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2日 星期四

1976:狱中来了新犯人


网刊《昨天》编者按:本文节选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第三卷(下)中的第四章《来了一批新犯人》。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王学泰,1942年12月生,北京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饮食世界》、《华夏饮食文化》、《人世百态》、《燕谭集》、《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文革后期的1975年,正在京郊农村中学任教的王学泰因言获罪(被告发有攻击江青的言论),锒铛入狱。当他向审讯人员辩称自己只是言论,不能以言论定罪时,审讯人员说:你自己说给自己听才是言论,说给别人听就是行动,就是进行反革命宣传,从事反革命活动。当他提出《宪法》中有保护言论自由的条文时,审讯人员说:《宪法》说的是保护人民,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不能保护……本篇所写主要是作者在狱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底层的“现行反革命犯”,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那个“最革命”时代的一斑。

1,多灾多难的1976

1976年我34岁。在我有生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从没有经历过像这一年这样充满了大灾大难和群情激荡的年头。
这一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出笼。3月是吉林陨石雨,其中最大1700多公斤。连毛泽东都对身边的服务人员小孟说:“这种事情历史可是屡见不鲜呐,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就更多了。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呐。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啊。”可见它在当时引起的震撼。4月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用当时的宣传口径说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借悼念周总理煽动群众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其实从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批邓”,但未在报纸上公开点名)。5月底云南龙陵、潞西大地震。7月6日朱总司令去世,26日唐山大地震,牵连北京、天津。只唐山就死了20多万人。北京家家防震,一片人心浮动。9月9 日毛主席去世。直到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四人帮”势力垮台。
很奇怪,“四人帮”垮台了,社会也就逐渐安定下来了。社会上与自然界再没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毛泽东预言的“血雨腥风”终于没有来。我们这些因政治而被抓捕的另类人物,安全度过了这次矛盾丛集的权力转移关。
社会消停了,但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在监狱中的反映却持续到1977年底。有些事情前面已经说到,例如因悼念周总理而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在1976年4月之后有大量的涉案人员被捕,看守所——K字楼本来一间只能容纳16人的监号再加进十个八个是寻常事。被捕的大多是青年人,与我在一个号里待过的,因“四五事件”被捕的却是两个老人,一位是姓祝的老人,当时就有六七十岁了,他是石油学院的教授,专业是经济学;另一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细菌病毒的教授,姓刘,他较年轻些(我的印象中他名叫刘隽湘,在网上搜索,医科院确有刘隽湘,生于1916年,与1976年见的刘教授岁数相似,但此位刘隽湘教授是研究血液的,网上他的照片只有一张,长相与我的记忆也不太符合。泰按:此文发表后,见网上有文悼念“四五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逝世。文中说到刘迪之父就是医学家刘隽湘。当时为了抓这个《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人物,把他的父亲也控制起来。那么我在K字楼所遇,必是刘迪之父刘隽湘了)。两位老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能干什么坏事?只因为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而被捕,可见当时打击面之宽,下手之重。
地震期间,看守全跑了,但监号锁得死死的,被关起来的“四五”青年曾经在监号中大闹,敲门顿足,让K字楼的看守煞是愤怒,扬言要严惩他们。后来北京果然紧锣密鼓地准备严判他们。那时司法机关有个惯例,每当要完成政治任务(当时最大政治就是中央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之前,先判一批与本次运动清理的阶级敌人有些关联、但已经审完结清的旧案。例如我虽然1975年就被拘留了,案子也审清了,但连逮捕证也没填,还属于拘留等级,1976年5月10号北京市中级法院要我在逮捕证上签了字,算是正式逮捕,法院又很简洁地问了一次在公安局问过的那几句话。

