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霄、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下）

　　网刊《往事》编者的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伟大领袖号召下突出政治的时期，周良霄先生选择蒙元史作为专业，却是为了远离政治，远离现实。正所谓“邦无道则隐”。

　　六四以后，当不少知识分子接受了教训，转向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时候，周先生和夫人顾菊英女士却开始了涉险犯难的文革研究。此时他们已经和行将退休，按说正是“归隐”的好时机，但眼看文革的历史竟成了一部官方的意志史，一部可以任意杜撰、任意修改并且遭有意无意不断遗失的历史，这给作为历史学家的周氏夫妇良心以极大的触动。两位老人不弃自己的史胆、史德、史识，从最基础的收集资料做起。如今，一部凝结着两位老人二十年心血的巨著《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终于面世。　　
　　在周先生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传统专制主义的恶性发展”，“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李慎之语）。“游民加皇帝”，一语道破了文革的秘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何以传统皇权没有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出现？因此，除老的“游民加皇帝”，必有“新”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之一，或许就是来自现代的马列主义的造反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如毛泽东所云：“马克思加秦始皇”。矛盾在于：前者号召反抗，后者镇压反抗。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就是这种矛盾的激化。毛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既是最大的造反派，又是最大的当权派。他用笔杆子鼓噪，仗枪杆子撑腰，时而倡乱，时而镇压，群僚与群众在造反与保皇之间左右奔突、无所适从，遂至各个阶层都走投无路，而天下大乱焉。
　　文革中，毛泽东的确深深地触动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专制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和转移了社会矛盾，但建立起来的却是他个人独裁的极权专制体制。谁反对他，就要打倒谁，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从1965年初就提出要清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更以“走资派”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但当时不过是“空穴来风”，因为那时中国根本不具备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条件。有的倒是走封建主义道路的深厚土壤，而毛本人以凌驾一切的帝王之尊，成为最大的“走封派”。
　　当文革结束，主宰者回避并曲解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以专制主义政治支撑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八九年后，权力和资本开始全面结合，于是，真的“走资派”出现了。所推行的，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不仅全面复辟并大大强化了官僚专制体制，而且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全面的公权力腐败等等恶果。
　　正如周先生所说，“总结文革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发展、前进中无法绕开的课题，而在对毛泽东的批判尚不充分的时候，这段历史几乎不可能写好。”
　　周先生夫妇在不同的年代做出不同的选择，从避祸到涉险，体现了有良知有气节有担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著，由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出版。）

被采访人：周良霄　顾菊英
采访人：郑仲兵　李宇锋
采访时间：2009年7月

　　（续前）这个二十世纪的农民起义，虽然也带有它的时代特点，但在形式、内容等方面当然是离不开历史上农民革命传统的。这里，我想再引用慎之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中着意强调的中国游民与游民文化的存在与影响。慎之先生明确指出：“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这个论断给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所领导的历次运动指出了新的更为深刻的方向和课题。游民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他们是被从土地上排挤出去，不着地，萍转漂流，缺乏生存保障的人群，其成份包括地痞、流氓、兵卒、贼盗、乞丐等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不任拘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仇视官府，仇视文化和有文化的读书人。他们比起无识、椎朴的农民来，见识多，活动力强。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由他们鼓动和组织起来的。没有这种游民领袖的组织领导和游民群众的参加，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这个历史传统一直作用到近现代的中国。1927年，有名的被指责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首先由一批流氓、地痞乘机大闹起来的。毛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　（发表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　中，不加掩饰地写道：“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就明白地证明，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有痞子在运动中起重要作用。这段文字，在文章重新发表时才被陈独秀删除。应该指出，同样的现象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从打AB团、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中，都屡屡重演。如卑污丑恶的人格侮辱，野蛮非人的肉体摧残，残忍血腥的刑讯逼供，捏造中伤的罗织陷害，不负责任的肆意破坏，不计毁灭的死活争斗，对文明和文化人的刻骨仇恨，对亲朋戚友的任意株连，乃至于杀人食肉，兽性肆行等等，都是和历史上的游民文化一脉相承的。这种现象在一个号称最先进的革命政党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离开了这种农民游民文化传统，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流氓、地痞所勇敢推行的痞子运动，却让毛泽东大声称赞为“好得很”。这正说明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毛泽东和他们是有气性相通的。在青年革命者毛泽东的思想里，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是颇为明显的。他当过兵，作过游学先生，他个人性格中：好斗，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崇尚权术，矫情伪饰，毫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了解他的人直指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从他的诗作里，鲁迅敏锐地闻到了山大王的气息。27年毅然上井冈山，然后火并王佐、袁文才，活脱脱重现了一幕梁山好汉的场景。这一切都具流氓无产者风格。中共党史上历次运动中不绝于史的盲动左倾、暴烈无人性的行为，无疑是与毛个人的性格与爱好相关联的。因此，慎之先生所提出的，把毛泽东、把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传统和游民文化中来研究，应该是更深入的一个方向，值得大家重视。

