到底派”农总司负责人之一）却抢先一步去地革委报了名。我考虑武斗队离了我，有些重庆知青可能会乱来，也就没有坚持去北京。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选择。刘世昌把事情完全搞砸了。
刘世昌是1967年12月才参加“反到底”的，以前他在观音场“反到底”分部。这个人文革前是吃了一些苦，在纸厂踩料，据他说是被当权派迫害的。他家属是二轻局的。刘世昌有一点文才和口才。我去宜宾开会由他代理“宣传部长”，很快他就把“农总司”几个头头拉成一派，主张极左路线，与刘业远一唱一合，干脆就把五十四军和“红联办”、“11·2”当成“反革命”，主张“反到底”一派掌权。我和于德河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去北京前，“反到底”司令部专门开了会，决定要与“红联办”认真协商，只要对方承认我们是革命造反派，承认“红十条”，就可以实行平等联合。刘世昌接受了司令部的决定，但到北京以后就完全违背了决定，竟然不准7796部队和“红联办”的代表进学习班，他在其他地区“红十条派” （注：四川省以成都的八二六和重庆的反到底为代表的一派，因他们坚决保卫由《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任命为省革筹组成员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所以自称“红十条派”）中大肆造谣，诬蔑部队如何支持“红联办”残酷镇压“反到底”，纠集不明真相的人围攻部队和“红联办”代表，自然谈不上达成联合协议了。
夜袭清溪铺
我考虑先打掉区乡“红联办”的武斗组织，用他们的枪来扩大我的武斗队。1968年4月7日“夜袭清溪铺”，事前走漏了风声，结果在清溪粮站与“汪氏政府”接上了火，7796部队的一个班长跟我吵了一架，我见势不对，带着人就上了山，我用机枪断后，打退了搜山的武斗人员。当天我们取道八角庙一直插到文星。据说那天清溪有两个看热闹的妇女被流弹打死了。从位置分析应该是被“红联办”的人打死的，因为我们在粮站，“红联办”的人是从水口庙下来和我们接上火的。我们没有向粮站后面射击。
为了不被“红联办”察觉，我们又撤到邻水县新正铺。过了几天，我与大安林场的蔡三蔡四兄弟等人联系上了，又与罗从周、廖学明老师等人商议，决定在山后搞一次行动。我们在周家和观音两个乡场分别搞了一次“戒严”，宣传“反到底”的主张，抓了几个“铁杆八一五”，同心渔场和几个社办林场的知青和我们一起到了梁平县袁驿。这些行动没搞打砸抢。在周家抓的两个女孩其实并非什么“铁杆八一五”，就是嘴巴厉害些，有些知青对她俩殴打，我去制止下来了。后来这两个女孩都参加了“反到底”。
石桥铺夜袭突围
5月初我们又“夜袭石桥铺”。因侦察员谎报军情，我们摸到石桥粮站门口，只能从阳沟钻进去，刚进去三个人就被“八一五”一个起夜小便的武斗人员发现叫了起来，随即楼上就有人开枪，后面两个人迅速从原路逃回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跑到办公楼底层里面，看见楼梯口堆满麻袋，打不上去。楼上已经开枪，有人从大门进来增援，我用机枪和他们展开巷战，打完了一个弹夹，又换上一个。眼看陷入包围，我从窗户跳下，穿过菜地，楼上有人对准我的背心开了一枪（后来听说是7796部队的一个事务长，用手枪打的），刚巧凌晨下了小雨，土地很滑，我从右侧倒地，子弹擦着我的左耳钻进土里，溅了我一脸泥土。他们以为打中我了，谁知我一翻身对着楼上窗户打了一排子弹，在他们躲闪的一刹那我跳起来跑进了厕所，然后翻过院墙出去了。
我端着机枪硬是从“八一五”的工事前面闯了过去，工事里面的人被我机枪火力压制，一个个缩头趴在里面，我就从他们面前跑过去，跑一段又回头扫一梭子弹，边跑边打，到梁平地界碰到接应的人，我狠狠地批评了那个侦察员。
