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如何迫使斯大林让步？

毛泽东如何收回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下）


　　三、谈判中毛泽东如何迫使斯大林让步？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两天后，对苏谈判开始。在这场不到一个月的谈判中，中方与苏联几经交锋，终于迫使其基本放弃在华特权。

　　（一）1950年1月20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确定修约标准

　　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斯大林、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举行了关于修约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上并没有出现多大分歧，但在中国长春铁路问题上双方产生了矛盾，苏联并不想放弃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权。双方具体谈话记录如下：

　　斯大林：“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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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那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我们希望在旅顺我们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斯大林完全抛开了当初拒绝修约的理由——《雅尔塔协定》，基本放弃了在旅顺和大连的特权，但是其仍然坚持在中国长春铁路问题上至少与中方享有同等权利，而不愿完全归还中方。

　　（二）双方在旅顺、大连问题上的争执

　　1月23日，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谈。首先由苏方提供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中仍规定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而且没有提到大连港的问题。

　　1月26日，苏方突然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要求中国政府“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凡经大连港的苏联进出口货物等均免征关税；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虽隶属中国，但港口正副主任的职务须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等。（《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216-217页）但之前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对大连港的所有权利。

　　苏方的做法明显是不愿放弃在东北的各方面特殊利益，这种态度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他让周恩来重新起草了一份草案。

　　经过与毛泽东商议后，周恩来花了两天主持起草了一个新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明确提出：第一，中方主张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第二，中方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中方要求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四，中方希望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第五，中方在同意苏军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的前提下，要求加上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等文字。（《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年2月8日；《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26曰。见苏中关系资料。）

　　可以说，除了旅顺撤军的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原来的方案。

　　周恩来的草案让苏方颇感意外，权衡利弊，斯大林最终作出重大让步。1月28日苏方通过师哲转交给中方的协定修改稿，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同时不仅肯定“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而且规定自协定生效后，中苏将具体讨论苏联方面将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的问题。（《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218-219页。）

　　（三）双方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严重分歧

　　双方谈到中国长春铁路时，苏方虽然很痛快地承诺中长铁路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和财产，但是希望中方能够在铁路运输方面给予苏联方面以优惠。比如，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

　　中方谈判代表周恩来对此的反应是：“一、二两条均可照办，唯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规定，必须增加相应的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一新西伯利亚一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一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一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即周恩来要求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苏联境内的铁路从东三省向新疆进行调动，以显示双方权利平等。

　　为何要增加这一对等条款呢？周恩来明确讲是出于国内民意的考虑：“如果中国不同时拥有通过苏联领土的运输权，文件中的这种内容将不会……在中国得到理解。”（李克农和罗申关于美国侦察机关在华活动的谈话，1949年11月17日）

　　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对此不能理解：“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最后，米高扬提出，如果中方不做让步，“他建议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也就是说，中国收回这条铁路的时间要延期到1962年。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不得不放弃了先前的要求，只是坚持苏方须作口头承诺，中国必要时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对此，苏方算是勉强接受了。（《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87-318）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的最大冲突总算化解了。

　　（四）周恩来用外蒙古问题迫使斯大林让步

　　其实，在此次中苏谈判中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斯大林几乎放弃了苏联在东北的所有特权。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尽管这中间有斯大林出于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在其作用，但苏联方面之所以能让步，与中方在谈判中涉及外蒙古问题不无关系。

　　尽管1945年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外蒙古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提到过蒙古统一的问题，但被斯大林断然拒绝，而后毛向斯大林承诺不再提起此事，同时，刘少奇访苏时已明确表明承认蒙古独立。但在正式谈判中中方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

　　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虽然名义上周主动提出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此问题。（《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5-66）但照会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宣布外蒙古独立的声明必须与中苏双方宣布废除1945年条约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这就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必须在外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这样，中方以外蒙古问题迫使斯大林在东北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

　　（五）不论毛、周如何努力，仍没争取到中苏完全平等

　　由于当时中苏两国强弱悬殊，且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不论周恩来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争取到真正的平等。比如，签订的附加协议中有“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条款。据当时的翻译人员师哲回忆：“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国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4）此条款因为斯大林的一再坚持，最后只能签订。

　　（六）订立新约，废除旧约

　　谈判于2月中旬结束，1950年2月14日晚6时，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新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

　　“第一条：缔约国双万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切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第二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侯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福建政报》1950年02期）

　　根据这一文件，双方废除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废除声明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仅以此声明，缔约双方在如下事项中达成理解：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得到您，部长先生（指维辛斯基），对上述两点的确认后，本照会和您的答复将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沈志华着：《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签订中苏条约之后，条约和协定的有关条款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1950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成立联合委员会经办苏联移交中国的财产事宜。8月28日，移交工作全部完成，移交给中国的财产共有320处（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1952年底，中国长春铁路的移交工作如期完成，两国在哈尔滨签署了完成移交的议定书。1952年，中苏两国外长互相换文，延长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主动提出延长苏军撤退期限），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规定苏军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交还该地区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杨帆《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结语

　　1、无论如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完整地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并终结了1945年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的确是新政权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一个较大成功。

　　2、从中苏谈判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并不像一些崇拜者说的真就那么底气十足，当然也并不像时下的怀疑者说的那么一无是处。

　　于瀚，腾讯历史频道2012-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