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

 　　义和团时期的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当着北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的这一场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帝运动，向京畿发展并推向高潮之时，因甲午战败失势而僻居华南一隅的两广总督李鸿章，经历了试探“两广独立”——参与“东南互保”——谋受全权大臣的三步曲，重新登上清政府的权力中枢。李氏的行动，对庚子政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李鸿章在北上主持和谈前依违徘徊的举止和心态，来解释和阐述由于这一场特定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引起的社会动荡，所加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身上的时代色彩。

　　一 李鸿章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李鸿章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关注，大约始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亦即1900年5月底6月初，按以下均用光绪年号及农历月日）。五月初四日，时在汉口的盛宣怀首先电告“拳匪戕杨福同后，拆毁卢保铁路及半”(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3页。)，李接电后即刻复电：“卢保铁路拆毁情形若何？杨福同被戕致命否？盼续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3页。)表现出一个在清王朝内政外交核心圈内子里混迹多年的老官僚的政治敏感。自此，各路函电络绎不绝。与李鸿章互通信息的有王公大臣（如荣禄、奕劻），有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有驻外使节（如杨儒、吕海寰、李盛铎、伍廷芳等），有知交旧属（如盛宣怀），有外国“友人”（如赫德·维特），几乎包罗当时社会上层的各类人士。由于拥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应该说，李鸿章在当时的疆吏中，能最为迅捷地掌握义和团运动的动向并及时了解到清廷最高当局的态度，从而做出自己的决断。

　　作为义和团的主要打击对象之一〔义和团在其民谣中曾发誓要除掉“一龙”（光绪）“二虎”（李鸿章、荣禄）“十三羊”（13个主剿大臣）〕，李鸿章对义和团的态度无疑是敌视和鄙视的。然而，他的这种敌视态度的表露，略不同于盛、刘、张等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剿派大员，而是经过了一个由短暂的暖昧到迅速明朗的过程。

　　五月初七，盛宣怀电奏清廷请派聂士成军迅速剿灭义和团，并请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亦能电奏请剿。当时朝中抚剿两派争论激烈，盛电意“借疆吏多持正论，以破迂谈，九重乃可定见”(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4页。)，李则认为、时事“似非外臣所能匡救”(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4页。)，而且“内意主抚，电奏无益”。(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8页。)面对东南各省督抚一再吁请，他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于五月十四日将总税务司赫德的来电内容译署转奏，电文如下：“总税务司赫德今晨来电称：京城局势危险已极，各使馆甚虞被击，均以为中国政府若非仇视外人，即系无力保护，倘稍不测，或局面无速转机，各国必定并力大举。中国危亡即在旦夕，应请中堂电奏皇太后，务须将各使馆保护万全，并宣明凡有臣工仇视洋人之条陈，朝廷必不为所摇惑云云。事关紧急，不敢壅于上闻。请速代奏。鸿章。”(《李鸿章全集》三，第926页。此电拍发经过，参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2页。)借助外人之口，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此举可谓部分击中了慈禧的心理。不久，五月十九日，慈禧即谕李鸿章“迅速来京”(《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518页。)但李则滞留观望月余。其电文所称“粤省士民坚留”(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45页。)云云，只是官样文章、内中原因，一是所谓“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6页。)二是李鸿章已知慈禧一意主抚（义和团），京城朝野一片主战喧嚣，此时北上主持和谈，无异飞蛾扑火；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李虽奉诏北上，但未获明确的职衔，对于迷恋权势的李鸿章来说，很难令其轻易离开具有实力地位的两广总督任所。另外，李鸿章还认为，此刻朝政由载漪、载澜辈“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8页。)因此，在接到赴京的谕旨后，尽管他也作了一些北上的姿态，就其内心而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坐观待变。

　　但是，李氏这一坐观待变的态度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即为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战上谕”所打破。对于此份诏书，李鸿章的反应出奇的明快、果断，他率先指出：“二十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寄盛京堂”，《李鸿章全集》三，第955页，其中“所谓乱命也”，在关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中被删去。)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是什么原因，使李鸿章敢于冒如此之大不韪，公然对抗朝廷旨意，直斥其为伪诏、乱命呢？据笔者所见，其因素大致有三：