从5月下旬起,K字楼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批犯人被拉出去,或集体、或个别宣判。这就是为大批宣判“四五”人士做准备。7月26日把我一个人拉到市中级法院去宣判。在“中院”临时拘押时,与一位因为天安门事件而进去的小姑娘仅隔着一个木栏杆,她也是从看守所拉到“中院”来证明某些问题的。当时我还奇怪,“四五”才过去三四个月就要判决了?
不过,1976年闹得最大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因为抵触“批邓”而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几乎都没有判,一监的三中队也没来因为“四五”或“批邓”而被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与北京当局的政治敏感度高有关。因为“四五事件”事发之后开始抓人,当人抓得差不多的时候,已经到了6、7月份。先判了一些与天安门观点差不多的“反革命在押犯”以为示范,然后再判他们,不料我们那一批还没有判完就是唐山地震,法院也都去抗震了、接着是主席逝世,法院一切判案活动停止。待工作恢复正常时,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重要的罪状就是“反周总理”,于是没有人再敢判因为“四五事件”被收监的“现行犯”了。到了1977年邓小平的事件解冻,上下都盼望他早日出山。渐渐“四五事件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被认为是反对“批邓”而抓起来的又成为正面人物甚至英雄人物了,自然也就从看守所或拘留所陆陆续续释放。像上海市直到1977年4月,江西省到1977年12月,还将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犯”王申酉、李九莲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除了帮派、极左的因素外,恐怕与地方消息蔽塞也有一定的关系。

2,三中队腾笼换鸟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一批“反革命犯”。本来这里监押的犯人已经够拥挤的了,于是,在增加新来犯人的同时,三中队的原有犯人不断地被调离疏散。
粉碎“四人帮”之初一监曾一度气氛严峻,使许多人有点惶惶然。这主要是两件事促成的。一是,原来三中队关押了几个审理完毕、但未判刑的犯人。如与我同机台劳动的门头沟大峪的李佐新,文革初,他曾是大峪红旗(当地一个群众组织)的骨干,在与别的组织武斗时杀死一个人。当时他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孩,案情简单,也都审理清楚了,如何判决?按说是杀人偿命,可是该组织的人说,我们都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怎么能把错误都算到我们身上呢?法院也不好办,于是都不判,等到运动后期再说。这一等就是八九年。在等待中都把这些人弄到监狱劳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负责人吴德本来就与“四人帮”有说不清楚的关系,他一方面压住一些因为反对文革而被整成阶级敌人的人士,说“10月6日以前反‘四人帮’的还是反革命”;另一方面对于文革中因派仗、武斗等犯罪的严加处理,有人命的多被处死,而且在判决时开大会,让民众都知道,表明他与“四人帮”、造反派划清界限。北京从严处理“打砸抢”分子(那时定文革中的“三种人”就有“打砸抢分子”)在一监引起震动。这是一件。
另一件就是遣送青海劳改场。文革前,北京人只要一犯罪被抓,户口就被注销,把户口落在北京宣武区樱桃园派出所。北京的劳改场除了一监和郊区的几个农场外,大多劳改场都在外地,如天津北面的茶淀,东北的兴凯湖等,粉碎“四人帮”后又加上青海,听说还有新疆。尽管人都去了外地而且大多是有去无回(即使期满释放,想回北京城绝大多数是决不可能的,大多是在当地就业,做农业工人,成为俗称的“二劳改”),然而户口却还在美丽的樱桃园。北京劳改场真正坐落在樱桃园派出所管地的,只有看守所K字楼与第一监狱。因此,往青海调犯人对一监的犯人是个极大震慑,大家知道那里就是没人看着你,你也跑不了。青海的荒凉和距离北京之远,家属接见极为困难,因此谁都怕摊上自己。
突然有一天,小队长到监号来点了两个人的名,二人都是农村的,刑期都是“无期徒刑”。其中有一个姓韩,至今我仍记得他。前面我说过,监狱中的犯人绝大多数都与社会上一样,即不好不坏,亦好亦坏。如果环境好、氛围好、周边好人多则他也就会好,反之亦然;社会上如此,监狱亦如是。可是监狱中还有少量的社会上不易见到的特别好、和特别坏的人。这个被发往青海的就属于特别坏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整个一个混蛋加坏蛋。