不几天，听说开江“210”在虎城（猫儿寨）与梁平“主力军”打起来了，我带着武斗队乘两辆卡车去增援“主力军”，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在虎城区公所见到一个“210”的俘虏。我去了“战场”，看见“主力军”被打死的五六个人，有的双手都被枪弹打穿了。听参加武斗的人讲，开江“210”被“6711”赶出了开江，刘本固（“210”的头头，是转业军人）带着一两百人去大竹，虎城是必经之路，刘本固化装成生病的老太婆坐滑竿打头阵，“主力军”的哨卡没有警惕，制高点上没有安排强大火力，在盘查时哨兵被“210”打死，而且在手心穿一个洞。刘本固带人冲了过去，“主力军”的大部分武斗人员才冲出来与断后掩护的“210”接上火，打了一阵就抓到一个俘虏。
我的人马没有打上仗，只好撤回。后来听说那个俘虏被枪毙了。当天晚上我们就和“主力军”一起撤退到梁平县城，住进了县委招待所。
潘尤富之死
我的武斗队取名“301支队”，基本上都是重庆知青，与梁平“主力军”相比，算是武器精良、武斗有经验的一支队伍，梁平城里举行大的集会游行（庆祝“最高指示”发布之类），“301支队”就成了持枪走在前面的仪仗队。一开始梁平“主力军”对我们相当友好，在万县地革委给我们要来了“支左经费”，招待所内的生活安排得比较好。
大竹城乡开始驱赶“反到底”，于德河带着几百人从清河、柏林撤到达县，刘业远、朱云琪夫妇却到梁平来了，我们在梁平已有200多人。大概是我们到梁平的第三天中午，刘业远在石桥分部发现了潘尤富，说他是大竹机关干部“八一五”的人，一定是“奸细”，叫“301支队”把他抓起来殴打，我在梁平武装部与“主力军”的头头开会，回到招待所发现在打人，就制止下来，刘业远向我说潘尤富在运动初期就是铁杆“老保”，后来参加“红联办”，一直跟“反到底”作对，这次来梁平肯定是来打探情报的。我问潘尤富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他家在梁平，我们在袁驿的时候他就和石桥“反到底”在一起，和我们一道撤退到梁平，他回家了，今天是到招待所看朋友的。我觉得事情有蹊跷，刘业远是“反到底”的发起人，认识县里的干部多，他说的话总有一些道理，于是我命令刘光其（周家中学体育教师）担任“主审”，蔡三、樊修齐（都是大安林场知青）两个知青陪审，把潘尤富带到招待所后面一间房子里去，把问题搞清楚，其他任何人不准进去。然后通知各分部头头到会议室开会。刘业远以“反到底”老司令的身份发言，坚持说他了解潘尤富，是“铁杆八一五”，石桥“反到底”的头头刘世华、张胜忠、杨祖浩等人都不敢说什么，其他分部的头头则纷纷发言，要求进行“清理整顿”。会开到中间，有人进来报告说又有几个知青去参与打人，我立刻下去，看见蔡四、文兴国、常志刚等人确实在里面打潘尤富，我立即把他们轰了出去。然后专门把蔡三喊出来给他交代“千万不要搞出问题”，就又回到会议室去了。我讲话也是希望各分部要管好自己的人，有什么情况一定要及时汇报，事实上我当时连各分部头头都不熟，更别说下面的群众了。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我派去现场了解情况的杨祖浩进来对我说；“潘尤富小便失禁，可能不行了。”我立即结束会议去现场，看见潘尤富脸色苍白，头上大汗淋漓，蔡三等人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叫他们赶紧用床板将潘尤富抬到医院去抢救。晚上12点左右，有人回来报告没有抢救过来，已经死了。我带了几个人把潘尤富抬到一块荒地上埋了。
刘业远到梁平，其实是来“夺权”的。他认为他是大竹“反到底”的创始人之一，是当然的“司令”，我让他跟“301支队”的知青接触，并表示我可以把指挥权交给他。当他看到潘尤富因他而死，山后“反到底”和武斗队都听我指挥，他根本插不上手，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潘尤富确实死得冤枉，从袁驿到梁平与我们天天在一起，我不认识他，不了解他；石桥“反到底”的头头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保他；加上我们刚到梁平，人员复杂，还没有理出头绪，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当然，我也是有责任的，如果我坚决不准打人，或者只是把他隔离关押，等会议后处理，他是不会死的。
安置“第三势力”
