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霄、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上）

　　网刊《往事》编者的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伟大领袖号召下突出政治的时期，周良霄先生选择蒙元史作为专业，却是为了远离政治，远离现实。正所谓“邦无道则隐”。

　　六四以后，当不少知识分子接受了教训，转向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时候，周先生和夫人顾菊英女士却开始了涉险犯难的文革研究。此时他们已经和行将退休，按说正是“归隐”的好时机，但眼看文革的历史竟成了一部官方的意志史，一部可以任意杜撰、任意修改并且遭有意无意不断遗失的历史，这给作为历史学家的周氏夫妇良心以极大的触动。两位老人不弃自己的史胆、史德、史识，从最基础的收集资料做起。如今，一部凝结着两位老人二十年心血的巨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终于面世。　　
　　在周先生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李慎之语）。“游民加皇帝”，一语道破了文革的秘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何以传统皇权没有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出现？因此，除老的“游民加皇帝”，必有“新”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之一，或许就是来自现代的马列主义的造反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如毛泽东所云：“马克思加秦始皇”。矛盾在于：前者号召反抗，后者镇压反抗。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就是这种矛盾的激化。毛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既是最大的造反派，又是最大的当权派。他用笔杆子鼓噪，仗枪杆子撑腰，时而倡乱，时而镇压，群僚与群众在造反与保皇之间左右奔突、无所适从，遂至各个阶层都走投无路，而天下大乱焉。
　　文革中，毛泽东的确深深地触动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专制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和转移了社会矛盾，但建立起来的却是他个人独裁的极权专制体制。谁反对他，就要打倒谁，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从1965年初就提出要清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更以“走资派”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但当时不过是“空穴来风”，因为那时中国根本不具备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条件。有的倒是走封建主义道路的深厚土壤，而毛本人以凌驾一切的帝王之尊，成为最大的“走封派”。
　　当文革结束，主宰者回避并曲解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专制主义政治支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八九年后，权力和资本开始全面结合，于是，真的“走资派”出现了。所推行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不仅全面复辟并大大强化了官僚专制体制，而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全面的公权力腐败等等恶果。
　　正如周先生所说，“总结文革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发展、前进中无法绕开的课题，而在对毛泽东的批判尚不充分的时候，这段历史几乎不可能写好。”
　　周先生夫妇在不同的年代做出不同的选择，从避祸到涉险，体现了有良知有气节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著，由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出版。）