他是北京近郊西北旺一带的农村痞子,平时就是“揣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的主儿,无恶不作。不过他没文化,二十来岁连自己的大名都不会写,但动不动就说“我是贫下中农”。他跟定一个比他有点文化的“大哥”,外加几个兄弟,到处起哄捣乱,十里八村,无人不知,都怕他们,连公社干部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确实都是贫下中农子弟。一次他们几个出去玩,路遇一个女知青回村,这几个坏蛋把她轮奸了。知青把他们告了,这次正赶在点上,毛主席刚刚批转了一位知青家长李庆霖的信。要求各地领导要关怀知青,并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加整肃。于是韩某这一伙很快就被抓了起来了,很快就判了。首犯毙了,韩某判无期,其他几个也都判了有期徒刑。这几个原本就是流氓罪和强奸罪,但因为那会儿保护知青是中心工作,这几个流氓都给定成“反革命轮奸犯”,有这样罪名,其量刑才会如此之重,也由此他才被分到三中队。
我刚到三中队时,有一次韩某接见回来。他跟监室里的人说,他向老妈问起那位“大哥”。他妈妈回答说:“孩子,你别惦记他了,他早就走了。”当时我很奇怪,觉得这个五大三粗、满脸壮疙瘩的小伙子还挺有人情味,顾念友谊。后来我知道这事情的原委后,让我恶心了好几天。在号内他也是惯常说脏话和欺负老实人的。有一次是休息日,监号里包饺子,韩总觉得馅淡,不与别人商量,乱加盐。与我相邻的那位北京高干子弟,劝他不听,还出手打人,引起号内的公愤,他才不得已停手。这次一听去青海有他,韩某的脸马上青了。号内其他人、特别是执行员董清旻松了一口气。后来跟我说:“祸害终于走了。”
这次调往青海,使得三中队少了十几个让队长也感到头疼的罪犯,从此吵架的明显减少。另外就是把一些老的、有重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的送到延庆老弱病残队。一些到期和接近到期的犯人此时都转移到出监队,一下子三中队有了三四十个空位子,真是可以接纳一批新犯人了。

3,千奇百怪新来犯

这些新来的犯人都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速判的,就让我们这些外行人一看也都是瑕疵累累。有个案子刚刚判了18年,关了不到俩月就给叫走放了,这真是视法律如儿戏时期。

①幸者之幸与不幸
这个人是老工人,他一到三中队就惶惶然,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因为是电工,到了一监的清河塑料厂,他干的也还是电工这一套活,还顺手,但其神态与行为明显地让人感到他心魂不定。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吓得直哆嗦,手也颤抖,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县里的领导也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我问他有无历史问题。他说:“我都五十多岁了,共产党没来的时候,我也得干活吃饭啊。”听这话头就可知道,这位老工人解放前的事由可能有点问题。我对他说:“尽管这档子事与你无关,但谁让你赶上了,而且历史上又有点瑕疵呢?”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的、谁也不能反对的,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一时代的逻辑。老赵说:“我被抓起来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18年,弄成这样长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就想为自己写个详详细细的辩护词,为自己详细辩一辩,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他跟我商量。

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下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往高层写申诉。他想了想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
不久,就有人找他了,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有希望”。找了几次,有一天叫他归置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其他人就不一定有他这样幸运,用相面的话说,“就是有贵人相帮”。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热心人还是不多见的。另外有两个判八年的老人也是因主席逝世而犯事。两人都是农民,一个是近郊的,一个是远郊的。近郊那位是因为在主席逝世时,人人都要戴黑箍,他没钱买,生产队并没有责备他。然而他的养女把他告了。养女对党支书说:“我向我爸爸要钱买黑箍。我爸特别凶的说:‘花那冤钱干什么?我没钱,不买。’”在农村,戴不戴黑箍不像城里要求这样高,你不戴也没人管。但这类事是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只要老百姓有告的,则一定要“究”。因为这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你要是不究,这种罪行就会摊到这个当官的身上。那时经历了文革,只要事关毛主席是无人不怕的。于是村干部把他送到县公安局,这个老人又当过国民党兵,当然会“对新社会充满仇恨”,于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判了8年。