　　1、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是在对义和团的“剿抚两难”中一步步向战争边缘的。她在谕令李鸿章、袁世凯等来京交涉的同时，随即又主持了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连续四天的御前会议，经过和战两派的激烈争论，才最终确定对外宣战。宣战的动机，诚如慈禧自白“因洋人欺负的太狠了，不免有些动气（指列强反对废光绪，令其归政——笔者）”。“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9页。)在决定宣战后的次日即五月二十四日，她又下令各督抚“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画……事事均求实际。”并要求“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6页。)这道上谕与随后发表的“宣战诏书”的思想内容有很大的出入。（提倡东南互保的刘、张、盛即将此谕视为理论依据）。追随慈禧多年的李鸿章，当然深谙“老佛爷”这种对洋人既恨又怕的矛盾心理，因此，当着慈禧心里的天平暂时失去平衡，倒向顽固派一边的时候，李鸿章也就不惜冒着同慈禧翻脸的危险，将自己的法码投向主和派，以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平衡——即维持所谓“中外相安”，不轻易开衅的局面，也就是维持既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这是符合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

　　2、李鸿章本人得到的消息，强化了他对“宣战诏书”的抗拒心理。有两条重要的资料可以佐证：一条是盛宣怀的电报（五月三十九日已刻到，文头注明“千万秘密”）：“……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官所自出者”。另一条见诸于英国蓝皮书“李鸿章收到了荣禄六月二十一日的信，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李鸿章同长江各总督一起，已同意不再承认北京政府。”(《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59页。)盛是“东南互保”的积极鼓动者，也是李鸿章这一时期的主要眼线，而荣禄与李鸿章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参见李文海、林敦奎《荣禄与义和团运动》一文中有关荣、李关系的论述，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46－565页。)。（鸿章自甲午战争后失势，能得两广总督之职全赖荣禄推荐之力(参见《拳变余闻》，载《清季野史》，第59页。)。）此二人传递来的消息的可靠性，对李鸿章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因而，李氏敢于直斥二十五日宣战上谕是“矫诏”、“乱命”，这也是对京城荣禄一派主和势力的呼应。

　　3、在“宣战诏书”下达前一天（五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在《急寄军机处译署》的电文中，已初步阐明他北行的方略：“经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仰恳宸衷独断，先定内乱，再弭外侮”(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36页。)。其中的“众议”显然是东南督抚的共同意见，其要意在于通过镇压义和团运动，来取得对列强的妥协。然而“宣战诏书”的颁布，却大违督抚们的意愿，迫使坚持绥靖政策的洋务派地方大员与执掌朝政的顽固派之间，在政策上发生公开的分裂。李鸿章的表态，代表了不愿进一步触怒列强的那一派，实际上也是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洋务派官僚、地方实力大员、绅商买办——的利益。

　　二 昙花一现的“两广独立”计划

　　在断然拒绝“宣战诏书”之前，李鸿章还卷入了一件更为出格的事情，即参与“两广独立”的筹议。此事的经过，友人董丛林君在《李鸿章对“两广独立”的态度与庚子政局》一文已详述，读者可参阅。董君文章说明了以下几点：1、这次谈判事属秘密，故双方当事人都不愿过多披露其中细节。2、因缺乏第一手材料，只能获知谈判的大概内容，即：刘学询转述李鸿章之意，谓“各国未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92页。)，而宫崎提出“保障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六万元作为合作条件，刘请示李鸿章后表示同意，并先付款三万元”(广东社科院历史所编《孙中山年谱》，第47页。)。3、孙中山对李鸿章，怀疑、戒备与希望的心态相交织，前者的成分大大超于后者。4、李鸿章对此事，始而默允（“颔之”）。奉到北上谕旨后，又立即改变了态度，后当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一日北上过港时，孙中山也在前一天由西贡返抵香港洋面，他对李鸿章已失去信心，谓“李以八十老翁，本无远大理想，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劝告而终止其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94页。)便利用这个时间在船上为筹备惠州起义召开了紧急会议，而支持两广独立的港督卜力则对李进行留粤的最后劝说，李鸿章“没有留下任何表示，”“不仅不提和孙中山约会的事，反而力劝总督（指卜力）禁止颠复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译本，第178页。)总之，这场秘议稍一接触，随即分道扬镖了。