　　问：您认为目前研究文革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是怎样形成的？应该怎么解决？
　　周：在上面我们说过，如果对毛泽东今天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批判，想写好一部文革史是困难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历时十年，波及十三亿中国百姓，搞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直接被整的人高达一亿之数，死人二千万的旷古未有的政治大灾难。然而，毛泽东却若无其事、欣然自得地把它当成自己平生两大伟业之一自许。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政治声誉的最高峰，也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顶点。研究文化大革命离开了这些基本的事实，当然是无法得到正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我以为，这正就是一些流行的关于文革的著作还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本来，饱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和摧残的人们，上至高层领导，下及一般百姓，大家都是饱含怨愤，对毛泽东普遍否定，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神话已趋于破灭，这是必然而且很自然的事。在历时一年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会讨论中，人情汹汹，毛的错误受到揭发和批判，毛的形象随之完全动摇。然而就是复出的邓小平，挺身出来，挽狂澜于既倒，搞出了这么个决议，强行通过，把摇摇欲坠的毛泽东形象和已百孔千疮、不成体统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树立起来。
　　《决议》当然也不能公然无视事实和违抗民意，它承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盘皆错。但是，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老于心计的邓小平，认定毛泽东这面旗子不能丢，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撑下去。于是，便让起草《决议》的秀才们在文字上玩花招，进行曲护。它断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说：
　　一、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后者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思想智慧的集合。前者才真正属于毛泽东其人，这完全是在进行一个词语的诡辩和玩弄。
　　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好的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不好的毛泽东思想便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文化大革命思想。
　　这简直是说相声的绕口令，在这绕来绕去的文字游戏中轻轻地推脱了毛泽东的失误，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堕失的权威。这种作法完全把天下人当成了白痴在愚弄。

　　问：我想插几句。其实，从延安整风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到毛去世，一说“毛泽东思想”，都知道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有谁曾经认为并且毛本人能否容忍其中还包含别人的思想？而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就是为了证明毛一贯正确以树立他的个人权威：此前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博古、王明、张闻天、张国焘固然都错了，此后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也错了，后者的罪名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怎么倒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毛一去世，自然不再“思想”，剩下的是继承或反对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本身就不存在了。
　　周：邓小平这样作，当然也自知是亏理的，所以，他才别含深意地对人说，他才是“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的人。可他出于处心维护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维护特权专制的用心，却不愿站出来作这个历史的评论，而是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来作。”这就给我们乃至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了难以解读的谜团，妨碍我们在深刻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上对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剖析，也为历史制造了难以弥补的缺憾。有了这么个《决议》，人们再来谈这一段历史时，作为党的纪律，人们便不信也得信，不服从也得服从，文革的研究便只能在《决议》的框框里进行，要想有独立见解和真知灼见的成就确是很难的。
　　和这种当前研究情况相应的，却是有关批判“四人帮”的书籍向来就并不缺乏，这当然是好事。这些著作多少带有通俗演义的成份，有声有色，一度的确是很受人们欢迎。演义利于揭露事实，但揭露并不能代替深层的理性批判。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揭露层面，人们当然是无法满足的。而且这也很容易让人发生错觉和误导，以为文化大革命只是因王、张、江、姚“四人帮”再加林彪反党集团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上述的《决议》中就曾明白地流露出这样的企图，想让人们相信：“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把“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巧妙地与毛泽东区分开来，其真实用心就是要为毛泽东洗刷和减轻罪责。这是完全违背事实、不能容忍的。江青自己就供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狗”，这是恰如其分的。王、张、姚就是狗的狗。狗的一吠一啮，都是仰着主子的鼻息和意图行事的。放过主子，只打帮凶狗才，绝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如果作者思想上还杂有为尊者讳的顺民思想，用批“四人帮”来代替批毛，那就必然导致对“四人帮”揭发和批判也不可能郑重和深入，这就很不好了。　　　
　　说来说去，我的意思还是要写好文革史，前提就是充分批判毛泽东。近来，毛泽东已经从神坛上被拉了下来，但是对他的估计还各有差距。文革十年全盘否定，罪恶滔天，这已不成问题。但由此上推，如何估计？很多人都还是认定建国有功，功劳盖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提出，就是他光辉灿烂的证明。不过，如果像我前面所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只是虚妄、空想的披着革命外衣的骗局”，那么对他的评价就又完全不同了。

