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枪杀的山东大学右派学生郑介农

大学生中的右派，有极为少数的几个被罗织罪名枪决，而这几个被枪决的右派大学生却多是极为优秀的俊逸之才。例如北京大学的沈元、林昭，四川大学的冯春元，山东大学的郑介农等。

（一）    一篇两千字的文章使一个优秀大学生丧命黄泉

山东大学的右派学生中，郑介农（1935——1969）写的《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当时学生右派写的影响最大、最惊世骇俗的文章之一。他因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定为极右分子，随后，1969年12月4日在广饶县监狱被枪决，时年34岁。

郑介农是1957年毕业的中文系学生。正当他们准备毕业，而他已经被导师相中准备留校做助教的时刻，毛泽东发动的大鸣大放开始了。郑介农因为他在校报《新山大》上发表了杂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957年6月5日）打成极右分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中国先哲传递的教诲。郑介农是一位聪颖过人的学生，受到教授们的青睐。这样一来，我记得有位特别钟爱他的教授因为过于偏爱他、袒护他而在斗右大会上受到频频批评与指责。一个教师培养的学生走上“白专道路”，堕落成右派分子，那是最大的错误。
这些陈年老酒早已被流水一般的五十年历史冲刷得无影无踪了无滋无味了。
其时我在一年级，虽然也打了右派，应当和郑介农在一起劳动过，但是“破帽遮颜过闹市”，我的印象和记忆中，并不认识郑介农。除了我们经历过并且也打过右派的人，或者他的同班同学，屈指算算当时的右派“名角”，因为留下一篇名文《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所以我还记得郑介农。

大约在将近两年前的某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陌生口音的电话，翻来覆去地听了几遍，我终于听懂了对方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他叫张士雄，在浙江台州，想要寻找他的一位同乡同学郑介农在“大鸣大放”时写的一篇文章《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问我可否找到。巧的是该文我有。他告诉我，郑介农后来在在监狱中，被罗织罪名处以死刑，被枪决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

郑介农是一位出类拔萃、才华横溢的俊杰之才。那时，报纸刊物奇少，1956年他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了《也谈李后主词》，令老师青睐，令同学艳羡，何况他还只是一个大三的学生啊！郭沫若是中科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天字第一号的文坛霸主，是谁也不敢和他轻易“商榷”的权威，可是郑介农写了《与郭沫若先生论曹植》，收到该文的《光明日报》，由总编辑储安平出面转呈郭沫若。郭看了原稿后，复函表示“同意该文某些观点”，但是《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没有敢发表该文，而是将该文和郭沫若的复函一并退给了郑介农。1957年，郑介农为参加文化部、作家协会、电影事业管理局、团中央等4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电影文学剧本评奖，他创作了电影剧本《红楼梦》（上、下集）。他还写了论文《论林黛玉及其典型意义》，山大校刊《文史哲》起先表示要发表，但因为涉及批评某些人的观点几经推脱推延而未发。但是随后他就陷身于政治灾难。

千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之语，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商君列传》。按照司马迁的意思，对当权者千万人众口一词的唯唯诺诺、奉承恭维、顺从附和、随波逐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听话要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如一个人身怀浩然正气，敢于直言谏诤，说真话，说实话，于国于民有利。郑介农在该文中他揭露批评了生活中的许多不正常风气，极力张扬独立人格和宁折不弯的浩然之气。让我们再读读该文：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中文系学生 郑介农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知识界是“早春天气”、“乍暖乍寒，最难将息。”在我们系里，老实说，我却只担心着“怎敌他晚来风急”。某些“左”的可怕的面孔，据说已改变表情，物美多了，但仔细看去，依然是“旧时相识”。说话很难！“离骚”是不能读的，“露才扬己”，罪名着实不小。有职有权的人士只希望我们做点“汉赋”有时连“汉赋”都不准。汉朝的赋家司马相如、杨雄辈还不免“劝百讽一”，他们所要的却只是歌功颂德。“学校太平，师生相应不议。”我因为好提意见，就被认为是“调皮鬼”。去年高教部杨秀峰部长来校视察，系里邀各班的代表座谈，却偏不让我知道，我要求校长接见，谈中文系的教学问题，一年多了，还没有见到。大概是怕我“调皮”吧。“侯门深似海”！可我却得做官僚主义的“调皮鬼”倒也是不坏的。今儿又不免“调皮”一番。“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担待则个！
肃反有副作用是大家承认的，消除副作用的办法应该是“实事求是”，谁错谁负责，不要把一切都推给党委会。党委会也不必一股脑儿的包下来，像过去皇帝的下罪己诏，“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恕我比喻不伦！）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也未免有点儿委屈了我们的党委会。譬如，我们班上的肃反斗争，被斗的同学甚至小便的次数多了，都不许，这也由党委负责？党委下过这样的指示？干部负责。这些看上去是小事，但最足以损害被斗者的感情。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我们是学文学的为什么不能体谅别人的痛苦？谁损害了谁的感情，就该向谁道歉。这才是“朋友之道”、“同学之道”。否则，隔阂是免不了的。凡此种种是造成班里紧张的原因之一；但还不是全部原因，把什么都归结于肃反情绪，也是错误的。