梁平“主力军”的头头对“301支队”的武器垂涎三尺，他们竭力笼络我，几乎天天请我吃饭。我向他们通报了潘尤富的事情，他们表示完全理解。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万县沙河子（县政府所在地）到了一批“大竹反到底”，有几十个人，但又没有“大竹反到底”的介绍信。我问他：“领头的人叫什么名字？”他们说：“听说叫达玉贵。”我明白了，是“11·2”的人。我叫梁平“主力军”通知万县“主力军”，稳住他们。接着我就带了“301支队”开一辆解放牌货车去了万县。
“11·2”是大竹师范最先造反的红卫兵组织，“一月夺权”中与“工人兵团”共同成立“红联办”夺了县委县人委大权。“二月逆流”以后全部造反派都成了“砸派”，对达县“麻联司”和开江“210”等派组织进行武斗。重庆分裂成“八一五”和“反到底”之后，7796部队明确支持“八一五”，“大竹反到底”谴责这种“支派不支左”的行为，
队伍迅速壮大，“11·2”从“红联办”分裂出来，宣称支持“红十条”，但又与“反到底”保持距离，被称为“第三势力”或“骑墙派”、“投机派”。1968年5月，他们也被“红联办”赶出了大竹，可他们没有“反到底”的身份，外地“砸派”不接纳，“难民”的待遇都得不到，很是尴尬。
我在万县党校见到了他们， 蒋名荣副县长也和他们在一起，
还有一些学生， 总共有四五十人。我向万县“主力军”说明了情况，把这几十人全部带到梁平，对他们作了安置。但我去梁平“主力军”开会回来，发现“301支队”几个武斗人员在殴打蒋县长和达玉贵，立刻制止下来。我对达玉贵等人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保证他们的安全，但要求他们只能承认是“反到底”，观点可以保留，不能在“反到底”内部挑拨是非，造谣生事。
从此，“11·2”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直到“难民大返竹”。
梁平被围与万县“坐牢”
梁平“主力军”终于开口，要用“老套筒”（汉阳造七九步枪）换我的五九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开始提出两支换一支，后来增加到七支换一支，软磨硬泡三四天我都没有松口。因为我知道武器的优劣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士兵的生命，同时我也知道这种武斗是短命的，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旦我的“兵”多了，说不定会闯下什么大祸，我是承担不了责任的。因此我不想要更多的枪。
“主力军”恼羞成怒，一天下午突然派大批武斗人员包围了招待所，不准我们出去。我知道是为什么，但我可从来是服软不服硬，从不在强权面前低头。我立即下令关闭招待所大门，“301支队”进入备战状态，在房顶上架起机枪。“主力军”向我提出“交出枪支弹药，礼送出境”的最后通牒，我明确答复：“交枪不可能，要打就打，主力军必须承担自相残杀的全部后果。梁平不欢迎我们，就到万县地革委评理。”
双方僵持了两天，驻梁平的空字028部队红总（成都军事院校的八二六派）人员和县人武部出面调解，同意我们离开梁平去万县。大队人马第二天便浩浩荡荡乘车去万县，在沙河子住了下来。
到万县第二天，万县“主力军”头头熊道生（当时已是万县地革委副主任）便通知我去高笋塘“主力军”总部谈话。年初传达“全川‘红十条派’宜宾会议精神”时我和他见过面，年龄差不多大。我详细汇报了梁平的全部情况，他说梁平“主力军”控告我打砸抢还杀了人，地革委很重视，要调查，要委屈我在军部住几天。我自然是欢迎调查，于是便被关进了“主力军”关押俘虏的临时牢房。一个大嫂和一个姑娘专门负责我的生活，我和她们讲我的经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调查结束，沙河子的三四百名“反到底”群众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证明梁平“主力军”对我的指控全是不实之词，我被释放，许多人都来迎接我。
沙河子演讲