　　笔者以为，除了董君所述的情况外，还有一些环节可以补充和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1、董文所引，几乎均为革命党人方面的资料。此事诚属极密，在李鸿章一方，尤其讳莫如深，但也不免有蛛丝马迹。检索新编《李鸿章全集·电稿》。有两条材料值得注意。一条是五月二十四日（巳刻到）驻日公使李盛铎的来电：“逆犯孙汶，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锋、漾。”(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35页。)（按：同时收到的还有李盛铎的另外两份电报，发电期一注“养”、一注“漾申”。）奇怪的是，在吴汝论所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22）里，这条电文被明显地抹去，而后李鸿章在复李盛铎的电报中，绝口不提此事。(李鸿章五月二十四午刻复电全文为：“漾电悉，北事紧急，鸿章奉命进京，即束装起程，中道多阻，恐赶不及，拟请先清内匪，再退外兵，希与日本政府商之。鸿。”见《李鸿章全集》三，第936页。)以李鸿章的敏感，不可能对此事毫无反应。答案只能是：孙即经李允请而来。李的机要幕僚或因参与此事、或为师尊避讳而将这部分的材料掩盖起来了。另一条材料是五月三十日午刻李鸿章给刘坤一的复电：“艳电慰悉。长江一带，公与香帅必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庶免外人搀夺。鸿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群匪觊觎窃发，一动即危矣。”(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57页。)李此时已明确表态响应“东南互保”，但在“力任保护疆土”后面，又特意添加了一句“群匪觊觎窃发，一动即危矣”。这里的“群匪”，显然是指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这说明，李鸿章对孙中山的活动（包括准备惠州起义）是有所了解和觉察的。而他的暂时糜留不去，部分地也含有防范革命党人起事的意味。

　　2、如果说，孙中山对李鸿章在“两广独立”问题上，一直怀着戒备与希望相交织的心理，那么，他也始终未肯放弃作最后的努力。孙李二人发生关系可以上溯至1894年(参见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辩》，《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应该说，在晚清的疆吏重臣中，中山先生对李鸿章确是抱有一线希冀的，采取的合作态度是颇为主动的。从这种事情的全过程来看，当何启提出“两广独立”的初步方案，并经陈少白电告孙中山时，孙“得电大喜，立复陈少白赞成。”(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89页。)否则，他不会随即乘船离开横滨来香港。当孙中山因戒备心理而突然离港，到西贡后他又即刻致电刘学询问谈判情况，并在《致平山周等函》中，把当时的情况（即策划惠州起义和联合李鸿章两广独立）称为“分头办事之时”，提出“一个月之后便可通盘计算，以观成就之多少，而定行事之方针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0、203、202页。)可见其仍把策划两广独立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当李鸿章已决定奉诏北上，乘船途经香港时，革命党人陈少白又登上李所乘之“安平”轮，面见刘学询、曾广铨，试图再行劝阻。(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册，第66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一行也于八月初四日跟踪到达，并会晤了刘学询(《孙中山年谱》，第49页，并参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9页脚注。)。据黎澍先生所引日人内田良平的《自传》说，他当时曾有计划暗杀李鸿章，为孙中山割据两广创造条件。孙中山坚决加以制止，显然认为李宣布独立作用更大。(参见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辩》，《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这在此后，孙中山托平山周转交刘学询的信中也说得很清楚：“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为之，惟彼已拜全权和使之命，恐未必肯从吾请，且于理不便，故决推足下当之。”(《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0、203、202页。)颇有点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味道。即使如此，在孙中山设计的独立后由孙（中山）、刘（学询）、杨（衢云）、李（纪堂）、盛（宣怀）五人组成的内阁中，李鸿章系统的要员仍占两人（刘学询、盛宣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0、203、202页。)因此，从革命党人这方面来说，运动李鸿章搞两广独立的计划恐怕一直要追踪李到上海后才告结束。这一段过程，是董君文章中缺少交待的。