班里有主要矛盾：大多数人，（包括干部、同学和团员）要求扩大民主，而少数人却要继续其“三害”俱全的作风。特别是宗派主义，甚为严重。同学和同学，团员和团员，吵的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有一位团员还大打出手呢！可同学和团员吵架那就是罪近“反动”。据云：是借批评团员发泄其对社会主义的仇恨。组织上只向干部了解同学的情况，但从不向同学了解干部的情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有些干部的汇报，却又是“浪漫主义”的，随便就记你一笔黑账。——在这里，我提倡“自然主义”，一丝不苟。再加上奇妙的特种逻辑，系分下列两种：一是归纳法，从个别到一般，针对同学，明明只是对个别团干部，某一位系领导，或者某一事情的不满，却立刻归纳到一般，团干部是代表团的，团是党的助手，你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新社会猖狂进攻”。有点秦始皇，路易十三、十六的味道，“朕即国家”。另一是演绎法，适用于干部。随便诬人是“反革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也只是偶尔说错，动机还是好的，是为了“帮助”你，无关大体，绝不从思想上检查。
这能服人吗？

宗派主义在山大到处都是，说的夸大点“罄竹难书，更仆难数”。《文史哲》有，这儿也不妨提这么一点半点。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一次《红楼梦》讨论会上发言，发言稿是《谈林黛玉及其典型意义》，本来是预备给其他刊物的，系里的一位教师却一定要我给《文史哲》拿去了。过了不到五天，就代表《文史哲》向我保证，三月份绝对发表。到了三月份，却说稿子要修改一下，最好把对于李希凡和一位编委的批评删去，四月份发表。我修改了，可不是删去批评，而是加重批评。大概这么一来就罪名大了，四月份推五月份，五月份推六月份，一直就推倒十月，那时文章早失去时间性了，只有拿回。据说《文史哲》有一个“惯例”，某些人的文章，是不论好坏，概不登载的。只看名字，就可以放进抽屉。我不敢说我后来也“辱没青睐”，列入“某些人”之内，但想来是的：《文史哲》似乎也提倡争鸣、讨论的。——看该刊记者的公开态度。但如果允许我套用梁任公的笔法，所谓争鸣者，乃编委“自争自鸣”；所谓“讨论者”，乃编委“自批自评”。下边是关于分配工作的几点意见，希望党委会和学校行政有所答复。

（一）明白交代什么是政治标准。我看，热爱祖国，愿意贡献毕生精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就是。是否对领导唯唯诺诺，应不在标准之列。“奔走权门”，不屑！每一个团员都比群众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未必见得。
（二）鉴别业务水平，应充分依靠教授，依靠每一位任课教授，不能偏听。在中文系，考试的成绩“优良”，太容易了，记分册并不可靠。
（三）分配工作的过程，自始至终完全公开。不要像过去那样煞是神秘，大家都疑神疑鬼，而是少数的“特别人士”可以左右。分配哪一个人做哪样工作，应坦率地讲清理由，“以理服人”。不要心里是不信任，不让某人做某种工作，嘴上却说：“我们是信任你的，你的工作也是光荣的。”
陆放翁说：“近闻下诏通言路，已十余年见太平。”那指的还是封建朝廷。在我们学校里，若从今而后，真能够广开言路，发扬民主，那我想是会办得好一些的，至少也不会像现在“人心思去”！