当时我在沙河子就是大竹“反到底”的最高领导人，许多事情都必须由我作决定。我首先把城里司令部的人和各区分部的负责人进行了整合，建立了政宣、后勤、保卫、联络四大机构，各基层组织的“难民”必须集中住在一起，坚决不准违法乱纪之事发生。我就亲自驱逐了几个作风不好的女人。万县地革委按人头每月拨付“支左经费”，每人每天一斤米和二角五分钱（俗称吃“一二五”），还有肉票、酒票、烟票、油票、盐票等，我们干政（治）宣（传）武斗的经费就靠虚报人头，地革委睁只眼闭只眼。多余的钱和粮票必须我批准后才能支付。武斗人员和宣传队员的伙食标准要高一倍。我叫后勤到百货公司联系买了一批包装布（不要布票而且很便宜又结实）染成灰色做“军装”，发给宣传队员。政宣部的纸张笔墨保证供应。
经过一段时间整顿，沙河子“难民营”的秩序很不错了，陆续还有逃难的“反到底”群众到万县来，很多是全家人逃出来的。人一多，难免就会有各种小道消息搞得人心惶惶，领导班子开了一个会，决定召开一次全体大会，由我作报告，廖学明老师当秘书，起草稿子。
这次报告其实就是演讲，主要是用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政策文件和毛主席“最新指示”阐述“反到底”的革命性、正当性，以稳定人心。在谈到中央学习班时讲到大竹文革的历史和特殊性，肯定7796部队支左的成绩，指出今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革命大联合，因此我们“反到底”的政策应该是欢迎所有革命群众参加进来，不应搞极左，自我封闭。
这次演讲的内容，其实是我几次与于德河通信商定下来的。于德河是一号头头，他的信息是比较准确及时的。刘世昌在北京以大竹“反到底”特别授权代表对7796部队和“红联办”的极左态度已经严重损害了“反到底”的形象和声誉，堵塞了两派谈判联合的道路，促使7796部队采取“支派不支左”的一边倒政策，也为“反到底”今后的内部分裂埋下了祸根。我的演讲其实就是对刘世昌不点名的批判。
迎接北京学习班代表
不久，从达县转来了一封刘世昌写给“农总司”头头的亲笔信，上面明确地写着“对重庆知青只能抛弃不能姑息”这样一句话。紧接着“吹胡子”（大竹乌木滩渔场一个重庆知青的外号）他们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一颗手枪子弹，信上说刘世昌对重庆知青如此攻击，要我枪毙刘世昌。如果我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以我当时的权势完全是可以办到的。但我认为刘世昌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重庆知青当中确实有一些“害群之马”，偷摸扒窃打架斗殴满口脏话，这些人在重庆就是“顽劣儿童”，缺少家庭教养和文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是一群流氓无产者，根本不能叫“知识青年”，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与其说他们本质不好，不如说是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失败。这群人把整个“重庆知青”的名誉抹黑了。大竹“反到底”最先的中坚力量就是知青，没有他们冲锋陷阵，“反到底”是不会迅速发展壮大的，他们同样是造反最坚定最彻底的力量，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刘世昌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北京学习班结束后，刘世昌没有和达县地区代表团一起回来，而是和万县地区代表团到了万县，住在高笋塘地委招待所。我估计他害怕先回达县，在司令部他势单力薄，会遭到严厉批判。我是驻万县的头，又是重庆知青，他想先拉拢我。
