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来，北京的地面上兴起了好几十个民间的读书会。几乎所有的读书会，都把讨论
的焦点锁在历史题材上，尤其是近代史的话题上。所以，马勇的《1911中国大革命》、张鸣的《摇晃的辛亥》、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袁伟时的《晚清大变
局》、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40年》等一批近代史的著作，就显得生意兴隆。为什么大家都对近代史感兴趣，原因可能在于，大家都认为今天的格局，和晚清有点
类似。我这两年专心读近代经济史，属于比较细分之后的领域，也大致有这样的体会。晚清最后几十年，也是盛世，也是大国崛起，几乎所有的官僚都沉醉在一种不
可名状的虚浮和骄傲之中，鹰派势力更是不可一世，和日本，和法国决战，驱赶外国人，自信心爆棚，只有少数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看到了危机，郑观应写下了至今
还有影响力的著作《盛世危言》。
中国大陆在经济史的角度看，斯密所说的最高限额时代，应该是在1400—1850年之间。这大约400年的时间，中国人口的总数从6000多万增加到 了4.3亿，生产总值当然也是正比例的增长，人口大面积向南方地区迁徙，而耕地面积从3.7亿亩增加到了9.5亿亩。当传统农业的发展积累到一个变量之 后，手工业的出现就是必然的结果。区域性市场的交换随之出现，并且勃兴，这又反过来推动农业、金属加工业、纺织业、造纸业和陶瓷业等制造行业的发展。中国 人耳熟能详的集市现象在这个时候蔚为大观，这成为区域性商业经济高速发展最主要的表征。学者施坚雅（W.skinner）认为，到晚清末年，中国经济结构 中地方的集市现象达到了6.3万个，集市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商业社会。有些经济学的常识需要在 这个时候提出。当商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市场的交换成为常态，人们对货币的需要就变得非常迫切。一直以来，清政府的货币政策严重滞后于商业交换，通行的做 法，是通过增加白银进口，或者提高本国的铜产量来生产货币，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求助于一种准私人银行，也就是钱庄。
也就是说，钱庄的出现，是市场化自由交换背景下民间力量自发的秩序，在山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种民间的信贷制度变得十分火热，由于得到家族和同乡 的支持，钱庄在几乎没有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下迅速发展，肩负起了一个时代市场交换的主要职能。事实上，按照市场自发秩序的逻辑，政府在这个时候应该顺应市 场的发展，共同将市场的容量做大。比如主动向外部世界开放，进入国际贸易秩序。但众所周知，在接下来的大约几十年之内，晚清政府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是抵 制西方经济秩序，拒绝更大范围的开放。这一段历史图景，国内的主流历史观解读为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拖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时代。国外的历史学界则认为，正是由于一系列条约口岸的产生，中国进入了一个被动开放的时代。从1820年代开始，中国虽然极不情愿，但不得不被更 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秩序推着走，这种被动地开放和发展的历史态势，才是历史的主流，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可能阻止，即使一些历史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但从大势来看，中国市场的开融进世界经济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势。另外一种历史观点，与第一种观点几乎尖锐对立。这就是中国国内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 学术基础的历史观，他们认为，中国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流产，主要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市场的发展。这是占据国内所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 它的影响力在于，由于强化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使得大多数中国人转向一种更加决绝的自力更生精神，即中国人可以在不接受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 下，实现自我范围之内的发展。
这方面的著作，值得参考阅读的是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官僚资本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历 史观，后来被中共史学界定于一尊。事实上，这种分析框架的漏洞很明显。第一，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幅度演进，取决于工业革命意义上的新技术的支持，如果假 定1820年条约口岸经济产生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衍生出足够丰富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则必须证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技术的发生和 发展已经足以撑中国人大踏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第二，整个晚清时代，民国时代，以及更加丰富的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市场最大的主 题，是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学习和模仿。也就是说，正是1820年以来条约口岸经济的展开，才带来了工业技术的革新，而技术的革新，才真正推动了中国市场经 济的发展。因此，任何一种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路径，都不能回避技术因素，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如果没有新技术的展开，几乎就不会有市场的 拓展，尤其不会产生近现代工序，不能产生具有产权意义、技术创新和自由竞争意义的现代企业家。第三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解释框架，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 秩序。