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最寒冷最漫長的一夜

李世華：我的一九六〇年（上）


大饑荒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它像一張巨大的陰影，我永遠無法走出。這種揮之不去、斬之不斷的刻骨銘心的黑色記憶被定格在我的腦海里，我獨自一個人在心里默默地承受著這人生最大的悲痛。它融入我的血液，鑄進我的骨髓，滲透我的靈魂。

過年

1960年春我在安徽省碭山中學讀初三。當時饑荒已經像瘟疫一樣蔓延，餓死人的消息不脛而走。為了減少我們思想上“受到不良政治影響”的機會，只給我們三天寒假。放假的時候，已到了年三十。吃過早飯，我們一群十幾歲的學生高高興興地踏上回家的路。對我們來說，能回家見到父母，能和家人一起過年總是令人興奮的。
到家門口的時候，聽見刀剁在案板上發出的“啪啪”的聲音，我心里一陣驚喜：這不是我所熟悉的剁餃子餡的聲音嗎？今年還照樣能吃上餃子！

進到門里我一眼看見滿案板的紅芋葉子。父親、母親看見了我，說了聲：“三兒回來了。”全然沒有以往見到兒子從外地回家過年的高興，家里的其它人見到我也是一種木然的表情。
中飯——大年三十的午飯——是一大鍋紅芋葉子，夾雜著星星點點的幾個黃豆粒。母親給我盛“飯”時用筷子一粒一粒地檢，想給我的碗里多盛幾粒黃豆。全家每人一大碗，個個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吃著，偶爾碰到一顆黃豆粒，像是吃到一塊肥肉，在嘴里貪戀地反覆地咀嚼，久久不捨得下嚥。

後來母親告訴我，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光了，鍋也早在大煉鋼鐵時給收走了，村幹部只要看到誰家冒煙，就跑到你家里來搜糧食，家家戶戶只有偷偷地煮紅芋葉子和野菜。中午吃的紅芋葉子里的黃豆粒是從豆秸里抖出來的。
下午是在飢餓、寒冷和沉默中度過的。整個村子籠罩在令人壓抑的死寂里，完全沒有任何節日的氣氛，有的只是清冷、淒涼和寂靜，好像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著一場大災難的降臨，在飢餓與惶惶不安中聽天由命坐以待斃。

晚上——大年除夕——沒有飯。這些年來人們早已習慣了一天兩頓飯。我們這里流行著一句話：人是一盤磨，睡倒就不餓。所以，天還沒黒，為了減少能量的消耗，人們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飢腸轆轆地熬過漫長的寒夜，心里盤算著明天哪里能夠弄到點什麼吃的。人們便這樣一天天地熬著，挨著，無助地等待著。幾千萬人便是在這樣的等待中死去的，他們始終沒有等到進入共產主義的天堂，反而先作了餓死鬼，下了地獄。
外面，沒有星光，沒有燈火，只有如磐的黑夜裹著的死一般的寂靜。
“開會了！”突然暗夜里傳來一聲厲叫。因為靜，這聲音顯得格外刺耳，乃至令人為之震顫。“開會了！開會了！”又是接連兩聲劃破夜空的厲叫。
父親即刻起身下床，說聲：“我去。”

嫂子央求地說：“我去吧？”
“不，我去。”父親堅決地說，一邊起身用布帶子紮緊舊長袍，一邊一瘸一拐地踏出了屋門。父親有裂腳的毛病，一到冷天，雙腳的後跟便縱橫開裂出條條口子，鮮血從裂口里流出，粘住家織布縫製的襪子，常痛得他不能走路。
“您大大（父親）的腳後跟裂的口子像孩子嘴樣，唉……”看到父親出門，母親心疼得說了一句。