我带着两个“警卫员”去地委招待所，刘世昌一见面就非常热情地讨好说：“老唐，在北京研究县革委名单，我给你报了常委。”我没有理会他，直接问他：“你说对重庆知青只能抛弃不能姑息是什么意思？”他矢口否认，我把他的亲笔信放到桌上，他一下子傻眼了。接着我把那颗手枪子弹也放到桌上，明确告诉他重庆知青要他的命。刘世昌顿时脸色煞白，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讨饶：“老唐，我错了，我不该那样写，我保证一定改正，请你相信我，给我一个机会。”我严肃地对他说：“为了大局我可以放过你，你到沙河子传达北京学习班精神，不准乱说，必须按中央精神正确传达，否则我新账老账一起算，随时要你的命！”刘世昌满口应承。
我先回沙河子，布置会场：“热烈欢迎赴京代表胜利归来！”在汽车上也贴了标语，敲锣打鼓去把刘世昌接到沙河子。刘世昌在传达中果然不敢乱说，不时扭头看我的表情。传达以后，我就安排人把他送到达县去了。我不能让他在沙河子扰乱军心。
刘世昌从此把我恨入骨髓，视我为心腹大患，几次欲置我于死地，这是后话。
奔袭双河场
“吹胡子”等人在重庆听说我们在万县已经安营扎寨，就一窝蜂涌到万县来，幸好刘世昌已到达县去了，否则很可能会有危险。我深知“吹胡子”这帮人的德性，在万县他们是不会安份的，经过认真思考，我对“301支队”作了调整，任命“吹胡子”为支队长，两辆卡车归我指挥，把武斗队拉到垫江县城，准备袭击大竹县的石子、文星、周家等地，建立“根据地”。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真实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知青与“大部队”隔离开，以免惹出事端，运动后期我承担不了责任。这些知青在我的掌握中是不会出大问题的。
在垫江县城的第三天，城里赶场，站岗的知青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我们驻地（一家旅馆，是垫江“忠实兵”总部安排的）东张西望，便把他抓了进来。我亲自审问，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癞子，说话是大竹山后口音，他自称姓沈，是石子乡的农民，没有文化，讲起话来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他说想去解手，我就叫一个知青押着去厕所，谁知他一下跳进粪坑，想逃跑。这个粪坑是封闭的，他没有跑出去。我只好叫人把他拉起来，用水使劲冲，还是臭不可闻。我断定这家伙决不是什么好鸟，就派人把他捆起来送到垫江县公安局。后来得知这个人叫沈祖提，是当时所称的反动组织“接产党”的联络员。1970年在大竹被枪决。我被关到看守所以后见过他，枪决的那天早上亲眼看见他被押出去，那天一共枪毙了四个“接产党”。
我在地图上查到距东印农场最近的场镇是双河场（现天成乡），决定打双河。行动前向全支队人员交代任务：首先占领公社和粮站，收缴“八一五”的武器，遇到抵抗就开枪。不准打砸抢更不准随便开枪杀人。行动结束立即原路返回。
我们乘车到东印农场，留下司机和两名武斗人员，然后从小路直插下去，没有遇到抵抗，很快对全场实行戒严。在公社和粮站搜查，收到两支“老套筒”和宣传队用的锣鼓。当我从街上走到供销社门口，听见里面有声音但大门紧闭，我去叫门，没人开，我生气了，一下把驳壳枪上了膛，高声叫道：“再不开门我开枪了！”仍然没有动静，我就向大门上开了一枪，门才开了，是李开源开的门，我那一枪正好从他头皮上飞过去。我看见里面几个知青正在抢布疋钱票，我气极了，端着枪厉声命令：“都给我放下！谁不放下我枪毙谁！”机枪手也闻声进来了，我命令他准备射击。这几个知青面面相觑，只好都把东西放下，乖乖地退了出去。我叫人把大门封了。
回到垫江，“三娃子”给我送来几百块钱和几百斤粮票，说是在双河粮站抢的，“吹胡子”叫他上交。我说：“行动前我就宣布不准打砸抢，我带了足够的经费，你们为什么还要抢？这些我不收，你给‘吹胡子’拿回去！”从此，我跟“吹胡子”那批知青也结下了仇。
新胜遇险
正好万县方面派人来联络，说于德河叫我们去达县，万县的人也将全部去达县。我叫来人把锣鼓给宣传队送去。随即我们就移师达县，从此没有在大竹境内搞武斗。
