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果整个意识形态还是旧的、传统的，脱离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现状和现实，包括社会矛盾本身的特点，意识形态讲一套话，现实生活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样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一定需要领导者或者执政者有一个足够的勇气，能够把我们历史中各种各样的东西总结起来，看到未来的前途，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的走向是什么样。如果我们还是完全从过去的思维逻辑出发的话，我们永远走不出来
2012年7月22日，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推出《杨奎松著作集：革命》套书。四本装帧精美的大部头，也被媒体和读者称为“革命四书”，是历史学者杨奎松多年的著述合集。22日下午，“革命四书”发布会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等多名著名学者到场参加研讨。本文即为此次发布会记录整理稿：
在新书发布会上签名的杨奎松
刘瑞琳：大家下午好，我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刘瑞琳。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准时光临，一是因为今天是周末，占用了大家休息时间。另外一方面，昨天的大暴雨让很多人今天按时赶到这个现场变得困难重重，我们有很多嘉宾是费尽千辛万苦赶过来，像来自台湾的陈永发老师。杨天石老师之所以迟到是因为他今天上午的飞机从内蒙飞回来。王奇生老师也是昨天晚上的飞机没飞成，今天早上坐高铁赶过来的。更值得感谢的，还有一些费尽千辛万苦也没有赶过来的，比如说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他非常遗憾，他昨晚的航班被取消。像章百家先生，他今天上午的飞机要从哈尔滨赶过来，据说刚刚上飞机，本来是上午九点多的飞机，但是延误了，所以他可能会赶一个尾巴，但也在往这赶。在网上第一个报名参加的就是章诒和老师，她非常积极，当时第一个说要参加，结果她中午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还在香港机场呆着，她说已经呆了25个小时，而且昨天晚上在飞机上过夜。非常不容易，这么一场雨让我们小小的活动看出这么多的波折。出版社选日子的时候没有看黄历，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困扰和困难，实在很抱歉。
我们今天的活动也特别从南京请来了特约主持李继锋教授。李继锋老师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民族史研究的博士，现在任职江苏省委党校，昨天幸亏他坐高铁从南京专程过来，没有耽误。熊培云老师也是坐高铁，没有耽误。下面把话筒交给李继锋老师。
李继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下午广西师大出版社品牌理想国文化沙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直面中国革命”，杨奎松新书的对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大家已经看到这套书，这次杨奎松教授的新书，非常有份量，很多同志看到说像四大名著。我们作为同行特别羡慕，因为一般都是大家到了七十华诞、八十华诞，甚至百年之后才有这样的新书，但是我们杨先生还没过六十岁就有这样一套厚重的新书出版，今天我们也是围绕新书做一个讨论，来做一个沙龙。这套新书的主题是革命，因为革命这个词太火爆了，整个影响很大。火爆到什么程度？我昨天来的，在我来的前一天我的老家就地震了。我们说革命就像暴风骤雨，结果昨天据说是61年来最强烈的暴雨，这个暴雨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惑，尤其几位重量级的嘉宾，像裴宜理教授没有办法过来，但是她还是写了书评，在书评里面对杨教授的著作也非常推崇，说充满了原创性。另外就是章百家教授也写了将近500字的祝贺信，等一下我们也会读一下。
所以杨教授真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刚才我们在底下跟杨教授谈的时候说，实际上他树立了一个标杆，让我们同行或者年轻人向他学习，只要勤奋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好的著作，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三个优秀，一个是优秀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质量非常高的书，这套书的装帧非常好。革命当然应该是红色的，尤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充满活力的而且是鲜红的、大红的、红彤彤的，这套书也用了红色，但不是大红，而是有沉淀的红色。这个红色反映了杨教授思辩的能力，很有底气，也很雅致，不是特别火爆，看起来跟这个封面很协调。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的时候也感到很像西方出版的有份量的著作，装帧非常好。
另外我们说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优秀的作者，杨奎松教授，他自己精选了他学术生涯以来比较好的、他最得意的四本书，一本书是关于《“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一本书是《西安事变探新》，还有一本书是《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另外一本是《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今天我不说闲话了，邀请我们的嘉宾，首先是杨奎松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他是我们这次互动的主角，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教授到台上就坐。另外是特地从台湾赶来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陈永发院士，陈院士也是台湾那边顶级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也是中国革命的研究专家，所以他来的话意义非同一般，否则的话就是大陆人的独奏，有了陈院士过来我们的研讨会就比较完整，我们讨论中国革命也就比较完整，因为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两个政党，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少一块都不行，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陈教授。还有一位嘉宾是杨天石教授，他在路上，等一会儿到。下一位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研究员。雷颐老师是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专家，也是跟杨奎松教授是老同事、好朋友，今天请他来非常高兴。请到台上就坐。
学术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李继锋：第一次认识杨教授是1999年的时候，杨教授记不得我，因为他是名家，我只是具体办事的。因为中央电视台正在拍《百年中国》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当时我是策划和历史的统筹，而杨奎松教授是历史顾问，另外还有杨天石教授也是这部片子的历史顾问。所以我当时对杨教授的印象是非常温文尔雅，说话很犀利，但是说话不多，非常内敛，我感觉到杨教授很有激情，也很专注。所以能有这样一套书，几百万字，这么厚重，我想是因为杨奎松教授把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专业上，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共党史的研究上，是他一生的心血。杨教授，不知道您的治学的心路历程是怎么回事？因为中共党史，在大陆研究的话有一些困难的，但是杨教授用历史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路径，这之中有很多的心得，请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杨奎松：非常感谢，首先要感谢各位能够抽休息的时间专门过来，另外也非常感谢远道而来和专门为这件事而来的各位专家和学者。像李教授讲的，我本来想说因为“革命”这两个字，结果昨天暴风骤雨，他已经把这个话讲了，我只好讲另外一个话，那就是刚才他提到的，我确实没有想过在有生之年会站在这种地方请各位来参加我的书的讨论会或者座谈会。
几个月前高华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我脑子里确实闪过一些念头，我当时想以大家对高华的那种怀念和对高华的那种尊敬，也许有一天我走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送我。当然我并不期望大家过来送我，但是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之后，我站在这和大家谈我的书，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我这里首先要做一个声明，其实本来选题也好，著作集也好，有的出版社早就跟我谈过，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