远郊那个老人也是有点历史问题的。在9月18日追悼会那天,大队组织社员参加追悼会。1976年中日已经建交,因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赠送了一些黑白电视机,北京每个大队部都有了一台。这天也是大队总支组织社员参加追悼会,社员们正在看电视转播,这个老人觉得没意思就在自己的口袋乱摸。本来参加追悼会是很安静的,社员从来没经过这样场面,十分紧张,屋子里除了电视的声音外,连喘气的声儿都没有。电视上一宣布默哀时,电视也没声音了,一片死寂。这时老头翻兜的声音显得很响,总支书记盯着他,他浑然不觉。突然从兜里翻出一个生花生来(当时已经是收获花生的季节),便惬意地放在嘴里吃了。此时总支书记大吼一声:某某某,你在破坏追悼会!说着便把他的嘴巴掐住,使其张开,向大家展示老头口中食物。并说革命群众悲痛万分,你还高兴地吃东西!这一举动几乎把这老头吓瘫、大家吓懵。大队把他送到公安局,按照“阶级敌人仇视毛主席”对待,也判8年。
这两个老头只在三中队呆了三五天,很快也走了。不过因为他们是轻刑犯(十年以下),送到农场去劳改了,他们到一监只是个过渡。我想他们在1978年末开始的平反浪潮中一定会平反的。

②可入“拍案惊奇”的个案
因为毛主席逝世而进监狱的,大多是农村的,可能与平均文化水平低、不了解当时形势的严峻和不知顾忌有关。此时到三中队的农民犯人约有十来个,有两个给我留的印象最深,他们与我在一个小队,我对他们了解比较多,他们的案子都有点奇,可入当代的“拍案惊奇”。

甲,爱唱歌的老陈
这两个案子的主角都是密云人,还都是“四类”。按说这个陈姓犯人才三十多岁,解放初也就三四岁,本来只是个富农子弟,只是父亲早死,开四类分子会常叫他去,他就去,一来二去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四类分子。他还有个生理缺欠,是位天阉(天生男性生殖器发育不全)。三十多一点的壮年汉子,正面一看仿佛是六十多岁老太太,一脸的褶皱。说话声音介于男女之间,音色不错,不让人讨厌,唱歌挺好听。本来农村四类分子的子弟就难找对象,除非是换亲(即双方子女互换),何况他又升格为四类、何况他又有生理上的毛病。于是颇有自知之明的陈很早就决定单身独立生活了,离开家庭,带走了家中唯一的产业——富农分子的“帽子”。生产队领导颇有点人情味,让他住到饲养室,喂队里的大牲口。
老陈有个特长是唱歌、而且在我这个音乐盲听来还不错。他的声音细高而圆润,他唱歌时音准还不错,很少跑调,能完整唱完的歌不下数十首。有次听他唱四川民歌《太阳出来》,使我想起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此人自小在中国上学,北京四中毕业,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文革当中,中国学生都停课了,单独给他上课。1967年,他毕业了,中国还给他单独开了毕业音乐会。那时正是文革当中,文艺演出很少了,但还特别为纳拉迪波的这场音乐会做了电视转播。音乐会上,纳拉迪波除了唱世界名曲和他爸爸创作的与中国亲善的歌曲外,还有许多中国民歌,其中就有“太阳出来”。纳拉迪波唱这支歌似乎用的女声,唱得特别阳光、潇洒和华丽,那两句“手里拿把啰唉/开山斧啰/朗啰/不怕虎豹朗朗扯/光扯/和豺狼吆……”,爽朗、自信,给我的印象极深。后来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合作赶走了政变上台的朗诺,取得胜利,建立了“民主柬埔寨”。纳拉迪波也跟着老爸回国了,不久就被波尔布特杀害了,消灭了一个极有气质的歌唱家,没想到在监狱里听到与他相类似的声音。
老陈在饲养室一个人生活,很少与人往来,也没有人愿意跟他往来。幸亏他有唱歌的爱好得以消解寂寞、排遣忧愁。喂牲口这活在农村一般是六七十岁老头干的,因为活虽不重,但要起夜,“马无野草不肥”,饲养人员在夜里还得喂一次,让陈干这个活是有点照顾性质的。唱歌给他带来许多欢乐,但在非常时期也给他带来麻烦。
给全中国带来震动的9月9日,老陈却浑然不知。他整天在饲养室,外头的事,如果队里不出车、没有使唤牲口的,就不会有人到这里来,此时的老陈就是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9月9日他照往常一样,夜里起来筛草、拌料喂牲口,一边干活一边唱。第二天他就被大队的治保委员找走了,路上还骂他这个富农分子高兴毛主席去世,夜里唱歌发泄给队里找麻烦。他听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正在纳闷,就被押上了县公安局的汽车,被送到公安局。
公安局预审员问他:“9月9日你唱歌了没有?”他觉得自己在9月9日那天肯定唱歌了,因为他天天唱,不唱才是例外,而这个月似乎没有例外。他只得说:“唱了。”预审员又问:“毛主席去世,国家公布不许娱乐,你为什么唱歌?”此时他才弄明白原来毛主席没了。于是他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不知道啊!”预审员:“全国人民都知道,单你不知道?”此时的老陈只好沉默。