有道是，五十几年之后，我重读这篇将近两千字的杂文，字里行间，显现出的是一个桀骜不驯正直端方的大四学生。杂文的中心是反对封建作风，专制作风，希望“广开言路，发扬民主”。他要“谈中文系的教学问题，”他要和高教部长对话，他要和校长对话。部长校长不接见，竟然耿耿于怀，如此狂妄，如此自大，打右派就成了他的宿命。五十几年后，假若有这样学生或教师，也会视为怪物、异类，叫你“被和谐”。今天大学校园的规矩就是官衙的规矩，校园里不但没有了这样狂悖的学生，也没有了这样出格的教师，太太平平，循规蹈矩，书声琅琅，和谐吉祥，在权力与金钱的祭坛前顶礼膜拜，三跪九叩。知识精英犬儒化。从此，中国的高校再也出不了奇才怪才英才，建国六十一年了，和诺奖无缘。追本溯源，反右运动，功莫大焉！

肃反运动的全名叫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发动时间在1955年。那一年郑介农20岁，退后到解放的1949年，则为14岁。但是，大学生也是肃反的对象，因为先认定其中也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肃反的方法是先点名、排队、隔离，即有罪推定，然后开会斗斗斗，逼你承认交代假设的问题。主持整肃者当然是同学中的党团员、班级干部。如同以前以后的政治运动，都是搞的有罪推定，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不知道郑介农是否“洗澡”过，但是对于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哪能承受这种屈辱羞辱侮辱？连看在眼里也不舒服。虽然运动过后领导者最后承认都搞错了，查清了，你没有问题了，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了，至于你受了一点小小的委屈，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你要永远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干革命必经的过程。那时，郑介农也只是希望或要求“谁损害了谁的感情，就该向谁道歉。这才是‘朋友之道’、‘同学之道’。”正像如今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右派们反复申诉的那样，要求党中央按照国际惯例和宪法的承诺赔偿道歉。那年头，毛泽东的办法最绝，以一顶右派帽子就把你的嘴巴堵死了，你再也不敢不能要求“道歉”了。现在毕竟进步了，共产党也与时俱进善良多了，仅仅只是禁绝我们开个小会，再加一点监控，抄家，收走你的护照，叫你不能出国，跑到海外去哇啦哇啦，不再拿帽子压头堵嘴了，更不抓起来，乌拉！我的有些老右朋友看不到共产党的这种划时代的伟大进步，感到堵气失望，我总是开导他们要看到好的方面进步方面。就这样小步前进下去，最多到我们的孙子辈就会好了。中国共产党不是勃兰特，不是普金，他们不知道怎么下跪。反正我们已经为历史付出了那么多，就继续当块铺路石吧！
高校学生大鸣大放中释放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党言论，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肃反运动的强烈不满。结果都被一顶右派帽子镇压下去了，但口是服了，心里不服啊！

郑介农为什么这样强烈地呼唤民主呢？就因为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学生，他太优秀了，聪敏而孤傲。大学生中特别是攻读文史的青年，有的是从西方接受了民主自由思想，有的则是从老祖宗那里接受了人格骨气浩然之气的熏陶，对于社会问题是十分敏感的。据说，中文系一位非常正直的殷孟伦教授曾殷切地开导过郑介农，说：“郑介农呀，凭了你的才华，你无论钻研哪一门学问，都会取得大成就的。政治这玩意儿太危险了，你不要卷进去了。”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没有听进老师的忠言，有点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不平则鸣，秉性难改了。据我的同班同学右派刘世谋所记，郑介农还对中文系系主任的易人写过大字报说三道四。一个学生，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对于系主任的人选评头论足，自然造成新上任的系主任怀怨。