今年之所以动这个念头，很大程度上我要感谢我的出版人，一直出了我几本书的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明确跟我讲希望出我的著作集，他希望得到我的配合。其实我一开始是答应了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说实话是因为我太太的坚持，非要广西来出，所以这个事情我最后只好选择了广西师大社。首先我要向汉唐阳光尚红科表示歉意，我已经跟他当面道过歉了。跟广西师大的合作，这个书摆在这儿，说实话我心里还是蛮高兴蛮欣慰的，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出这样的书，不光对我，而且对所有我们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史的学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包括跟刘瑞琳和她的那些年轻的团队一起共同合作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感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感受到他们工作的那种热情，对质量的精益求精，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向广西社，向理想国，向他们的团队，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具体说到这个书，刚才李教授说是新书，我想特别强调，我想多数参加会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四本书不是新书，是已经出版的书，现在市场还在卖，把它们集中起来，实际上是为了出选集的目的，另外也确实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我的研究，我是从1982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开始做历史研究，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共历史重新写一遍。但是为了写这部历史，我从中共诞生之前，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为止差不多30年，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到现在也就刚研究到五十年代。换句话来说，我在2000年以后开始做建国以后的历史研究，建国之前历史的研究我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换句话来说，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再去重新修订这些书，其实这些书里面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有个别的书还是值得修订的，因为后来出现很多很多新的资料。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包括建国这种题目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所以我现在没有力量再重新修订这些书。他们提出来说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后来我同意了，我觉得也可以，干脆我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了结，下面全力以赴的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真相
这样的一个话题，无论做怎样的总结，对于我们这些做中共历史或者做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来讲，应该说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换句话来说，刚才李教授讲了，我们做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现代史，早期，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阻力，一个阻力就是资料，在我八十年代的时候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我是机缘巧合，非常非常巧地因为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而且分配到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各种研究新成果的地方。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单位，无论你在大学，无论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单位，你都看不到的那些内部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他们的一些新的收获或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所以这两个方面帮助我在中共党史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至今我还是很怀念中共中央党校那段生活，尽管那段时间只有五年，但是那段时间对我的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传统的或者官方的说法有太多太多的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我的研究到今天为止我不认为这四本书就已经很好的回答了，或者很全面的回答了我们今天大家想要了解的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本书或者我对历史的这种解读和官方，和我们今天流行的这种传统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按道理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我从来不试图在观点上和传统、正统的党史说法进行正面的讨论。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学者，假如我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把中共党史定位为历史研究科目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任务第一是“还原”，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历史，无论我们从哪一个立场、从哪一个角度，从哪一种党派、哪一种民族国家，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更多层面的历史，我们都很难真正了解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况或者真实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最根本性的初衷，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最终还会大家选择不同的道路，最终会有一个失败，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失败？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在当代，生活在今天，我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无论失败的地方，无论问题的地方还是其他各种各样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实，所有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要了解历史是怎么走来的。
同时，我还要想办法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的。由于我们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制度本身，假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考虑讨论这些问题，从制度层面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外部的、内部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今天当下所存在或者所发生的包括我们今后可能会存在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希望能够从现实关怀出发，能够回答一些现实当中大家关心，包括我自己希望能够了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做的这个努力，在这里我已经把革命史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大家，这一部分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说都不全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书的讨论基本还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层，而不是集中在下层，或者说我对下层的照顾是不够的，还有很多下层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后来共产党、国民党谁胜谁败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没有讨论到。
这次本来请了裴宜理和陈永发教授来，我特别希望跟他们的讨论对话当中，听听他们对下层社会的革命因素的高见。裴宜理教授写好几本书都是社会下层，包括讲华北农村问题、上海工人问题、安源矿工问题，她从政治学出发，做历史研究，但是非常遗憾，她昨天晚上在机场等了三个小时，但是飞机最后取消了。很有幸陈永发教授今天来了，他的最早的一部书，用他的话说叫《干革命》，英文叫《Making Revolution》，当年他的导师范力沛到北京的时候特别跟我推荐他的这位学生，我们很有幸后来认识了，也特别高兴，虽然他那本书已经是三十年前写的，但那本书开拓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做社会史研究的路径。他从比较宏大的角度但是深入到社会微观做了这样的一个讨论，今天上午我们还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这里最后要讲的一点是，我特别希望我的这种讨论只是基于历史的讨论，而且只是期望整个历史的真相得到呈现。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但我不希望用今天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对事物好坏的评价方法来评价历史。我希望先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我特别赞同陈寅恪关于同情之理解的说法。我希望我今后的建国史研究也能够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
当然我这里要特别讲，建国史研究远比革命史研究更困难。一是档案资料太多，很难驾驭，没有办法全都看到。第二，因为它的禁区远比革命史更多。我们今天发表类似的建国史方面的文章，或者看类似档案的时候，都会受到更多的局限和更多的束缚。希望今后的社会会随着我经历过的那样发展，包括我们的政治能够更开放。因为在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的最大体会就是，我们离那段历史越远，它的政治敏感度就越低。所以我希望我能活的稍微长一点，那样建国史的研究也可能变得更开放一点。谢谢大家。（未完待续）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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