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青年军官在“反右”中的悲剧

　　2000年10月，一批原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须有之罪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以言定罪。

　　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沈阳东塔场站土木工程师朱尔刚，上海人，鸣放时，他响应号召提了几条意见：一是场站党委有事务主义倾向，提出党委应该是军队的灵魂，具有最高的领导和决定权，而不是琐琐碎碎的代替行政领导；二是选拔晋升人员有不均衡情况，应从制度上改进；三是各级选举都是等额选举，不能体现竞争选优。结果给扣上了右派帽子。

　　以文定罪。

　　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受命代笔获罪。

　　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分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道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随流签名获罪。

　　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汇报情况获罪。

　　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账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以隐私为据定罪。

　　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分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被栽赃陷害。

　　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分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荣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人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无端怀疑定罪。

　　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顶替名额。

　　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按预定指标凑数。

　　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无妄之灾。

　　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血泪洒辽西

　　1958年春夏之间，东北空军的154名右派先后被集中到前所果树农场，在农业工人们监督下“劳动锻炼”。名为“劳动锻炼”，实际与劳改相差无几。在农场工人和果农们的监督下，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而且精神上还要受折磨，甚至受迫害。

　　第一个惩罚措施是先从经济待遇上给予打击。

　　即根据每一名被迫害者驯服的程度，对其收入待遇给予不同的降级，对坚决申辩理由不服强加罪名者，定为“极右分子”，每月只给18元生活费，如王衍周、王玉林、杨崇诚等都是这样，卢菊生甚至只给15元，而对一位“认罪态度好”的则只戴右派帽子，保持原工资60元。用这种办法摧毁一些人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意志。

　　劳动上高强度摧残。

　　右派们当时都渴望早日摘帽，抱着通过劳动表现自己对党忠诚的想法，从一投入农场就拼命干活，人人争先，劳动强度大大超过常人想象。

　　最严重的是饥饿。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右派们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每人每天8两毛粮，再被伙房克扣，人人都陷入严重饥饿，还得应对沉重的强劳动，天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冬天早晨6时起床，7时吃饭，一日两餐，早饭5两菜粥，晚饭3两，社员每日3两，领导就拿菠萝叶粉来补饮食不足。菠萝叶就是柞树叶。农场组织右派上山采收。采叶队伍的住地在秋皮沟，离采收地点有十多里路程，当时天寒地冻，大雪封山，环境极其恶劣。因为是吃的东西，质量要求很严，只准在树上摘，不准在地下拣，日定额30斤，完不成定额，就得不到晚饭的饭票，对我们老右的要求更苛刻，缺半斤四两都不行。早饭过后8时上班，每人背一个大花篓，踏着半尺深的积雪，向着十里之外的山区走去，到了采收的地点各自找地盘开始作业，天寒地冻，手脚冻得麻木不听使唤，到了下午2点半就得下山，到集中地点验收交货，足30斤者发给晚餐票，不合格者，得不到饭票，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处分。难友李玉泉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忍饥挨冻往回走的时候，就想，这真不如进监狱，我宁愿坐牢也不愿‘劳动锻炼’，坐牢每顿还有一个窝窝头，现在我比坐牢还苦。”

　　比肉体上的劳累、腹中的饥饿两者更加残酷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我们走到哪里，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把我们视作魔鬼。在人前只有低头认罪、老实干活。而这仍不罢休，还玩出折磨我们的新花招。

　　还有从亲情上的折磨。

　　反右之初就有多位军官的未婚对象突然告吹，就是已经成家的，也要施加各种压力伤害其感情。“文化大革命”中，对右派除揪斗陪斗外，又强迫家属一律回原籍，汪业祥是1965年在林场时找到一个对象结婚，妻子被遣返还乡，丈母娘家不能住，只能租一间小房，丢人丢到丈母娘家门口去了。妻子受的委屈和世俗的压力无比沉重。许为南1962年已摘帽，被安置到绥中县电影院当放映员。1970年夏天某日，雨后天晴，他正带领着一群所谓有问题的人，在电影院清扫，搞卫生，一位领导把他找去教训说：“……要有主人姿态，积极主动地去找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拨一拨动一动。”因回答的话不顺这位领导心，就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一连斗几个晚上，说他没有改造好，说这是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不久又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遣送到绥中农村继续改造。因他妻子是临时工身份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售货员，可随时辞退。他为了妻子的工作，更为了孩子的前途，便和妻子商定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离婚，回原籍当了农民。

　　农场还利用一些人的人性弱点，以“靠近政府就是积极”为钓饵，唆使右派打右派。

　　王玉林1960年得了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证明建议到北京治疗。场部书记佟庆学已批准，可是五队书记就是顶着不准。王玉林无奈，为了活命，他还是回了北京，治疗一个月又返回五队，书记一伙愤恨他不驯服，就以“私自离队”为借口开会整他。当夜，组织16名右派斗他，有两名右派打他。

　　右派沦落为社会贱民，阶级斗争的反面教员、活靶子。

　　每来运动就把右派揪出来斗。1968年8月“文革”高潮中，王玉林在黑山林场挨斗时，众专政队轮番用皮鞭木棍猛打，从下午2点多开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鞭梢抽到他太阳穴，登时昏死过去，又被弃置无人管，直到夜里10点钟才缓醒过来。有的右派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下，难舍地离队而去。如向同衡，原空军第五速中教员，到二队后很快适应劳动，但受不了饥饿，不久身体垮了，到1960年身患多种疾病，日渐消瘦，一日他说要外出看病，把行李捆好放在炕上，还把公家一把铁锹置于行李之上，匆匆去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从农场逃走的还有梁启俭、王兆彦、王锡山、季振均、姜鸿儒、傅喜堂、李森等一些人。