母親告訴我，村幹部帶著幾個積極分子天天晚上開會斗人要糧食。這幾天正斗前院的歐四奶奶，七十多歲的小腳老媽媽，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隻手托著一塊磚頭，還要雙胳膊架平，叫“架飛機”。老人家哪能撐得住？“撲騰”一聲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些村幹部和積極分子不但不拉，還用腳踢她，說她是裝的。
幹部們和積極分子先排好鬥爭的對像，開會的時候，幹部把事先安排好的對像喊出來，叫他（她）站在兩排人中間，讓兩排人互相推來搡去，擠壓被斗者。當被斗者不堪忍受時，便胡亂供出一個所謂藏糧的地方。村幹部於是帶人到那里去搜，當他們無功而返時，被斗者又會因為“撒謊、不老實”再遭受一場鬥爭。至於結果，除了更多的人死於非命之外，是弄不到一粒糧食的——那時，地皮已早被刮了三尺了。
參加這樣的會議，無異於接受一次酷刑，此舉也是幹部“殺雞給猴看”，讓其餘的與會者看一看，想一想，趕緊“供出”“藏糧地點”，否則，不知道哪一天你也會成為被斗者。所以一聽見喊開會，社員們就嚇得發抖。父親怕嚇著嫂子和家里其它人，逢有人喊開會，誰也不讓去，都是拖著佈滿流血裂口的雙腳自己去。每天會上斗了誰，怎麼斗的，父親對家里人也絕口不談。
我的叔叔就是這類鬧劇的犧牲者。

大年初一的早晨我早早地醒了，肚子在嘰里咕嚕地叫。東屋里傳來嬰兒無力的哭聲。母親便嘆氣說：“唉，這小閨女是活不成了，餓得從早哭到晚。”我感覺到父親早醒了，只是躺著不動而已，默默地忍受著內心痛苦的煎熬。這嬰兒便是我的小侄女。她出生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直到她一年後夭亡我也不曾見過她一面，家里也沒有人給她起名字，只聽母親喊她“小閨女”。
我們都起得很晚，完全沒有過年的心境，我沒有像往年一樣給爹娘磕頭，當小學校長的大哥也沒有回家。聽到食堂喊“開飯了”，二哥便拎著個罐子端著個小饃筐去領飯。
這是大饑荒的第二年，食堂里早已斷了糧，上面提出的口號是“低標準，瓜菜代”，食堂的供應定量是每人每天一兩八錢。社員編的的順口溜說：一兩八錢，餓不死炊事員。除掉村幹部、積極分子和炊事員多吃多佔的外，社員吃到嘴里的恐怕不足五錢。但這個一兩八錢的定量決不是我們想像的一兩八錢的米和面，而是芋頭幹子面或是用芋頭秧梗子、幹茅草根、幹樹葉磨成的粉。炊事員用這些東西摻和上野菜做成窩窩頭，再用白水煮點野菜，撒上些鹽，算是湯。每天兩頓飯，一人一個小窩窩頭，另加一家一舀子湯。社員說食堂的窩窩頭“像牛眼一樣大”，把菜湯叫做“四個眼的湯”（稀的可以照見人影）。

母親嘆口氣告訴我說：“您二哥叫人傷心，每次領飯回來的路上，他都在每一個饃上咬一口，罐子里的菜湯也被他喝掉半碗。”
二哥當年二十四歲，正是最需要熱量的年齡。
母親又用紅芋葉子拌著一點什麼面做了一鍋丸子，總算是全家過了一個年。
爺爺是村里年齡最大的長輩，往年逢到過年，爺爺早早起來，洗漱乾淨，穿戴整齊，迎接成群結隊地來給他磕頭的年輕人。今年是不會有人來給他拜年了。早飯後，我去看爺爺。爺爺已經起來了，拄著根棍子骨立在他的小屋里，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我到他面前，說了聲：“爺爺，我給您拜年了。”然後恭恭敬敬地給他磕了個頭——這是我給他磕的最後一個頭。
爺爺說：“起來吧，三兒。吃過飯了？”
我說：“吃過了。”
“吃的什麼？” 爺爺又問。
“丸子，”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丸子？什麼丸子？”爺爺對在這個年頭還有丸子吃感到不解。
“紅芋葉子丸子，”我補充說。
我抬起頭來看爺爺。爺爺的臉已變得乾瘦，兩個眼角里窩著眼屎，表明早晨起來還沒洗過臉。
“放幾天假？”爺爺問。
“三天，”我說。
然後我們好像就沒有什麼可說的的了，我便回家來了，並沒有就勢看望看望叔叔和嬸子。
初一的晚上，一家人在暗夜裏默默地圍坐著，沒有人說話。我總歸是個孩子，對未來充滿著希望，相信英國詩人雪萊的名言：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我在內心里默默地企盼著春天的到來，然而春天給我們家帶來的卻是天塌地陷的災難。