 
被采访人：周良霄　顾菊英
采访人：郑仲兵　李宇锋
采访时间：2009年7月

　　问：二位老师好！首先，我们对您二位以个人的努力，穷尽二十年编著了这样一部文革资料集表示诚挚敬意！这件事，使我们意外而感动，它体现的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的良知，又一次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由此，我们更希望了解关于这部书的幕后的故事。能简单介绍一下您二位在文革中的经历吗？
　　周：非常感谢能有这么个机会来整理和反省自己的求索经历。我们都是做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我研究元史、蒙古史，顾菊英是做宋代古籍整理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为的是要远离政治，远离现实。这是我们当时乞望能全身避祸的生存哲学。63年末，我从北大历史系调到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才工作了两年多，批判乌兰夫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就开始了。据说我是乌兰夫向翦伯赞要干部而调来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乌兰夫的小吹鼓手”和“翦伯赞在内蒙的桥头堡”被揪了。罪状是写了毒草，“吹捧帝王将相”，“污蔑农民战争”。可怜一夜之间，满院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更由于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批判大左派关锋、林聿时关于农民战争的文章，当然是“罪在不赦”。好在我一个平头百姓，无官不党，内蒙历史所号称第二政协，所内比我有问题的人多的是，因此尚构不成重点。71年内蒙干部设在唐山的学习班结束后，我被处理下放到阴山背后的小荒村，带两年工资，落籍为农，永不录用。
　　我的落难让我在内蒙古大学的朋友们很着急，想设法营救。他们当时正在做二十四史中的《元史》标点，这是毛泽东交办的任务。他们就持有毛划圈的红头文件去找区文教办的军代表，要求调我回来参加。这位军代表不明就里，只是疑惑地问：非要这周某不可吗？回答是肯定的。他当然不敢阻格毛交办的任务。于是我便成为插队落户人员中第一例上调的人员，回到了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
　　74年夏，批林批孔开始，北京的科教组突然来电话要借调我。他们当时是要恢复《历史研究》杂志，在全国共借调二十四名干部来组成编辑部。大概因我在北京的师友的推荐，这样我又糊里糊涂地到了北京。来了以后，才知道已上了贼船，要当“四人帮”的“枪手”，但想脱身已不可能。我清醒地知道这项差事的危险，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我把定写文章时死守按“两报一刊”的调子，争取不犯错误；同时也尽可能表现好点，图利用这个机会，设法调回北京。我苦心营造的算盘竟然走通了，76年，我们全家调回了北京。我立刻通过蔡美彪、黎澍转入了近代史所，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问：从文革结束，到您二位动手编写文革资料，这中间有十三年，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书？
　　周：我们想搜集整理有关文化大革命资料的事，原是比较早的。有段经历，使我对搜集历史资料的重要性有了切身感受：55年冬，还是我在北大历史系读四年级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就想征集点昆明12？1运动的资料，搞个展览。当时，亲历过那次运动的教师大有人在，但是，他们竟然片纸只字的资料都没有留下。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深深感到文物资料泯失的悲凉。文革中，我们也顺手搜集了一些传单之类，但在这以后的辗转播迁中，几乎又尽数散佚了。86年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后，社会上既感兴趣，又觉得很不满足。我们认为这除了书本身的架构与内容不尽如人意外，在当时条件下，对毛泽东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批判，想写好一本文革史，当然是困难的。那时有关文革资料大量毁佚的危机已明显出现，在官方有意的安排下，一些小图书馆所藏的文革资料都已悄悄在销毁；个人的收藏也可怕地散失。我们认为对这些资料尽可能抢救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在6？4后，趁着我们俩即将和已退休，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在这方面作点事，就开始有计划地着手三个工作：一，是搜集整理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二，是同时搜集整理6？4民运的资料；三，与此同时，由我抽出时间，撰写一本名为《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就中国的专制主义进行清算与批判。三个工作同时交叉进行。
　　我们认为，总结文革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发展、前进中无法绕开的课题，而在对毛泽东的批判尚不充分的时候，这段历史几乎不可能写好，而且我们也确实不是研究当代史的，没有条件来承担这一研究任务。我们唯一能作的只有尽可能地保留有关的文献，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真实可据的第一手资料。巴金老和慎之先生告诫我们要讲真话，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能把真实的材料保存下来，也就是讲真话。当然，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都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东西，高层的密谋、官方的文档，我们是无法接触到的。这些民间流传的东西也有真有假，几乎无由分辨，但当时确是广泛流传，老百姓都是据此进行运动的。
　　顾：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发生在大陆，研究在海外。但大陆社会要想前进一步，总有一天要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我们搜集、整理文革资料，就是为这一天作点准备。退休以后，我们一无所求，二无所争，脱出名利之外，这就可以不计成败得失来做这个工作，努力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来记录一段真实的历史。