放大了看，大鸣大放中大学生呼唤民主自由的声音最为强烈，直言无忌。为什么？火种其实是共产党自己播种的。我们那一批大学生，在少年时候，都直接感受过共产党发动的领导的国统区大学生的“争民主争自由”运动，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影响深远，辗转波及到中小学生，在他们少年幼年的心间，留下了不灭的火种。我们再看党内高干，那些坚持民主自由理念的老干部，大多是国统区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其中不少人在反右期间就栽倒了。解放后，中共通过报章书籍电影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把解放前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当做教材。比如 《团结就是力量》就是那一代大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必唱的歌曲，现在继续唱，唱来唱去对象却转移到共产党身上了。1950年拍过一个电影叫《团结起来到明天》，是1947年国统区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争民主”的故事，在上海外滩拍外景，我就去做过群众演员。情节是一队国民党的警察骑着大马，从外白渡桥上向南冲刺，挥舞警棍，驱散游行的学生。那时看，那些警察显得穷凶极恶，现在看却实在是太文明了。记得“六——四”之后，重放电影《青春之歌》的时候，出现了一二九运动游行的场面，观众报以一片哗哗的掌声，从此就再也不放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好像也从中学语文教材中撤出了。一个以民主自由许诺的政党，执政后当然应该实践诺言。再说知识分子的天性就是追求民主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但那时，1957年，我们误读了毛泽东，中了阳谋奸计，自投罗网。呜呼哀哉！自作自受。

郑介农虽然没有做成助教，但是留校安排在图书馆工作。大概是因为上头毕竟有惜才爱才的领导人，从中转圜，预留出路。那时，一般好心的领导也没有料到对右派的处理竟然那么严酷无情，一拖就是22年。他们有许多人想，运动过后也就了结了。哪里想到如果不是毛泽东呜呼哀哉，不是打倒了四人帮，不是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那就不知猴年马月我们才能从鬼变成人。

郑介农到了图书馆，当然还是右派，做一点体力劳动，打扫卫生，但是工作比较顺心，最主要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大量图书报刊。这对于郑介农来说，也算因祸得福了。既然当了右派，那年头学校里劳动也多，可以使用这些老老实实召之即来的免费劳动力，何乐而不为。所以经常是一声通知，就集合了几十上百个老老少少的右派，为首的往往是副校长陆侃如，还有例如死不认罪的束星北等等教授，反正是每个系每个年级都有右派分子，一人扛一把铁锨去干活。走在校园里，我们当然是比较扎眼的，所以自然有“破帽遮颜过闹市”的心态，免不了低头耷脑，但我们毕竟是有思想会说话的。既然右派扎了堆，一日生，二日熟，那就免不了说三道四。在这个群体里面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一群右派在一起，并非一个立场观点思想。于是又自然形成了“以郑介农为首”的几个人小群体。像郑介农这样思想敏锐的人，面对大跃进那样的倒行逆施胡闹胡来，哪能闭嘴。他又在图书馆工作，更是容易碰头的地方，对于郑介农这样的极右名角，自然会引起那些想要立功受奖的右派注意。于是有人睁着眯缝的眼睛观察郑介农和他的“一小撮”，竖着尖锐的耳朵记下黑账，察言观色，大胆推理，然后参了一本。这种事倒是右派群外的同学反而不注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都敬而远之了我们，只有咱们这些同类，处在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也不防范，结果失去了政治警惕性，被“义务线人”告发。一经告发，那你是百口莫辩。

不过，这些告密者，实际上也没有得到什么奖赏，因为那顶帽子不是你告密了就可以摘掉的，每次摘帽都是有比例的，而且到了摘帽指标下达的时候，你又不知道在哪座庙里了。
赫赫然的罪名加到了郑介农的身上，这就是以他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于1960年10月28日经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郑介农在广饶县的五一农场服刑10年将满的时候，又被人告密，又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于1969年12月4日执行枪决。11年以后，1981年1月22日，广饶县人民法院发布(81)广法刑再字第一号《刑事判决书》，内称“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人前科反革命罪。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已于1980年12月31日改判宣告无罪。其在五一农场服刑期间，曾策划建立反革命集团。被查处后再无活动。不应再予追究。原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广饶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69）广公管刑字第14号对郑介农之判决。二，宣告郑介农无罪。

谢天谢地！一个爱国有为、思想健全、人格高尚、才华卓异的大学生郑介农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4岁的时候，共产党把他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有一个歌唱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郑介农变来变去，人鬼之间，最后由一颗“革命的子弹”叫他真正地回到了鬼世界。