天塌地陷

年初三吃過早飯，我便要啟程返校。父親出去給我借學費，我跟父親出門，母親也隨著送我到了村子中間。父親不知從誰家借來了錢，交給我，我正要動身，母親卻突然放聲哭了起來：“乖兒來，你下次回來不知還能見到你大大你娘不……”
幾天來我積壓在心里的痛苦一下子迸發了出來，我“哇”的一聲大哭了起來。
父親一邊催我走，一邊責怪母親說：“孩子該走了，你又說這些，叫孩子難過……”
我邊哭邊用袖子擦著眼淚，一步一回頭看著爹娘，父親母親也站在村口望著我，直到我再也看不到他們、他們也不再能看見我。
然而母親的話一語成讖，一切竟不幸被母親言中：這一別正是我與父親的訣別。

回到學校我們便投入了緊張的初三總複習。我們餓著肚子背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政治教義，背人民公社的十大優越性……我們的早餐是用籠蒸熟的紅芋片外加一碗紅芋片麵糊，中午和晚上是一個紅芋粉面做的窩窩頭和煮的爛白菜之類。每到吃飯的時候，我便想起父母親和爺爺刀削一般的面孔，耳邊響起小侄女的哭聲，我就無法下嚥我的那一份窩窩頭，便悄悄地掰下一塊放在我的書桌里。三兩天後，我便自己吃每頓掰下來的有點發霉變質的窩窩頭塊塊而省下一個整窩窩頭。吃飯時，我都是把窩窩頭捧在手心里吃——可能掉下來的每一小塊饃渣對我都是十分重要的。這樣，一個星期下來我就能省出三個窩窩頭來，於是兩個星期回家的時候我就可以帶六個窩窩頭回去。
那年的春天特別寒冷而漫長。數以千萬計的人沒有等到夏天，沒有等到麥子成熟，便在飢餓的煎熬中倒下去了。我們的教室在校門里邊第一排教室的最西面的一口，緊挨著校門和傳達室。同學中不斷家里有凶信傳來，時常聽見傳達室的王煥章喊同學接電話，不時看到哭著回家奔喪的同學從我們教室門口經過。我們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生怕家里來人送信或傳達室里叫接電話。在那個時候，真的如一句英語諺語所說：No news is good news（沒有消息便是好消息）。

然而消息還是來了。1960年3月7日晚飯後，我正蹲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刷牙，聽見王煥章的聲音：“李世華，電話……”一種不祥的預兆像過電一樣傳遍全身，我的全身發顫，頭髮梢好像都豎了起來。我三步併作兩步跑進傳達室，用哆嗦的手拿起話筒，電話里傳來大哥低沉而緩慢的聲音：“咱大大沒有了，你回來一趟吧。夜里十點鐘有一班車，我叫岳習武去李莊車站接你。”像是早有了思想準備，我沒有多問，只是邊哽咽邊“嗯、嗯”地答應著。
接完電話我已是一個淚人。我趕緊找班主任趙耀久老師請了假，背上盛著我省下來的窩窩頭的小書包，借了一把油布雨傘，準備啟程回家奔喪。李樂銀、唐恩成、王明義、李恥門等幾個好友一起陪護我上了路。我邊走邊哭，他們便一路勸慰著我。走到縣城東關一家飯店門口時，他們擔心我耐不住一路的飢寒，請我吃了一頓飯——兩個紅芋面窩窩頭和一碗紅芋片麵糊糊。我至今不知他們中的那一位掏的錢、出的糧票。他們看著我狼吞虎嚥吃了下去，說了一串寬心的話，便與我告辭了。