我们两辆车在路经梁平县新胜公社时，突然发现“主力军”在路上设卡拦截，场镇临公路一面修筑了工事，武斗人员个个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我立刻命令：“汽车不要熄火！全部下车抢占有利地形！”知青们立刻散开，在田坎土包大树下趴下架起枪。我提着上了膛的手枪站在公路上向对方喊话：“我们是大竹反到底的！到达县去！你们为什么不让通过？”对方答话道：“知道你们是大竹反到底！上面有命令，叫你们留下武器才准放行！”我说：“要我们交枪绝对不可能！要打就打！老子立刻踏平新胜！”说完我就闪到汽车一边去了，轻声命令慢慢接近。
对方见我们摆出了真打的架势，而且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一帮亡命之徒，他们是绝对打不过的，急忙喊道：“你们等一等！我们再请示一下！”几分钟以后，对方喊道：“欢迎大竹反到底到新胜作客！我们准备了酒菜给你们接风！”对方阵地上的武斗人员齐喊：“向大竹反到底学习！向大竹反到底致敬！”我命令全体武斗人员站在汽车两边，缓缓前进，枪支全部上膛，一边走一边高喊：“向梁平主力军学习！向梁平主力军致敬！”到新胜场口，我命令全体向天鸣枪，以示敬意，其实是示威。直到走过射程，才上车全速前进。
达县“整风”
到1968年5月底，大竹“反到底”的“难民”已达2000人左右，其中在达县的是大部份，宣汉县城有两三百人。司令部的头头大多住在地区展览馆。刘世昌的家属、女儿也在达县，他四处活动，用封官许愿的方式把“农总司”的几个头头拉了过去。他们的主张就是“消灭‘八一五’，‘反到底’一派掌权”。这个主张根本不可能实现，但诱惑力极大，刘世昌几乎就把自己当成“大竹革委会主任”了，各局委办的头头当然就是“效忠”他的那些人了。这些人制造各种流言蜚语在“难民”中传播，搞得人心惶惶。于德河察觉了这些危险的倾向，认为必须在司令部领导班子中进行整风，统一认识。当时司令部里还有陈代昌、邓超清、谢远发、杨通文（红卫兵）等“勤务员”，廖杰、张祥福等干部包括隋佃甲、蒋名荣等县级领导干部都是“反到底”的“顾问”，我是“枪杆子实权派”，当然赞成整风。于是司令部在地区农展馆进行了一周的整风学习，每个头头都要作自我批评，也要对司令部的方针路线提出看法和建议，可以展开辩论。刘世昌在北京学习班的表现和底下搞的极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会上一致决定任何人不得拉帮结派搞非组织活动另立“山头”，刘世昌也是举手同意的。这次整风还有两个决定，一是民主改迭领导班子，于德河是一号，刘世昌二号，我三号。二是把“难民”中的青壮年男人尤其是退伍转业军人编为一个民兵营，下辖五个连，除“301支队”直属司令部外（没有人敢提出夺我的“兵权”，刘世昌想提又不敢提），各区分部的武器都要归民兵营管。廖忠发是转业军人，被任命为营长，所有武斗人员都归我指挥，我是“总司令”。于德河、陈代昌、廖杰等人都支持我，因为我没有野心，没有裙带关系，作风正派。于德河把司令部的公章也交给我，因为有人已放话要“夺权”，放在我这里最安全，谁也不敢惹“301支队”这帮亡命徒。刘世昌虽然是二号，那是我在选举时让给他的，只为维护司令部的团结，照顾他的脸面，其实他一点实权也没有。
我就更忙了，“支左经费”要我审核盖章，确定分配比例。我还得经常去“难民营”（达一中、四完小、八完小等）巡视。
经过整风，难民中秩序归于正常。
凤凰山激战
整风刚过，“新联司”（达县原保守派，以后加入“八一五”，成员大多是产业工人，很有战斗力）从石板北上进攻达城，双方在凤凰山上展开激战。达县造反军以部分兵力在凤凰山上牵制对方，精锐则从侧翼迂回包抄。我们这些“杂牌军”就被派到凤凰山上。
我们的阵地挖有深及半人高的堑壕，“新联司”比我们高一些，双方相距不过一两百米，枪声时密时疏，枪弹在头上嗤嗤飞过，机枪尤其是高射机枪是很厉害的，每每在我们阵地前后土地上溅起泥沙尘土。我们依托工事向对方射击，瞄准，勾板机，我一个人使三支枪：苏式步枪、捷克轻机枪和三八大盖，手枪没用。我时时变换位置进行射击，跳来跳去，心中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中午时分，“反到底”白坝分部一个姓朱的小伙子背靠掩体坐下休息，他距我只有一两米，我正在专心打枪，突然听到小朱大叫一声：“哎哟！”我扭头一看，他双手紧紧捂住右眼，血从指缝流出来。我迅速跑到工事后面喊人，把他扶了下去。经医院X光照片，他右眼眶头骨上嵌了一颗弹头，原来是“新联司”射过来的枪弹从他对面的石头上弹回来，恰恰钻进他眼中，这人也够倒霉的了。直到两年后他才在省医院做手术取出了弹头，右眼当然也瞎了。