关于郑介农，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郑介农两次被告密，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头，可是最后在平反的时候真是“一风吹”了，吹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一尘不留，什么也不提了。那到底是根据什么罪状，即事实，认定的呢？一个人的生命，说枪毙就枪毙，总得有点罪状吧！由法院、公安、党委发布的这类文件多了，都是一个模子克隆出来的，最后制造冤案的法院、公安、党委反而成了赦你无罪的恩人，连一句自责或道歉的话都没有！昨天“枪毙”你是正确的，今天“宣告无罪”也是正确的。谁也没有责任和错误。党永远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毛泽东用枪杆子夺得政权之后，宣布“绝不实行仁政”，要以杀人立威。第一波就是在农村大杀地主，第二波就是在城市大杀反革命——当初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进军命令庄重承诺是不杀的，以上杀的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要按照下达的比例数枪杀，第三波主要是在文革当中大开杀戒杀“反革命”，如遇罗克，如林昭，如张志新，如郑介农，这些青年在中共建政的时候，还是十来岁的少年孩子，可却是知识精英，民族俊杰，国家栋梁，仅仅只是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有一点异议，于是惨遭屠戮。我们不得不反思深思，这个共产革命的崇高性正义性必要性必然性在哪里呢？难道只要给你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就可以格杀勿论吗？我们这一小撮还苟活于世的老右派，还在继续受到“维稳办”、“国安”、“国保”、党支部…………的监控打压又是什么“革命”在继续呢？？？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偷生如我者，尚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记下历史的一点真相，也算是中国社会的进步，伟大的进步，但是也正因为写，明理暗里，受到监控，成了中国政治黑名单上的人！朋友笑道：你这是自作自受，自找苦吃。活该！

我的同班同学右派刘思谋也在郑介农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中。他后来发配到泰安劳改。刘世谋比我小两岁，是高中毕业生，入学后因病休学了一年，因此和高年级的同学熟悉。打了右派后，天天捧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蒂夫》。这部长篇小说，有厚厚4本，一本有一寸多厚，是文革中自杀的傅雷翻译的。傅雷是非常著名的翻译家，以译文信达雅著称。《约翰?克里斯蒂夫》在反右中受到严厉批判，罪名是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精神，说许多青年堕落成了右派，就是中了这部小说的毒，但刘思谋不以为然，照读不误。我为此好像还批评过他，自己因此始终没有读此书，怕中毒受害。刘思谋劳改结束回到了老家扬州，现在在家安度晚年。关于郑介农反革命集团的事学校出过布告，列举了若干个名单，全都发送劳改，细节我已经一点也记不得了。这种布告那时也多了，大家看不胜看，没有人去深究追问。我自己是泥菩萨过河，哪里关心得了这种事，只是庆幸自己没有卷进去。

郑的同乡、同班同学周维胜，也被打成右派，也是高材生，与郑一样，是个文质彬彬、满腹诗书的青年才俊。与郑一起打进反革命集团，后被分配到临沂地区的一个偏僻的山区中学任教。妻子卢安晰本是高中同学，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不久和他离了婚。文革期间，周维胜受不了非人的施暴与批斗，在学校的后山上上吊自尽；因无人收尸，尸体被野狗咬食，惨不忍睹。

像郑介农这样思想早熟的大学生，并非是无源之水。在中国现代史上，代有传人。五四时期的傅斯年、罗家伦，一二九时期、昆明抗战时期、战后“争民主争自由”时期的共产大学生中，这种锋芒毕露才华洋溢痴情民主自由的大学生典型多了。
中共执政以来，以反胡风和反右为转捩点，从此走上了专制政治的不归之路。一个头脑不能自由思想，嘴巴不能自由说话，双手不能自由写作的国家，一个只允许千士万士唯唯诺诺，禁绝一士谔谔的国家，一个没有宪法承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一个千方百计“封网”截断信息自由交流的国家，一个至今对于“异议人士”动辄打压监控判刑的国家，怎么能够期望造就只有自由创造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呢？