到李莊車站下車的時候，已近夜里十一點鐘，天正刮著風下著雨，雨點在站台上的燈光中飛速地劃出一條條寒光。我一下車就四處尋找來接我的岳習武，可是這冷清清的月台上哪里有人影？我頂風冒雨沿著月台邊走邊喊“岳習武”的名字，可是來來迴迴跑了四五趟，直到火車消失在夜空里、提著信號燈的工人也進了屋，月台上只剩下我一個孤零零的孩子，我才失望地出了站。
從候車室望出去，但見無邊的黑暗，沒有一絲亮光，雨打在地上發出“嘩嘩”的聲音。李莊車站離家還有十八里路，在這漆黑的雨夜里我一個人是絕對找不到回家的路的，猶豫了片刻，只好決定躲進候車室暫過一夜。候車室的屋頂上吊著一個電燈泡，在昏黃的燈光照耀下可以看見這個空蕩蕩的大屋子里擺著七八條長座椅，牆角里蜷縮著幾個外出逃命卻又買不到車票的農民（那時候，為了防止“流竄”，買火車票一律憑證明），兩扇門被寒風刮得來回擺動，咣噹咣噹作響。

我在一條長座椅頭上坐了下來，懷里抱著我那盛著窩窩頭的小書包，把雨傘放在一邊，開始了我一生最寒冷最漫長的一夜。我上身穿著一件裌衣，下身穿著一條單褲，光腳著一雙舊布鞋。按節氣當時剛剛過驚蟄，正是春寒濃重的時候，又遇上這個雨天，我那麼一身穿著怎麼能抵禦住寒冷？從門縫里吹過來的冷風裹挾著刺骨的寒氣直往我褲腳里鑽，然後順著褲筒涼徹全身，使我渾身打哆嗦。我站起來走到門跟前想去把門關住，可是那是多年失修的破舊的門，門縫有三四指寬，怎麼也關不嚴。我轉了一圈，想找件什麼東西抵住門，但是我找遍了整個房子，也沒有找到一塊磚頭或一根棍子。我換一個遠離屋門的地方。但冷風已經把寒氣灌滿全屋，整個候車室變成了一座冰窖，躲在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避開寒冷。無奈，我隨便揀了個座位坐下，把雙膝緊緊地摟在懷里，後背緊貼在長椅的靠背上，全身在瑟瑟發抖。

我無法睡著，內心的痛苦已經被寒冷掩蓋，腦子里空空的，只想找一塊相對暖和的地方。牆角應該好一些，但四個牆角已全部被人佔滿了。如果我吃點包里的窩窩頭肯定會給我點熱量，但我不捨得——那是我帶給母親的救命糧。我已經失去了父親，我不能再失去母親。我就那樣雙手摟住雙膝一秒鍾一秒鍾、一分鐘一分鐘地挨，可是那一夜竟是那樣的漫長，那樣的寒冷，似乎黑暗要永遠統治這個世界，黎明永遠不會來到，太陽永遠不會出現……

窗玻璃上終於露出一點亮色。我走到門邊往外看，在暗夜里已經可以依稀辨認出一條發白的線。我不能再在這里等了，我要趕緊上路。我挎起書包，撐開布傘，迎著風頂著雨上了路。
自我考上中學，三年來我從這條路走過許多次，然而不知是因為天黑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出了火車站我竟找不到回家的路。眼前是一條未挖好的河，橫在我面前的都是挖出來一灘灘的爛泥，這顯然是去年冬天興修農田水利留下來的。眼前哪里有路？只有深深淺淺的腳印若隱若現，我只有循著腳坑深一腳淺一腳地掙扎著往家的方向走，每一腳踩下去都濺起一股泥水。褲子早被泥水打濕，腳在灌滿了泥和水的鞋里打滑，手里的雨傘也隨著我身子的搖擺東倒西歪。這時我已不覺得冷，背上反被扭出些汗來。
剛到村口，我的眼淚就刷刷地往下淌——這是我的父親勞作了一輩子的地方，這里的每一塊地方都留著父親的足跡，都浸著父親的汗水。
一進家門，我便放聲哭了起來：“大大，娘……”