这次武斗打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新联司”遭到造反军侧翼的猛烈夹击，只好仓皇撤退。
广元抢枪
6月中下旬，我们得到信息，“红十条派”准备到广元抢枪，那里有成都军区的一个很大的军火库，可能还有导弹。
刘世昌极力主张去广元，廖忠发等人也极力附合，很明显他们是准备把“民兵营”尽快武装起来，刘世昌就是急切地想拥有他能控制指挥的武斗组织，进而夺取大竹“反到底”的最高权力。于德河叫我带“301支队”一起去，用意也很明显是要制约刘世昌，不让他坐大。
我们两车人取道草坝、通江直扑广元，表面上的总指挥官仍然是我，武器和财权都掌握在我手上，大竹“反到底”的证明文件也在我手上。但刘世昌和“农军”对“301支队”和我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有明显的隔阂，大家心照不宣。
我们住在广元河西粮站，“301支队”和“农军”各住一边。我要求“吹胡子”每天要进行操练，加强纪律教育，在开会时也一再强调我们是革命造反派，不是土匪，必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吹胡子”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成天与知青们搞赌博。我与“吹胡子”吵了几次，有一次差点动武。我更不敢把刘世昌的阴谋告诉他们，依他们的脾气，肯定会把刘世昌撕成碎片，“农军”的头头也要遭殃，我能逃脱干系吗？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心中很苦很矛盾。
广元抢枪还是发生了，遗憾的是根本没有枪可抢，我们抢到了两车弹药，只能尽快返回达县，用子弹换枪。
通江内讧血案
两辆车离开广元，到巴中时，驾驶员说要修车，就开到汽修厂。吃过午饭，我和“吹胡子”又吵了一架，他扬言回达县再跟我“算账”。
刘世昌叫我一起去巴中城里拜会当地最大的工人造反军，见到一个叫“猪头小队长”的头头。刘世昌提出请他们“解决”知青武装，我当即反对，我的意见是可以解除知青的武装，把他们送回重庆。“猪头小队长”表示无能为力，也就算了。
我没想到，我返回汽修厂后，刘世昌和“农军”头头又返回去找“猪头小队长”，这次他们谈妥了条件：伏击知青汽车，武器弹药全归巴中方面。刘世昌特别提出，伏击时一定要将我干掉。这一切我都被蒙在鼓里。
知青车的司机说他们的车还要修一会，“农军”的车先走通江“打前站”。就在“农军”车发动后，我突然决定跟“农军”车走，带着警卫员就上了车。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有这种突然的令刘世昌始料不及的决定。
我们在通江吃过晚饭之后，通江造反军派人送来噩耗：知青的汽车在进入通江县境不远的一段夹皮沟峡谷时突遭伏击，在枪林弹雨中知青们毫无还手之力，当场打死两人，轻重伤多人，知青们被迫“投降”，枪支弹药全部被收缴，“打扫战场”的武斗人员公开告诉他们：“是你们的头头叫我们来伏击的，不要怪我们下手太狠！”知青们真是欲哭无泪。两个死者是文兴国、陈豪，是同心渔场的。这两个人在广元时就跟我说不想呆在“301支队”，想回重庆去，可惜他们的愿望还未实现就成了冤魂。樊修齐的腿被打断了，回重庆后截了肢。朱家福、陈金生等人都受了伤，“吹胡子”命大，他和司机在第一时间滚出驾驶室躲到车底幸免于难。
1970年，“猪头小队长”和万源造反军的“郭大麻子”（郭干明）分别被捕，他们才交代出刘世昌和“农军”头头与他们密谋伏击的内幕。在此之前，刘世昌到处散布谣言甚至写黑材料，把全部罪责推到我头上，知青们不明真相，一直要找我“报仇”，幸好我的警卫员毛刚钦（观音场的知青）实事求是地讲明真相，知青们才知道误会了我。
唐士六，网刊《昨天》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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