文革后，山东大学制定了校训，曰：“气有浩然，学无止境”。“学无止境”者，说明一种客观事理，没有道德是非好坏，无所谓是否必须要遵循。“气有浩然”者，是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在中国社会，在山东大学，六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谁要是去实行这个校训，追求这个目标，必定弄得你没有好果子吃。郑介农以及山东大学二百零四个右派的下场就是活生生的实例。现在谁敢“浩然”一下，试试？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离郑介农老家台州不远的一个故事。那是七八百年前的故事，一日，春来夏到，绿柳婆娑，诗人陆游同志来了兴致，乘船出游。他的家在山阴，今名绍兴。绍兴是个全国水网稻田最密集的地区，河网密布，纵横交叉，直到1953年我出差绍兴，住在城郊，进城的时候，就到河边招手，航船就靠岸上客。船姑摇着橹，荡出一溜一溜的水花。船客坐在船上，倚着船帮，不急不躁地欣赏两岸的光景，听船姑和船客用越侬软语的对话，那是多么惬意快意的旅游啊！陆游同志想必也是乘的这类航船。他在赵家庄下了船，正好遇到一个盲翁在庄里击鼓说书，说的是东汉蔡中郎的故事。蔡中郎名蔡邕，是个大才子大孝子，琴弹得好，字写得好，文章更是做得好，至于孝顺老娘就好得成了远近闻名的榜样典型口碑。那时，孝道是一个人最大的美德，是被推荐做官的第一条件。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科举考试，官吏的选拔要靠地方官推荐，推荐标准当然是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德与红的标准就是孝道。蔡邕就是当时的雷锋同志，比雷锋还要雷锋！这样的大孝子不能做官，还有谁能做官呀！

但过了一千年，后人把蔡邕改造成了一个忘恩负义、抛妻杀子的陈世美型的人物。称蔡邕为“蔡中郎”含有贬义。这是因为蔡邕做过叛臣董卓的左中郎将，留下了污名，此后，世人称蔡邕为“蔡中郎”，就不是美称褒义了。宋代流传的鼓书，唱的是河南陈留秀才蔡邕上京赶考，贪图功名富贵，撇下妻子赵五娘在家中苦熬岁月。蔡邕的父母双双亡故后，赵五娘千里寻夫，蔡伯喈不但不认妻，还放马踩踏赵五娘。最后，蔡伯喈遭雷击而死。这和历史上才名孝声动天下的蔡邕风马牛不相及。陆游同志饶有兴趣地听完了说书，看到一个正面历史人物经过民间艺术家的艺术加工，“改造”糟践，褒贬颠倒，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回家后不禁提笔吟诗叹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拿郑介农来说，人枪毙了，也平反了，“宣告郑介农无罪”，他的老爹老娘老师同学，也就没有牙可啃了，但是正史官史的说法还是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错误是把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个人打错了，扩大化了，如果只打那千分之一的右派就不错了。历史是权势者的魔术游戏。陆诗人听到历史的是非被肆意颠倒，诗兴大发，感慨系之。像郑介农，“生后是非谁管得”？郑介农的父母大概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说过什么，写过什么，而且也都长眠黄泉了，不会再上访了。如果我们不读一下郑介农写的《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谁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大学毕业生，打了右派，经过两次告密陷害，层层加码，最后毙了。谁说这不是活生生的反右史呢？！一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反右运动史是建立在“正确的必要的”基点上，还是建立在林昭、郑介农们杀身成仁惨遭屠戮的基点上？
有意思的是，在和平论坛上，有一篇题目为《反对文艺作品中对革命历史题材的造假行为》的文章道：“57年的反右斗争虽然扩大化了，但一些反动的知识分子被打成货真价实的右派就是铁证！这些事实，在现代文艺的作品中，似乎过去知识分子都受了多大的委屈，都是受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压抑而‘怀才不遇’。”这位新左派极力要为毛泽东鸣冤叫魂，为反右运动叫好。因此像《往事微痕》这样的山寨刊物记下历史的真相显得多么有必要。

现在，中共中央不能对全体右派表示道歉，那么，我个人，仅仅只是我个人，提出一个退一步的建议，可否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授权，例如由山东大学党委对郑介农以及同样被错杀的其他右派，如林昭等等的亲属后人郑重其事地正式地表示道歉！

（2010-3-31于山东大学附中）


【后记】本文主要是根据张士雄以及刘式谋先生提供的资料，包括（81）广法刑再字第1号《广饶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写成，写完之后，把草稿传给他们看了。原来根据刘式谋所言，写“听说，郑介农的父母后来到京上访过”。张士雄电话告我，这是误传，不可能的事，因为郑介农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枪毙了。他的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哪敢去上访啊，因此我删掉了这一句。