母親從屋里迎出來，一把鼻子一把淚地說：“我的兒啊，天塌了啊地陷了……你再也不能看見你大大了……”哥哥嫂子聞聲帶著侄兒侄女從東廂房里哭著出來，他們都穿著孝服。全家人都在等我了。這時我看見滿屋子地上鋪滿了麥草，沖著房門放著一口“棺材”。我認出那是母親陪嫁的嫁妝，由於歲月的剝蝕已變得油漆斑駁的櫃櫥。父親的臉上蓋著黃表紙，身上仍然穿著那件破舊的棉長袍，因為櫃櫥太短，父親的兩隻枯柴般的腳露在外邊。
母親拿出早已準備好的一雙用大針腳縫了白布的孝鞋讓我穿上，又給我披上一件白孝袍，我跪倒在父親的“棺材”前的麥草地上，以頭撞地大放悲聲。全家人也隨我齊聲哭了起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場面，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悲哀。但此時我只是感到失去親人的悲哀和痛苦，真正理解母親說的“天塌了”的意思還是以後的事情。

不大會兒，連長歐儒存來了。父親生前與他都是村里的幹部，因為父親年齡比他大，凡村里的事他都來我家與父親商量，每次進門便喊“傳先哥”，因此我們都叫他“儒存叔”。今天顯然他是來幫助辦喪事的。我趕緊跪地給他磕了個頭。
儒存叔說：“三兒回來了，就等你了，過來再見你大大一面吧，”說著，他一手拉著我從地上站起來，另一隻手掀開父親臉上的黃表紙。
我向前靠了靠，弓下身子，伸頭往“棺材”里看。父親的臉比我一個月前上次分手的時候又瘦了很多，凸現出顴骨，嘴微微張開，兩隻眼睛緊閉著。
我知道這是我與父親的最後一面，從此以後我再也見不著我的大大了，他沒給我留下一句話，甚至連能給我們以回憶的一張照片也沒留下。我“嗚嗚”地哭著，大聲地喊著：“大大，我是三兒，您睜開眼看看我呀……”父親靜靜地躺著，一動也不動，一任我哭天喊地。我的眼淚刷刷地往下掉，白色的孝袍上濕了一大片。
母親用手撫摸著父親的臉，對著父親問：“我的爹啊我的娘，你睜開眼看看，看看你的兒，看看你的孫，這麼一大家子人，你就忍心這麼走了？你怎麼能合眼的？……”

親戚鄰居中沒有來向父親告別的，我的爺爺和叔叔、嬸嬸也都沒有來。
當時村里已沒有年輕人，多數“流竄”到外地逃命去了，下剩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都被編進了“稻改隊”、“拖拉機隊”等軍事化組織而集體住在外村。也就是說，村里連能幫助安葬父親的人都找不到了。在我們跪在麥草地上哭天喊地的時候，儒存叔就近從油坊找來了幾個年輕人，我們便頻頻地給來幫忙的人一一磕頭。
等我們都與父親告了別，儒存叔招呼我們後退——他們要封“棺”了。
此時是真正與父親永別的時刻，從今以後連面也見不著了，我們又爆發出一陣捶胸頓足的哭聲。
年輕人乒乒乓乓把承載著父親屍體的櫃櫥的門釘上，用繩子把“棺材”兩頭栓起來，再在繩子中間穿上杠子。
儒存叔說了一聲：“發喪吧。”四個年輕人便架起“棺材”兩頭的杠子，抬了起來。一個櫥櫃加上父親幾十斤乾瘦的身軀不會很重的，四個年輕人雖然已飽受飢寒、當時可能還空著肚子也並不顯得太吃力。儒存叔招呼我們弟兄幾個和我的侄兒侄女依次排好。他走在最前面，四個年輕人抬著父親的“棺木”跟在後面，我們一行披麻戴孝、手拄裹了白紙條的柳樹棍子哭著隨在棺材後面，一邊走一邊不時地跪地磕頭。這是一隻孤立的送葬隊伍，沒有任何儀式，沒有親戚，沒有人圍觀，只有我們的哭聲和幾個年輕人踩在泥濘的路上發出的“啪噠啪噠”的腳步聲。我隨送葬的隊伍走著，心里感到從未有過的悲哀。當我偶爾抬起頭的時候，還看見父親露在外面的兩隻腳在“棺材”的後頭擺動。我知道，我們正在把父親送到墓穴里去，他將永遠離我們而去，離開他終生勞作、流遍了他的汗水、佈滿了他的腳印的這片土地，離開他苦心營造的家，離開他的父親、他的兄弟，離開與他相伴了一輩子的老伴和他心疼的兒孫，他再不能在這片土地上勞作，再不能為全家操心……