公安再追问他唱的是什么?他说:“我会唱上百首的歌,我也不记得唱过什么了。”于是,公安局给他罗列出三首歌:一是“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这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李勇奇的唱段);“真是乐死人”(这是1960年代流行的一首红歌,描写新参军的士兵在迎新的晚会上欢乐的情景,其中有“想起了一件事儿,真是乐死人”);“不唱山歌心不爽”(这是于会泳的成名作)。老陈一听觉得公安局挺神,知道他会唱这些歌,他承认了。于是审案的脸一沉,一拍桌子:“你老实交代为什么在毛主席去世时唱这些歌?”老陈说:“这些歌我的确会唱,不能欺骗政府说不会。但9月9号那天晚上唱没唱我可不记得了。”预审员说:“你们队的革命群众有揭发。”接着拿出一份材料,说老陈在9月9日夜里一边筛草一边扯着嗓门,很高兴地唱“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接着唱“真是乐死人”,又接着唱“不唱山歌心不爽”。声音很大,连隔着墙的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老陈一听这个材料,如五雷轰顶,一下子懵了。
原来大牲口棚的隔壁是养鸡场,有两三个小姑娘在养鸡场负责养鸡。虽然她们只是白天干活,但也住在鸡场。老陈这边夜里喂牲口唱歌往往吵得她们睡不好觉。这下子,让她们抓住一个好机会,要管管这边的老四类,于是就把他举报了。老陈呆了,只得说我唱的不只这三首,那天晚上我唱的歌多了,还有苦歌“生产队里开大会”呢(这是一首忆苦思甜歌曲,那时很流行)!然而公安局不管这些,只要你承认了那三首就可以了。但当预审员让他交代唱歌动机时,他说不出。
“什么叫动机?”
“就是你为什么唱歌?你干活还不累?再唱歌你累不累呀?”
“我不累。就是有点累一唱歌就解乏了;有时有点憋得慌,一唱歌也就是舒服了。”
“哦……”预审员觉得听懂了,“原来你觉得憋得慌,有对现实不满的反动情绪,一唱歌就把这些发泄出去了。要不人家揭发你,说你三更半夜的乱吼乱叫呢!”
这样有“作案事实”(有揭发,本人也承认),也有“作案动机”(自供对现实不满,憋得慌,所以才唱)。像他这样完整案例在当时还不多。很快陈就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大约养鸡场的小姑娘松了一口气罢,老陈几乎要在监狱付出他的后半生。
虽然从批斗大会到公判,每次都把老陈吓得灵魂出窍,但到了一监,老陈却有了找到安乐窝的感觉。第一他不必自己做饭了。自从独立生活以来都要自己吃饭自己做,每天还要出工挣分(那时农村四类分子的工分一般比正常社员少两成),其艰辛可以想见。监狱的伙食是当时北方农村的一般家庭没法比的。每周两顿米饭、两顿白面(往往是一顿馒头,一顿饺子)、两顿肉,窝头随便吃。北方农村大多家庭一年能吃两次肉就不错了,一次是中秋,一次是过年。许多地方是“瓜菜(或“糠菜”)半年粮”,窝头贴饼子只是在活儿忙、活儿累的时候吃,哪能天天随便吃呢。二是在监狱里活轻了,一天就干八小时的活,而且不必天天起夜了。在塑料厂老陈负责从塑料颗粒机(把塑料粉与树脂拌和,压制成颗粒)台上往各个压制塑料鞋的机台上送料,一个小口袋装个六七斤的料,他往肩上一背,哼着小调,碎步颠颠地送到各机台。一个月下来老陈的脸肥了一圈,苍白的皮肤上也有点血色了。他常常与人聊起自己的满足与快乐。“二十年我还觉得少点呢!这样待一辈子我也高兴。”这就是第三:这里大家都一样,没人歧视他,他也能跟大家说说话、聊聊天了。
当然老陈的“监狱幸福生活”不会维持多久,1970年代末准能平反。