　　3、李鸿章之敢于涉足“两广独立”，除了（1）因时局动荡不明，想未雨绸缪以图自保；（2）港英方面的斡旋劝说；（3）不满清廷内顽固派的当权等诸种因素而外，笔者以为，甲午以来，李鸿章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甲午战败，鸿章失势。他曾有痛切的反省：“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皆是纸糊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7页。)将自己苦心经营30余年的洋务活动，比作纸糊的房子，自喻为裱糊匠，不免心酸。有论者认为，甲午以后李鸿章倾向、同情变法(参见王凡《戊戌变法时期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84年第6期。)，当是可信的。正因此，他对慈禧纵容顽固派的做法表示不满，两人之间的裂痕亦逐渐扩大。到粤督任上后，他对慈禧要其迅速设法捕杀康、梁的旨令，一直采取敷衍的态度，并竭力和维新派拉拢关系，以至康、梁也逐步减轻了对他的敌视，甚至要“以之为傀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0页。)再则，经过数年的冷落，李鸿章好容易才得以外放疆吏，为了确保两广这块实力地盘，当此风云变幻、世事纷扰之际，与本来就不那么敌对的孙中山一派革命党人进行一下联合的尝试，也是未尝不可的。何况，还有港英殖民当局（为确保自己的稳定）从中游说牵线呢？

　　那么，李鸿章为什么又浅尝辄止，陡然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呢？清廷诏其北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作为一个身受道、咸、同、光“四朝皇恩”的元老重臣，所谓“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一生事业都和清王朝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因此，李鸿章在骨子里还是把维护和挽救衰颓的清王朝作为“忠君报国”第一要义的。甲午战后的受冷遇，使他充满了失意的徬徨与幽怨，从而增大了对朝廷的离心力。然而，失望总是相伴着企望，慈禧的一纸诏命使他又感到了朝廷的“知遇”，面对北方大乱的局面，他情不自禁地发生了挽此危局“舍我其谁”的豪言。同时，他也深知清王朝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鸿章北行前在船上与裴景福等僚属的谈话，见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3。)积其宦海沉浮四十年的经验，李鸿章是断然不敢、也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投入一场无把握的冒险的。这一点，在当时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还是维新派的梁启超，都看得十分清楚(参见《革命逸史》初集77页，《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卷，第70页。)。

　　三 李鸿章在“东南互保”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另一方面讲，此时的李鸿章，毕竟不同于以前的李鸿章，对清廷的旨令，他不再是那么俯首贴耳了。狡兔三窟，在宣布奉诏北上的前后，他又积极参与了“东南互保”；同时尽管朝廷一再催促、疆臣一再吁请，李鸿章仍是徘徊观望，走走停停。内中的曲折复杂，似非一般短文所能勾勒清楚。这里仅就李鸿章在“东南互保”中的地位及作用提一点粗浅的看法。

　　“东南互保”的始作俑者盛宣怀，自同治九年（1870年）就加入李鸿章幕府，深得李氏的信赖和提携，是公认的李系集团核心人物之一。从现存的李鸿章电稿来看，从五月初四日盛向李通报北方义和团活动情况起，到五月三十日呈核“会议章程”止，一月之内，双方往来电函达48封之多，超过了同时期李鸿章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切及李鸿章对盛所从事“东南互保”活动的关注。

　　应该指出，李鸿章虽然对“东南互保”的全过程了若指掌，但他只是积极参与而已。不应象当时言官所劾，说他“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并力抗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394页。)。也不应象史学界一度流行的说法，认为李鸿章是东南督抚们的头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621页。)，“始终是东南互保的后台和主谋老板。”(叶林生、刘新建《李鸿章》，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17页。)理由如下：

　　1、李在首次接奉北上诏令后，立即中断了“两广独立”的密议，并切实做了一番北上的布置，先拟坐船由秦皇岛登岸(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34页。)，因京津一带战争的实际爆发，他又接受了盛宣怀等的意见，改为先到沪再相机北行(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923页。)。因此，北上主持和谈大局，一直是李鸿章的注意力所向，也是当时朝臣疆吏们的一致意见。盛宣怀在倡议“东南互保”的同时，又联合刘坤一、张之洞、王之春等督抚电奏清廷，请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79页。)。并也一再力保李鸿章北上。可见，作为洋务派统筹全局的最适当人选，李鸿章并没有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在“东南互保”这局棋上。