母親沒有隨我們一起給父親送葬。我們出門的時候，她獨自一個人坐在大門外臥在地上的一顆樹幹上，雙手捋著雙腿放著長聲哭：“我的爹啊……我的娘，你怎麼捨得我們的……我的爹啊，我的娘啊，你要是生一天的病，我們也不挖屈（感到遺憾）啊……真是天塌了，我的爹啊……我的娘……”
古人說，人生有三大痛：少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是年，我十七週歲，正讀著初中，正需要父親的關愛，父親離我們而去，我感到痛徹心脾，而且經年曆月，這種痛苦與日俱增。但是，當時最感到傷心痛苦的應是母親。因為母親一輩子靠父親支撐著這個家，父親是全家的棟樑，她知道，沒有了父親，她無力帶領全家度過那個凶年，她已經先我們意識到父親的死會帶來更大的災難，父親的死意味著天塌地陷，所以她反覆地說“天塌了”；再者，父親在正領家過日子的年齡，沒有生一天的病而自己投繯自殺對她來說是最使她遺憾的事，一輩子令她虧心的事。

入了人民公社之後，我們再沒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抬“棺材”的年輕人也沒有力氣把父親送到更遠的地方，所以事先他們已決定了墳地的位置：村口的高頭，昔日的防洪壩、今日的荒灘高坡上。我們一行隨著“棺材”來到這里的時候，已有人挖好了墓穴。我們依次在墓穴前跪下後，儒存叔就吩咐下葬。我們全家一起跪在地上，拄著柳棍頭貼在地上哀哭，他們把一鍬一鍬的泥土砸在父親的“棺木”上，發出“啪嗒啪嗒”的聲音。他們是在把父親埋入地下、送到另一個世界里去，與我們陰陽兩隔的世界。今後，我們連不能說話、閉著雙眼的父親也見不到了。
不大會兒，他們就把“棺材”埋上了。我們把柳棍插在父親墳前，一行人低著頭躬著腰緩緩地往回走，把父親一個人孤零零地留在那荒灘上……

我們回到家門口的時候，母親仍孤零零地一個人坐在門口的那根樹幹上一把鼻子一把淚地哭：“我的爹啊……我的娘，俺們以後到……到哪里找你去？……我的爹啊，我的娘啊，你怎麼能……能捨得這麼一大家子人的？……我的爹啊，我的娘……”村里連個來勸慰的人也沒有。我走到母親跟前，坐在她旁邊，用兩隻手抱住她的胳膊，好像怕再失去母親似的，哭著喊道：“娘，娘啊……”
母親許是哭累了，也許是心疼我，收起哭聲止住了眼淚。她拉著我回到空蕩蕩的家，張羅著做點吃的。這時我才意識到，從昨晚七點鐘左右在縣城東關飯店那幾位同學請我吃的那頓飯後，一個漫長的寒夜加上一個上午，我已有十七、八個小時沒吃過任何東西了，其間我還走了二十里的泥路。後來想起來我真感到奇怪：我那時對飢餓的耐受力怎麼會那麼強？
生命力有時表現得那樣頑強，有時又是那樣脆弱。
午飯仍然是一大鍋紅芋葉子，里邊已經沒有了過年時夾雜的黃豆粒。這是沒有父親的全家人吃的第一頓飯。大家都在大口地默默往嘴里扒著碗里的紅芋葉子，沒有人說話。沒有父親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避開家里其它人，我把從學校帶回的省下來的紅芋面窩窩頭偷偷交給母親。家里還有弱小的侄兒、侄女，他們都是我不願意失去的；但是在這時候，我必須盡全力保住母親——我不能再失去母親，她是我生命的依靠和支柱。（未完待續）

李世華，《明鏡月刊》



李世華《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紀事》（明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