郑介农那个年级只有25个学生，却打了5个右派。现在打听听说有个周维胜后来自杀了。周维胜外号小鸟，大概颇有点“小资”习性。

郑介农的留校原因，主要是因为长了肺结核病，在图书馆劳动，做点清洁打扫工作。这也算是体现了一点人性吧。

在我写了上述文字后，又收到张士雄先生的来信，对郑介农的情况作了很多补充。现在抄录如下：

我再向您提供有关郑介农的家庭背景及其本人材料

（一）郑介农祖籍浙江黄岩县洪家镇。祖父在镇上开药店，1948年去世，有二十几间房屋，十几亩田产，故土改时家庭成分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
父亲郑亨白，毕业于沪江大学法学院，在南京高等法院、宁波、丽水地方法院任推事（法官）。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在审判被关押的共产党员时，往往“重罪轻判”，或交保释放。因解放后一直在外地读书、工作，当地人都不认识他。1949年黄岩解放，他回到家乡，几个月后即被逮捕，1950年镇反运动中执行枪决。

母亲王真如，出身名门，年轻时非常漂亮。是一位贤淑的、有教养的女性。与丈夫感情甚笃，十分恩爱。其夫被杀后，终身守寡。2010年3月6日去世，终年94岁。
王真如一生苦难。仅在1947～48年，随夫在南京过了两年幸福生活。丈夫于工作余暇，教她中国古典诗词，她能背诵林黛玉的葬花词。我在长兴南湖林场劳动教养期间，因父母没有文化，所有家书都是由她代笔的。
郑介农有弟郑右农，农民，经营着一家玻璃店。妹郑灿农，嫁给当地镇卫生院的一位医生，两个儿子经商，生活小康。

（二）郑介农1950年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生前好友的帮助下，曾到江苏常州武进中学报考高中，未被录取；后入读黄岩中学高中部。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他写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叶光庭先生（后被打成右派，历尽坎坷，《往事微痕》发过他多篇文章）是他的语文老师。叶老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从教以来，没见过像郑介农这样优秀的、才华横溢的学生。
我与郑介农同乡，又是挚友。1953年他考入山东大学后，在青岛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其中一些段落，我至今还能背诵：
“青岛风光，颇富于异国情调，绿树丛中，红瓦隐现。微雨的黄昏，黄昏踯躅在柏油路上‘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是很有诗意的。……”

1956年10月，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巴金的生平与创作，从其处女作《灭亡》，谈到《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以及解放后的散文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竟写了二十多页稿纸，约七八千字。我在回信中说，你把它整理一下，可以作为论文拿去发表了。
郑介农十六岁时，便通读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1937年版，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红布面精装）。记忆力过人。《唐诗别裁》中的许多名篇，清诗人吴梅村的《园园曲》，他都能一字不错的背诵。

读了张士雄的信，我特别感到唏嘘遗憾的是，郑介农的母亲王真如在一个月前死去。我本来是请张士雄问一下她的健康情况，能否接受采访。这么一位悲苦而坚强的女人，丈夫在60年前，儿子在41年前，先后被枪毙，她却能以反革命老婆、右派母亲的身份苟活于世，获得高寿，这实在是个奇迹，也说明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老太太的家离张士雄有几十公里，不常往来。昨天张士雄打电话去问，不幸去世了。因为先前听张士雄说，他的母亲还健在，所以我在题头引了鲁迅的诗句“梦里依稀慈母泪”。不过，这几十年，她不知流了多少泪啊！我们祝福她在阴曹地府里和丈夫、和儿子团聚。
写完本文，笔者用电话询问了在浙大物理系退休的年届九十的叶光庭老师。那时，60年前，他在黄岩中学任教。他说当然还记得郑介农，虽然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极力夸奖郑介农，说他的作文写得好，有文采，有才华，是他教过的中学生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他听说郑介农因为写了一篇犯忌的文章，打了右派，枪毙了，实在太可惜了。作为教师，最大的安慰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叶老师也打过右派，当然更加猩猩相惜。

2010-4-5于山东大学附中


李昌玉，网刊《往事微痕》总第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