　　2、“东南互保”的核心问题，是列强之首的英帝国主义企图牢牢控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作为亲俄派首领的李鸿章，对此是有隔阂和距离的。这从二件事上可以看出来：一是李鸿章宣布离粤北上后，“立即引驻广州的各国领事和香港总督以及上海方面的纷纷责难。”(《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3页。)直至李鸿章离开广州的前三日（1900年7月14日）英国外交部还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李鸿章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持秩序的目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30页。)因而在李北上过港时，港督卜力仍对他进行了最后的劝说和挽留。二是李鸿章到上海时，“英领事拆下欢迎李鸿章之彩坊，因李鸿章率卫队二百人，不令登岸，令解除武装，允二十人入租界，鸿章寓静安寺路刘学询宅。各领事互约不相访，谓鸿章应留在广州主持东南自保，不奉京命……。”(参见■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5174页。)与此相反，沙俄方面则对李的应诏北上，表现出关切和欢迎的态度。这说明，留粤主持“东南互保”是出于帝国主义局部地区利益的需要，而应诏北上则可能对维持列强利益均衡的全局起作用。李鸿章选择了后者而放弃了前者。就列强而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相互争斗与权衡，也终于接受了李鸿章的选择。

　　3、号称“东南三帅”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原分属于不同的派系集团，彼此之间经常勾心斗角，互不服气。只因大乱当头，才为了共同利益暂时结成松散的联盟，很难说谁指挥谁。仅从一例即可说明：七月十九日，亦即慈禧决定出逃的前一天，刚刚于七月十四日得授全权大臣的李鸿章得讯后，立即以领头羊的身份，电告参与“东南互保”的“同志诸帅”，要求联衔谏阻“两宫西幸。”(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75页。)湖广总督张之洞先是推诿：“朝廷既派傅相全权与外部议停战，此等事自应由傅相斟酌电奏为妥，他人不便插入。”(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76页。)继而又发出不和谐音：“若言西幸，不宜令拳匪扈卫，则正合鄙见，洞愿列名。若阻西幸，则洞不列名。”(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77页。)鸿章解释再三，张仍是“万万不敢列名。”(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86页。)在张的影响下，闽浙总督许应■也表示不愿列名(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1086页。)。如此你来我往打了三天电报官司，等到二十一日谏阻电奏发出时，慈禧早已带同光绪仓皇逃离了北京。谏阻一事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必细论，但由此可见，李鸿章对“同志诸帅”的号召力是很成问题的。

　　那么，李鸿章在“东南互保”中的实际作用到底如何？笔者认为：

　　1、在五月廿四日“东南互保”商订前后，由于北京对外的消息完全断绝(参见■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5174页。)，李鸿章依赖其灵敏的情报网以及多年养成的政治嗅觉，首先作出不奉“甘五矫诏”的决断，为站在第一线的张之洞、刘坤一打了气，壮了胆，促成了“东南互保”的最后议定。

　　2、当时的南方督抚中，广西巡抚黄槐森是反对“东南互保”的，并拟上奏弹劾刘、张，刘、张“计无所出，问于鸿章”，李鸿章运用权术通过广东巡抚构陷于黄，保护了刘张与“东南互保”之局(李希圣《庚子国变记》。)。时人有以当时李鸿章对刘、张说的话：“吾思之熟矣，即被遣一身任之，不相及也。”(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作为李是这个三角联盟核心的依据。其实不然，李当时在“东南互保”条款上并未列衔，非主要当事人，他的话主要是劝慰之意，表示要与刘、张共进退。

　　3、以李鸿章所处的两广地盘而言，并非东南互保的核心区域。

　　总之，李鸿章在“东南互保”中的地位是积极参与和响应，并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壮胆、打气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仅此而已。这也就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什么李鸿章在几经周折后，终于还是辗转北上，主持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历史人物的动机，常常从他所处的历史潮流中而来。由义和团运动而发生的社会大动荡，给各种政治力量的涌起提供了机遇和午台，欲取欲求，何去何从，每个历史人物都面临着自己的选择，对李鸿章来说，一方面希冀着追求昔日的权势与荣耀，一方面又必须迎合和接受着屈辱的现实与屈辱的外交，而把自己置千万劫不复的耻辱台上。这恐怕就是这类人物的悲剧。

　　翁飞，《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