　　问：关于这一点，请您略为详细地阐述一下。
　　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一大业绩，就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建立了新中国，住进了紫禁城，并声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决议》中不惮烦地胪列了许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增长和成就。单就这些，也许确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毛泽东所计划建构的封建或农业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就总体而言，这时期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的集体道路从根本上扼杀了农民真正解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数亿农民连最低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而在城市中的国有化则完全毁坏掉中国百年来工商业成长与发展的现代成果。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危机。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页）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的的确确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　这个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路。这正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所一再重复的道路。因此在这个空想落后的道路和大方向上所作出的一切似乎光彩的个别成就，实际上只是末路上的萤光，绝没有什么可骄人的。
　　即使我们不在根本道路上来质疑新中国的建成及其正面成就，单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来看，实际上也是大有可疑的，除了一个打倒了蒋介石之外，说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试问：土改后的农村，农民受束缚、受剥夺不是更加重了吗？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就多达三四千万，这样的惨象，历史上可曾有过？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共产党无数次郑重许诺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一党专制、一人独裁，这原是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然而内战三年，牺牲几千万同胞，如果是以暴易暴，暴且益暴，难道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

　　问：有人认为，文革虽然错了，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初衷，和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当然，我们也应该同时承认，毛泽东是二十世纪农民革命在一个大国的胜利者，也是新世纪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有影响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当权派”这一概念，是极具深刻的理论与现实含义的重要命题。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党通过专政和剥夺，把全国的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在特权垄断下，以国有的名义，分任各个部门的当权者掌管，国有实际上就成了官有。这个制度必不可免地大量滋生官僚主义、特权享受、贪污腐败、鱼肉百姓，而终至于发展成为溃败的不治绝症。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大胆地把它揭出来，希图通过群众运动，不断革命来克服。这是他远远超出他的同辈庸人们的地方。为了克服这个脱离人民与人民日益对立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修正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已不存在阶级与阶级矛盾的论断，认为这个在社会主义里新生长出来的官僚主义当权派（他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走修正主义道路，要复辟资本主义。它们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然而在生产资料已全部国有的情况下，这两个阶级的分野如何划分呢？毛泽东完全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提出按各人的思想来划分。然而，思想是个形而上的东西，几乎难以捉摸，于是这个分野最后只能划定在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出现在文革中依其人与毛私人的关系来划线的荒唐现象。公有制和党的特权垄断是官民之间矛盾无法解决的根源，毛泽东就声称要依靠“不断革命”来解决，甚至像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便要每七八年进行一次；斗争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要进行。毛泽东至死不愿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他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必然失败。因而也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毛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破产。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所不愿和不能采行的。我认为这原应该是我们从文革中可以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政治的改革被搁置，官僚主义当权派事实上已在复活和发展，并且还和金钱结合了起来，形成新的权贵资本主义，文革仅有的一点积极意义也就完全丧失。
如上所述，全面深入评价毛泽东仍是一个十分艰巨而炙手的问题。要想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恐怕不是短期所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想写好文革史当然不容易，官方的《决议》在，更是让人们难以措手。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裹足不前，不过比起研究来，我觉得对有关资料进行广泛地抢救搜集整理是更紧迫、甚至最紧迫的任务。因为，毕竟研究是从容论道，后来人尽有时间来进行，而资料的抢救，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史不可泯，失去一份资料，就可能永远失去一份真相。这个工作要靠更广大的仁人志士来多方完成，果如是，则民族幸甚。


作者简介：　

周良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31年生，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元史、蒙古史及文化史研究。已退休。
顾菊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负责编辑《近代史资料》）。1934年生，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已退休。

网刊《往事》第83期，200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