　　问：说到“记录真实的历史”，仅靠个人的努力，尤其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下，真是谈何容易！您二位在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体会？遇到过什么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
　　周：难！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能依靠亲朋好友的真诚支助。是他们在得知我们要做这个工作时，给了我们鼓励和无私的帮助。没有这种鼓励和帮助，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们也同时担着一定的风险，因为这项工作是冒着随时有被官方查禁和追究的危险的。
　　顾：决定编辑整理文革资料的时候，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不知能编出一部什么样的书，见到什么都以为有用，用复写纸，一式三份，手工抄写。不久，单位规定每人每年可以免费复印一定数量的文件，承蒙众多同事的支援，他们把自己不用的定额，都无偿归我使用，这就解决了复印资料的问题。我那时从未接触电脑，资料录入都是出资请别人做的。
　　资料搜集、复印、录入都解决以后，主要是整理中的困难。材料越来越多，其中很多是手刻油印本或手写的复印件。那时纸张质量很差，字迹又潦草，辨认都很困难。而更麻烦的是同一个事件与讲话，有不同的版本；还有很多是内容大体相同，但是又有一些差别，这就有个取舍和校勘问题。但是那么庞大的数量，要按严格标准来做这个工作，根本不可能。只好对完全不同的记录稿，就都收；如两份以上基本相同的，就取记录较多、字迹较清楚的。这个问题这样解决，我是有点遗憾的。但是要对每份材料都校勘清楚，这就要对每件史实都有确实的了解，实在无法做到，只是大体上按原貌梳理了一遍，以供后来研究者使用方便。
　　在我们搜集史料、校对清样和成书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赞许和支持，碍于形势，我们不能详列他们的大名，只能从心底感激他们真诚的友谊和无私的帮助。

　　问：作为治史的行家，您自己怎样评价这部作品？它的现实意义和史学意义是什么？还有哪些遗憾？是否准备做进一步的修订？
　　周：我们虽是史学工作者，如果说是搞中国古代史，勉强还可以滥竽充数。至于近现代史，不过是大学一二年级时上《新民主主义论》这门课时的水平。谈研究，岂敢！我们不过是秉着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对文革的部分资料进行了整理和集结，只是在体例上综合和吸收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些成就和优长，尽可能把它编排得合理和方便点，争取作到年经事纬，条理清晰，广采并收，义例严明。我们相信，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会有所帮助的。间或加了点按语，只图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时则是痛定思痛，情不自已，聊抒胸臆而已。
　　文革资料数量多，很难遍收，遗漏必然不少；内容又十分庞杂，取舍甄别实属不易。这当然决不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所能作好的。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也寄厚望于在这方面不久将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也将尽可能地修改补充。

÷　　问：您是文革的过来人，又是史学专家，您怎样看待文革这样的历史现象？
　　周：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慎之先生曾一再指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其原因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我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在整理文革资料的同时，着手写《皇帝？皇权与传统专制主义批判》一书的。关于皇帝与皇权部分，我曾以《皇帝与皇权》为名，在1999年和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增订出版。但第三部分《传统专制主义批判》，则因大家都清楚的原因，压在手头，迁延近十年，无法面世。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对中国专制主义进行初步的探索与批判，“使我们的民族在现代化的伟业中，能够清除积垢，轻装前进，在民主、进步的坦途上迈进。”（《皇帝与皇权》序言）
　　在我看来，中国革命不但打上有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而且名副其实的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二十世纪翻版。毛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据说是一从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旧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范畴，它的“新”，第一是工人阶级领导；第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正是在这两点上，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已明白地向世人表明：所谓的“新”，只是虚妄、空想的披上革命外衣的骗局。苏联所许诺平等待我的慷慨宣言，不但半点不见兑现，倒是在宰割中国领土上，远远超过列强；并且还给中国带来了迁延近一个世纪，现在仍远不见结束的内战和分裂。社会主义的苏联自己也已经崩溃解体，明显的不过二十世纪昙花一现的佛光。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延安，奢谈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概念玩弄。对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不但是当时，甚至至死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与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构想始终是封建的、小农的平均主义。就是抱着这个构想，在全国一解放，他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跃进。终于，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狂暴的幻想让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声名扫地。而现在，工人阶级领导已变成了“三个代表”的领导；社会主义已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补课，“辛辛苦苦几十年，还是回到解放前”。试问这个“新”，又新在哪里呢？整整一代的高尚理想主义者与纯真的抗日救国志士们是被欺骗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为国献身、流血牺牲所盼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新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及三年，完全落空。（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周良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31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元史、蒙古史及文化史研究。已退休。
顾菊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负责编辑《近代史资料》）。1934年生，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已退休。

网刊《往事》第83期，200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