乙,唱大鼓的王承祥
我所在监号也来了一个因此被判刑的犯人,他叫王承祥,也是密云的农民。这个人五十多岁了,长得雷公嘴儿,从眼眉以下两个颧骨以内这一圈特别像京剧孙悟空的脸谱。他说话着三不着两,又很埋汰,即使说正常的话,干正当的事儿他也显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仿佛干非法勾当似的。大家感到很可笑,因而送他绰号“落菜帮子”(北方俗语,不成材之意)。他是唱评戏的出身,曾是县剧团演员,后因为“调戏妇女、耍流氓”被开除了,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他身体弱、劳动能力很差,又是四类分子,每年挣的工分不够吃饭,大队又不能救济四类分子,所以特别允许他在入冬之后,可以到密云北部山区和河北兴隆县山区做些演出,以偿还所欠队里粮食钱和菜钱。
我问他:“你一个人怎么演出?你们唱出戏,就是清唱也得有几个演员、再加上文武场罢。”他说:“我会唱大鼓,拉上一个瞎子给我弹弦子伴奏就可以了。我自己也能弹三弦儿,实在没人,也可以自弹自唱,主要是唱乐亭大鼓和靠山调。”我听过他唱,嗓子嘶哑,靠山味多,乐亭味少,真没什么听头。而且他会的一些段子(大多是当时不许演的“杨家将”“呼家将”“说唐”一类)大多没头没尾,而且凌乱,常把“说唐”的故事弄到“杨家将”去了。“你这种玩艺儿也能赚钱?”“你别看不起我,一冬天,我在兴隆走乡串村,一天最少五六块,还管饭。这百十天把一年的嚼谷(指生活费)都挣下来了。在兴隆,我还是香饽饽,十里八乡的都来请,有的地方唱上十天半个月也不让走。有时夜里我唱点‘老活’(指古代故事或带有色情的古代段子),那么十冬腊月的还有爬窗根听的,你能想得到?我这几十天挣的钱比挣工资的公社干部一年的工资都多。队里那点工分,我不在乎。”“你还挺嚣张的,这样不得罪人?”“我挣得钱多,干部都眼红,老在队里要我的‘好看’,平日管得严,冬天出去演出开路条(介绍信)时也很麻烦,回来时也得有所表示,要不下次不叫你出去了。没路条只能像走亲戚一样,去最熟的地方,这就不好开口多要钱了。你以为我们吃开口饭的那么容易呐,上下左右都得打点。哪处打点不到就会倒霉。”“这回进监狱也是你打点不到吗?”落菜帮子神情黯然:“说良心话,这次怨我。不是干部陷害我。我被抓的时候,有个老公安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你一年到处游窜,吃香的、喝辣的,比我们舒服多了,撑得你胡说八道!’他骂得对。”