事实上，沿着儒家伦理维度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争议更大。所谓矫枉过正，当儒家伦理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长达千年却没有将中国经济导入资本 主义的自由竞争秩序，人们有理由也有情绪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儒家精神，并大声指出，正是儒家的内在价值观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比如儒家伦理观念尊重 等级制度，所谓士农工商，这里既有对官僚士绅的抬高，也有对从事商业市场人士的歧视。官僚阶层由此构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绝对专制的政权，这种政权体制不 仅在思想的层面主导社会，而且在市场的层面主导经济秩序，正是后者，使得中国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提供自由竞争的空间，大量的商 人和生意都依附于官僚体制，一个古老帝国的政府框架从根本上束缚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解释框架，放在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可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放在以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前工业时代，就显得说服力不足。按照韦伯的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关系，人们必然能够看到，儒家伦理除了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社会秩序之外，无疑也给市场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道德自律的秩序。我 个人认为，在经济史的角度，秋风先生的煌煌大著《华夏治理秩序史》（姚中秋著，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发力。事实上，儒家传统价 值观对产权的尊重，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制约，的确有着丰富的价值观资源。当这种价值观成为政府的主流，人们看到，诸如晚清政府对盐业的垄断，有些时候采取了 灵活而且有效的市场性方法。比如适当放松监管，和市场化的盐商联盟；比如更多的朝廷政策会适时推出休养生息措施，减税，或者由政府主导兴修水利设施等等。 这些措施显然有利于私人经济的发展。这可能是儒家伦理支撑之下的市场秩序最理想的图景。
明清两代，耕田的私有化秩序一直比较健全，这种秩序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了民国，相应的地租也随之契约化，整个国家的土地市场是可以自由交换的。市场的力 量在这里成为主要动因，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朝廷的官僚并不支持这样市场秩序，但一直没有成为这种秩序的有力的拦阻力量。可以肯定地下结论，儒家伦理支持 下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了辉煌的水平。只是当这样的经济形态面临着工业革命的新技术秩序，才显得力有不逮。或许人们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古典的儒家伦理精神和大一统的朝廷式政府管理方式，配合传统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对市场和资本的推动已经抵达顶点。亚当斯密的“最高限额”， 韦伯对中国制度批评，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评，其意义就在这里。这在市场的逻辑维度上，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人们不难发现，晚清垮塌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 国没有实现有效的市场容量的积累和有效的资本积累，中国大陆也没有有效的企业家精神积累，更没有形成一种自发的技术革新，相反，外来技术的引进与运用，都 被人为控制在抵御外来技术的层面，而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基本无涉。这成为中华民国的经济展开之前最主要的图景。是的，中国市场的对外贸易在加强，以集市 为基础的区域性贸易也在加强，民间信贷市场一直顽强生长，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在国内有加快的趋势，在国际上也是大面积扩展。但由于企业家阶层的建设受到了 官僚集团的大面积压制，整个市场缺乏推动力，无法将经济纳入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的市场化轨道。或者干脆这样说,正是由于市场的场域不够开阔，自由竞争的程 度不够深入，民国的经济发展只能立足于一个非常浅层的市场基础。大量的农产品没有商品化，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进入流通渠道，而且其辐射范围仅仅限制 在方圆10公里之内的消费需求。国家的对外贸易形势，基本限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远远没有形成对整个内需市场的拉动能力。
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小集市，仅仅对当地的简单消费品有更加简单的交换作用，并没有将生产和大面积的销售卷入到市场中，因此这样的集市现象无法形成一种更 大范围的整合，人们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虽然人口基数庞大，但贸易的展开却一直是区域性质的。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基本上还处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 农耕文化时代，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及更加激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种新国体的形象，已经站在所有中国人的门口。
历史证明，郑观应的话，后来全部应验。历史被一名企业家说中，被一名稍微有点国际化视野的生意人说中，这值得后人深思。还有一名当年的企业家，也很有意思
——盛宣怀。事实上盛不仅仅是企业家，他还是邮传部部长。一个人，一手富可敌国，一手还是正部级干部，够牛的。但有趣的是，他的结局却是逃亡日本。晚清政
府打算用他的人头来维稳，盛宣怀提前知道了消息，仓惶逃到日本在天津的领事馆，然后偷偷坐船去了日本，由此才保住一条老命。这跟今天的情势实在太类似了。