　　燕山脚下的冤魂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改正时，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拼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斗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党罪行，就集体轮换用皮鞭木棍乱打，打得他皮开肉裂，全身鲜血，死去活来，满地乱滚，号啕大哭。深夜12点还逼他跪在屋外毛主席像前“请罪”2小时。回到冰冷的囚室后，他因流血过多，要求喝水。专政队不给，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裤中。

　　灭绝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里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实在没有罪……救救我吧！……”惨叫声惊醒了附近的职工，都说：“太残酷了。”第二天还强迫他下地劳动。他爬到门外，就倒地死了，时年43岁。肖方死后，专政队用一张破苇席把他尸身捆上，抛到海滩，让海潮冲走。

　　汪庆凯之死

　　汪庆凯，湖北人，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送来果树农场第一天，就被农工队长厉声喝骂一顿：“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着新军装），臭美什么？你们都是有罪的人，不是来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从山下河沟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愤难抑，下午仅仅挑了2担水，就躲到静僻处，在一棵树上吊死。时年31岁。他死后，农场领导还组织大批判，说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死了也好！……”

　　刘庚尧、夏存国、于学航之死

　　他们都是先在陆军受过战火考验，1950年从陆军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修理飞机技术、分配到基层一线的青年骨干力量。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送到农场来劳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泽东思想专政队”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复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干活，夜晚开会反复毒打。在绝望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绝路。

　　刘庚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干部。他被毒打多日后，一天又逼他给果树打农药。他料到夜晚必定还要受毒打，就躲进一个废弃的矿洞喝农药自杀。尸体被发现时，已高度腐烂。因为给他准备的土坑挖小了，专政队就用铁锹砍断他的腿，才埋入坑里。

　　夏存国则是遭反复毒打后，深夜躲进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杀的。于学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见刘、夏二位难友已死，料定下一个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埋在一处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烂躯体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头骨，专政队们叫喊：“把阶级敌人的脑袋挂到树上！”并在骷髅头上写上“于学航”三个字挂到一棵槐树上。

　　黎明峰、孙昶、陈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单薄。1960年5月，粮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仅八两毛粮，加之食堂盘剥，吃到嘴里的更少，并且还要应付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人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黎尤甚。1960年12月全体劳力上北山采柞树叶，黎因身体实在太虚弱，留在队里干些零活。这时他生命已呈现危殆的征象，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天吃完晚饭，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饭盒煮一个萝卜根儿和虫蛹。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时26岁。孙昶则身高体壮，曾作为空军代表参加过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有一天晚上，领导发现他两天没上山劳动，让难友们批判他，大家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了进来，原本高大体壮的他，当时瘦得像一个只会出气的木乃伊。他站在那里，两眼望着房箔说：“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这是他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沉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他什么也没说离开了会场，领头人有气无力地宣布散会。第二天后半夜他就和我们永别了。当时我们都不在家，他的一块贵重手表被人掠去。听说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小板柜里埋了。死时26岁。不久，27岁的陈清萼也饿死了。


　　杨静波之死

　　杨静波，原是空军第五速成中学政治教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在前所农场二队劳动。1958年年底，农场集中右派修建三队水库，任务是取土运土。劳动时，一大块冻土塌了下来，杨静波被砸倒压在下面。死时年仅27岁。

　　李德本之死

　　李德本系第八航校雷达教员，来农场不久即发现视力下降且日趋严重，请假求医，队领导认为他是借病逃避劳动，不批准外出。后来严重到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才获准外出诊治，结果查出脑部有瘤压迫视神经，随即赴京就医。在协和医院检查后认为治疗太迟，手术会有危险。结果1959年初死在了手术台上。时年27岁。

　　摘帽之痛

　　在22年苦难过程中，曾在1959年至1963年先后摘去约110名部队右派的帽子。所谓的“摘帽”，对右派们是一场新的折磨。

　　当年摘帽标准是认罪态度好，劳动成果突出。认罪好的具体表现是要经常递交书面检查材料，对自己过去的右派言行有深刻批判，对其他右派的改造要有帮助行为。事实上当年谁也没有反党动机，想不通、感觉冤屈是普遍现象，要认罪只有昧着良心，编造违心谎言上交。再就是在监督和批判其他右派时以激烈言行表现自己的认罪态度，是右派互斗的根源。劳动成果不仅与劳动态度有关，也与个人的身体素质和劳动技巧有关，以劳动成果衡量态度是不全面的。定出这样的标准，实质是逼迫人们养成说昧心假话、喝他人血活自己命的兽性。

　　即便摘了帽，绝大部分人仍在基层劳动，工资、党团籍和人的尊严都未恢复，所以基层领导又叫他们为摘帽右派；1963年在右派学习班结束时，有两人平时说了两句真话，如说了“我们摘帽，除非等毛主席死了”即被拘捕加罪判刑，另一人重新戴帽被送去劳动教养，有12人仍戴帽送黑山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在未摘帽右派中，张景岩是条值得一提的硬汉。他1949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被划为右派后，偕60多岁的老母同来农场，但他不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从不交检查材料，一直戴着右派帽子在前所和黑山农场劳动了22年，1979年获改正，1980年才回北京。

　　作者杨崇诚，为离休干部，曾任空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干事
　　《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