这次确实不是人家找他的麻烦,而是他自找麻烦。他这次“犯罪”与农村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关。农村还有一些自诩多知多懂、说话罔顾忌讳、而又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他们往往受过传统教育,有的甚至是数百年来的秘密宗教的传承人。流行于社会底层的文化(就是我后来所关注的游民文化)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是游民文化在农村的代表。我前后在农村呆过近十年,也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知识来源是社会底层流行的评书戏曲唱本、还有秘密教门的口耳相传“真言咒语”之类。这些人文革前很受“落后群众的追捧”,是农村的“思想家”兼宗教代表,大事小情都要向他们请教,生老病死,何去何从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甚至是指导。解放后,这种愚昧落后、迷信荒诞的文化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一有机会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
那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个粮店,“落菜帮子”所在的大队也不例外。粮店掌大权的书记,其在村里的地位是与大队支书平起平坐的。这个粮店的书记就是我前面说的本村的多知多懂的“百事通”。他与王承祥的岁数相近,解放前念过几年私塾,能读《三国演义》,村里的也把他看成晓奇门、知遁甲,上看天文,下熟地理的人物。其它地方的这类人物,文革的铁扫帚一来,就被当作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扫荡殆尽。即使还活着的,也都不敢乱说乱动了(这类人在“非典时期”又有些泛滥的趋势)。可是这位粮店书记没有受到丝毫冲击,因为他是掌握一大队人马粮草的有权人,但他又不是公社或大队的当权派,一个粮店最多三四个人,一般都是亲信,也不会把他打成当权派。这样在村子里他还是与正统舆论不同、另一类舆论的制造者,他也有不少追随者,特别是老人。
王承祥肚子里有点旧唱本,自诩会成本大套的评书,粮店书记爱说古,于是一个党的书记,一个是“坏分子”,本来是不搭嘎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书记成为这个四类分子的精神依赖。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全国悲痛,同时也引起人们对朝政的普遍的关注。有一次这个书记与王承祥闲聊就说,你看吧,这一年是个多事之秋,“红羊劫嘛”(按古人所说的“红羊劫”是发生在丙午、丁未之间,1976年是丙辰年,与“红羊劫”不相干)!周总理走了,接着就是朱总司令,其后就是毛主席。王承祥大吃一惊,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啊……周没了,朱吃什么?朱没了,毛还能在吗?”王说:“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在意。可是9月9号这天,我们一帮四类分子正在一起由民兵监督劳动。突然听大喇叭广播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我心里一震,想起书记的话,心说‘真灵啊’。旁边跟我一边干活的是个富农分子,我就把书记这番话悄悄地跟他说了。富农正呆呆地发愣时,带队的女民兵突然大吼说,你们两个四类鬼鬼祟祟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富农吓软了,马上交代了。一帮民兵马上把我俩捆了起来,看押在队部,一会儿,县公安局就来人了。”后来粮店书记也抓了起来,文革的大风大浪都经历了,文革就要结束了,他翻船了。这位书记判20年,落菜帮子15年,富农一句话没说,判4年。富农送劳改农场了。粮店书记也在三中队,不过是二小队。到监狱,他沉默寡言,没机会听他评论一下此事。