不过，我读这一段历史，兴趣显然不在什么时候改朝换代，什么时候谁又逃到了大使馆。我的兴趣在于，中国的经济，到底在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艰难地向现代化的市
场经济靠拢。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区域性的农耕经济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著名的马克斯·韦伯1912年在《经济与历史支配的
类型》中就这样说过，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闭关自守和停滞不前的社会；更加著名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也直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抵达“最高限
额”，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变得不再可能。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西方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在西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大陆在经济史的角度看，斯密所说的最高限额时代，应该是在1400—1850年之间。这大约400年的时间，中国人口的总数从6000多万增加到 了4.3亿，生产总值当然也是正比例的增长，人口大面积向南方地区迁徙，而耕地面积从3.7亿亩增加到了9.5亿亩。当传统农业的发展积累到一个变量之 后，手工业的出现就是必然的结果。区域性市场的交换随之出现，并且勃兴，这又反过来推动农业、金属加工业、纺织业、造纸业和陶瓷业等制造行业的发展。中国 人耳熟能详的集市现象在这个时候蔚为大观，这成为区域性商业经济高速发展最主要的表征。学者施坚雅（W.skinner）认为，到晚清末年，中国经济结构 中地方的集市现象达到了6.3万个，集市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商业社会。有些经济学的常识需要在 这个时候提出。当商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市场的交换成为常态，人们对货币的需要就变得非常迫切。一直以来，清政府的货币政策严重滞后于商业交换，通行的做 法，是通过增加白银进口，或者提高本国的铜产量来生产货币，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求助于一种准私人银行，也就是钱庄。
也就是说，钱庄的出现，是市场化自由交换背景下民间力量自发的秩序，在山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种民间的信贷制度变得十分火热，由于得到家族和同乡 的支持，钱庄在几乎没有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下迅速发展，肩负起了一个时代市场交换的主要职能。事实上，按照市场自发秩序的逻辑，政府在这个时候应该顺应市 场的发展，共同将市场的容量做大。比如主动向外部世界开放，进入国际贸易秩序。但众所周知，在接下来的大约几十年之内，晚清政府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是抵 制西方经济秩序，拒绝更大范围的开放。这一段历史图景，国内的主流历史观解读为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拖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时代。国外的历史学界则认为，正是由于一系列条约口岸的产生，中国进入了一个被动开放的时代。从1820年代开始，中国虽然极不情愿，但不得不被更 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秩序推着走，这种被动地开放和发展的历史态势，才是历史的主流，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可能阻止，即使一些历史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但从大势来看，中国市场的开融进世界经济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势。另外一种历史观点，与第一种观点几乎尖锐对立。这就是中国国内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 学术基础的历史观，他们认为，中国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流产，主要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市场的发展。这是占据国内所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 它的影响力在于，由于强化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使得大多数中国人转向一种更加决绝的自力更生精神，即中国人可以在不接受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 下，实现自我范围之内的发展。
这方面的著作，值得参考阅读的是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官僚资本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历 史观，后来被中共史学界定于一尊。事实上，这种分析框架的漏洞很明显。第一，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幅度演进，取决于工业革命意义上的新技术的支持，如果假 定1820年条约口岸经济产生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衍生出足够丰富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则必须证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技术的发生和 发展已经足以撑中国人大踏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第二，整个晚清时代，民国时代，以及更加丰富的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市场最大的主 题，是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学习和模仿。也就是说，正是1820年以来条约口岸经济的展开，才带来了工业技术的革新，而技术的革新，才真正推动了中国市场经 济的发展。因此，任何一种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路径，都不能回避技术因素，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如果没有新技术的展开，几乎就不会有市场的 拓展，尤其不会产生近现代工序，不能产生具有产权意义、技术创新和自由竞争意义的现代企业家。