王承祥是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解放后,行政组织严密,他不能像其前辈艺人那样浪迹江湖、作江湖艺人了。那时社会底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艺人,他们是传统艺人,与那些被尊称为“演员”或“艺术家”的艺人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物。解放后要把这两种人合二为一,统称为“文艺工作者”,便对各种艺人实施改造。在大城市的如北京、上海这种改造运行比较顺利,经过了细致而艰苦的重塑,如北京的侯宝林、刘宝瑞等,上海的袁雪芬等走进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行列。这些人不仅要完全换上一种全新的话语,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要有所转变、以适应这个新时代,侯宝林等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也有不能适应的、就早早退出文艺舞台去干其他营生了。小城镇、农村也有这类底层艺人,他们比城市的艺人文化更低、适应能力更差,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改造他们,这样他们只能自生自灭。解放初还能短暂生存,文革一来,大多被扫荡,集体消失,后来只有特别落后的山区(张艺谋演的电影《老井》也表现了文革中有盲艺人到村里演唱)略有复活。

我从王承祥的口中得知许多社会底层艺人生活状况。因为他是艺人,进了监狱,在没活干的时候,队长还是让他编演节目。他自己不能编就找我。那时只能编批判“四人帮”的。他说:“江青和我们一样,都是吃开口饭的。我弄不明白,她都嫁毛主席了,也不用演戏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的吃?还瞎折腾什么?”这是他对江青不满足现状“还要祸害人民”(当时批判用语)感到特别困惑的地方。他说:“我们作艺人可不容易,过年唱野台子戏,脸冻僵了,张不开嘴;指头伸出去,打不了弯儿,连拳头也攥不成。只要一下场、到后台就把手插进别人的怀里,暖和暖和。不分男的女的。后来一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就惨了,许多戏像《杨三姐告状》这样抓人戏(指吸引观众)都不能演了。有一年过年演《箭杆河边》。我演二赖子(农村二流子),那天风大特冷,而戏里演的又是麦收季节,不能穿的太多。我在台上冻得直哆嗦,一下场,到后台,妇女主任(角色)正在我前面,我把冻得像红萝卜似的两手就插在她怀里,不想她马上跳起来,打我一个耳刮子,而且还边打边骂‘臭流氓’。她入戏了,以为她真的是抓阶级斗争的妇女主任,我真的就是二流子呢!演完戏,我还真成了比‘臭流氓’还臭的坏分子,戴上帽子回乡监督劳动了。把我轰走了,他们也没好几天,文革一来,剧团解散都回家种地了。前两年他们看我唱大鼓,混得还不错,还想跟我一起干,或再组个小班儿流动演出。我坚决不干。我对他们说,我对‘妇女主任’算怕到底了。别再找我了,再跟她一起演出,还不把我送监狱?”我打趣他:“没跟妇女主任不也进监狱了?”他乐了:“这回是跟党的书记跟错了。”后来我给他写的乐亭大鼓词儿中,批江青、说到武则天。“武则天”落菜帮子知道。他说:“武则天是女人当皇帝,女人当皇帝不就是想多娶几个小白脸吗?像男皇帝一样有三宫六院。”这是底层社会、特别是游民对于当皇帝的理解。历史上造反起事想当皇帝的,不管皇帝当得成还是当不成,“三宫六院”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还问我:“你说,怎么杨六郎那么英雄,到头来当了武则天的小白脸呢?”他这个问题差点把我笑喷了。我说:“一个唐朝人,一个宋朝人,怎么能配到一起?武则天比杨延昭大三百多岁呢!”“我们唱大鼓中武则天,她老叫‘我的六郎’。这不是杨六郎?”“那是武则天宠臣张昌宗,也行六,人们称他‘六郎’。这是与杨延昭混不得的,两人差着世代呢。”
王承祥在一监虽然没有像同乡老陈那样知足,但感到还可以。“到这里什么都用不着操心了”。
“胡吃闷睡一天又一天……”他用乐亭大鼓的旋律对我唱出他在监狱的感受。

王学泰,网刊《昨天》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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