第三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解释框架，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 秩序。事实上，沿着儒家伦理维度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争议更大。所谓矫枉过正，当儒家伦理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长达千年却没有将中国经济导入资本 主义的自由竞争秩序，人们有理由也有情绪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儒家精神，并大声指出，正是儒家的内在价值观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比如儒家伦理观念尊重 等级制度，所谓士农工商，这里既有对官僚士绅的抬高，也有对从事商业市场人士的歧视。官僚阶层由此构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绝对专制的政权，这种政权体制不 仅在思想的层面主导社会，而且在市场的层面主导经济秩序，正是后者，使得中国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给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提供自由竞争的空间，大量的商 人和生意都依附于官僚体制，一个古老帝国的政府框架从根本上束缚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解释框架，放在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可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放在以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前工业时代，就显得说服力不足。按照韦伯的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关系，人们必然能够看到，儒家伦理除了给中国社会提供一个社会秩序之外，无疑也给市场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道德自律的秩序。我 个人认为，在经济史的角度，秋风先生的煌煌大著《华夏治理秩序史》（姚中秋著，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就是沿着这一路径发力。事实上，儒家传统价 值观对产权的尊重，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制约，的确有着丰富的价值观资源。当这种价值观成为政府的主流，人们看到，诸如晚清政府对盐业的垄断，有些时候采取了 灵活而且有效的市场性方法。比如适当放松监管，和市场化的盐商联盟；比如更多的朝廷政策会适时推出休养生息措施，减税，或者由政府主导兴修水利设施等等。 这些措施显然有利于私人经济的发展。这可能是儒家伦理支撑之下的市场秩序最理想的图景。
明清两代，耕田的私有化秩序一直比较健全，这种秩序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了民国，相应的地租也随之契约化，整个国家的土地市场是可以自由交换的。市场的力 量在这里成为主要动因，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朝廷的官僚并不支持这样市场秩序，但一直没有成为这种秩序的有力的拦阻力量。可以肯定地下结论，儒家伦理支持 下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了辉煌的水平。只是当这样的经济形态面临着工业革命的新技术秩序，才显得力有不逮。或许人们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古典的儒家伦理精神和大一统的朝廷式政府管理方式，配合传统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对市场和资本的推动已经抵达顶点。亚当斯密的“最高限额”， 韦伯对中国制度批评，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评，其意义就在这里。这在市场的逻辑维度上，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人们不难发现，晚清垮塌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 国没有实现有效的市场容量的积累和有效的资本积累，中国大陆也没有有效的企业家精神积累，更没有形成一种自发的技术革新，相反，外来技术的引进与运用，都 被人为控制在抵御外来技术的层面，而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基本无涉。这成为中华民国的经济展开之前最主要的图景。是的，中国市场的对外贸易在加强，以集市 为基础的区域性贸易也在加强，民间信贷市场一直顽强生长，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在国内有加快的趋势，在国际上也是大面积扩展。但由于企业家阶层的建设受到了 官僚集团的大面积压制，整个市场缺乏推动力，无法将经济纳入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的市场化轨道。或者干脆这样说,正是由于市场的场域不够开阔，自由竞争的程 度不够深入，民国的经济发展只能立足于一个非常浅层的市场基础。大量的农产品没有商品化，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农产品进入流通渠道，而且其辐射范围仅仅限制 在方圆10公里之内的消费需求。国家的对外贸易形势，基本限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远远没有形成对整个内需市场的拉动能力。
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小集市，仅仅对当地的简单消费品有更加简单的交换作用，并没有将生产和大面积的销售卷入到市场中，因此这样的集市现象无法形成一种更 大范围的整合，人们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虽然人口基数庞大，但贸易的展开却一直是区域性质的。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基本上还处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 农耕文化时代，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及更加激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种新国体的形象，已经站在所有中国人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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