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无疑是人类社会中最残酷的暴力和最严重的罪行。尽管这样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现代社会仍然避免不了这样的反人类罪行。比如，“二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最近的有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而今天的叙利亚也发生了屠杀事件。这一系列的暴行，最终都得到或将会得到审判。
在现代社会，对于战犯的审判并不是单纯的成王败寇，而是给予战争一个明确的结尾，并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正是这样的战争休止符。在审判现场亲历这一切的中国记者萧乾，用其忠实而虔信之笔，记录下了这场伟大的历史审判。
奔赴“二战”前线的中国战地记者
1931年，21岁的萧乾进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当时教授他们新闻通讯写作的，正是后来著名的红色记者、现在仍将衣冠冢留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萧乾曾经与斯诺夫妇交往甚密，参与了他们翻译中国文艺作品的计划，并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他在自传中写道：“1944年，在刚刚解放的巴黎，我同斯诺最后一次晤面。那时我们同是随军记者。我正要随着美国第七军向莱茵河挺进，他则是苏联准许在东线采访的六个美国记者之一……我们都穿着军装，佩戴着随军记者的肩章，在专门接待记者的斯克里勃旅馆下榻。我们是在走廊里偶然撞见的。他老远喊我的名字。我们在酒吧间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指了指坐在一旁喝酒的一个高个子，告诉我那就是海明威。”
1935年6月，萧乾“戴着一顶黑绸方帽，身披黑袍”自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赴天津《大公报》工作。“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他赴香港《大公报》任记者，曾经采访过滇缅路的抗战局势。这时，一个赴欧的机会从天而降：故人丁道泉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老舍先生也曾经是那里的教员)，学院有一讲师空缺，便向校方推荐了萧乾。萧乾有心前往，却苦于没有路费。
消息传到报社，社长胡霖找到他说道：“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你还犹豫什么！当然马上回他们一信，接下聘书。至于旅费，报馆可以替你垫上，靠你那管笔来还嘛……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如今又进占捷克。这小子胃口大着哪。他这一点点蚕食，列强就能眼睁睁地望着？大战注定是非打不可了。从咱们干新闻的这一行来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1939年9月1日，萧乾登上开往英国的远洋客轮，迈向战云密布的欧洲和未知的艰险。
刚到英国，萧乾便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被划为了“敌性华侨”。英国内务部的一条法律规定：晚上8点至早晨6点之间不许出门，也不准进入距海岸5英里的地区，每周还必须向所在警察局报到一次，证明自己并未潜逃。这项奇怪的规定并不是对中国人有所歧视，而是因为1902年英国同日本结盟协议仍然有效，根据这项协议，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中国人，都仍然是“敌性华侨”。
这一情况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得以好转。中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伟大盟邦成员”。英国官方和私人媒介眼里的中国人形象一下子也显得正面和亲切起来。出版社向萧乾约写介绍中国的书籍，电影公司邀其撰写一部《中国人在英国》的影片。英国广播公司(BBC)约请他用中文向中国听众广播。当时邀请他进行专题广播的，是当时BBC远东广播组的组长乔治？奥维尔，他的《动物农庄》、《1984》等作品至今仍是中国人相当熟悉和喜爱的作品。
在民间，萧乾还经常被各种团体邀去演讲，并参加文人雅士的茶会沙龙。据他回忆：“那时，英国知识界最热闹的话题是战后要个什么样的世界。罗素每次茶会必说，中国不要跟着西方走。物质文明是条死路，中国在战后应该致力于保存并提倡中国古老的精神文明。他还应我的约请，专为《大公报》撰文阐述这一观点。”
见证对战争暴行的审判
在英国，萧乾经历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伦敦轰炸和盟军的反攻。尽管战事紧张，他仍然一边为《大公报》提供战时欧洲消息，一边在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直到1943年底《大公报》社长胡霖来英，他重新被推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胡霖一点没绕弯子，坐下来拍了一下萧乾的手背说：“我不是来这个大学城看风景名胜的。我是要把你从这古老的学院里拉出来，让你脱下那身黑袍，摘下方帽，到欧洲战场上去显一显记者的身手……现在墨索里尼完蛋了，纳粹被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得落花流水。我看西线不会沉寂太久了……你的机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赶上了。这回机会轮到你了。”
萧乾几乎是立即决定，放弃学位，弃笔从戎。不过，为了取得战地记者的身份，还需要按英国当时的法律规定办理程序。他先向英国新闻部写申请，提交《大公报》的证明书。由于1939年以来，萧乾一直以驻英记者的身份写过大量通讯，所以很快获得了这份战时记者证。证上一面贴着照片，写着所属的报社。另一面写着：“此人如被俘，应按照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级待遇。”萧乾在回忆录中幽默地写道：“看了这个‘优待’条款之后，我心目中立即浮现出一种不祥的景象：自己夹了个饭碗在铁蒺藜后面生活，不禁打了个冷战。”很快，他被安排随美军第七军开往欧陆前线。根据规定，他在动身前还写了一份遗嘱。
穿着校级军官服，他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坐上了开往巴黎的卡车。目睹盟军大反攻的场景，萧乾所思所想的仍是被日本侵略的中国：“当时，我设想远东大反攻时，中国军队可能也在日本本土登陆——当时，自然没料到美国会拿出原子弹，更没想到日本将由美军独家占领，中国只能坐在审判战犯的法庭上摆摆样子。”带着这种对战后审判的想象，萧乾于1945年暮秋来到德国，开始了他对战后审判的采访和记录。
他在那篇著名的系列报道《南德的慕秋》中写道：“经过纳粹十多年的暴政，今日美国占领下的德国不啻于一座庞大法庭。希特勒在各地都盖了强固的集中营，今日那些囚笼正好用来关昨日的暴徒。”10月8日，萧乾记录了在威斯巴登市政厅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对纳粹暴行的审判。被告是6男1女，都是海德玛神经病院的职员：1个主任、1个大夫、两个男护士、1个女护士、1个注册员、1个管抬埋的，他们的罪名是冒神经病院之名，以注射毒水残杀苏联人和波兰人共计4400人。萧乾在报道中写道：“准9点半，主席法官领了6位法官入堂了(都是上校军衔)。就座后，主审官起立宣布开审，然后律师起立一旁介绍被告人。主审人与律师同时举右手宣誓。译官宣誓。审官问被告方面对审判人员有无质疑。最后台上法官站起，举右手宣誓：‘在上帝面前，大公无私；审判结果，在公布前绝不泄露。’”
审判宣告开始，辩题是6男1女是否有罪。“台上法官无表情地垂视着台下的激辩，偶尔插嘴维持一下秩序，新闻记者在纸簿上哗哗写着，摄影员逼近拍照着，戎装旁听员嚼着口香糖(我至少看见一个打了盹儿)，唯有那6男1女睁大了眼睛，用手心捧着耳朵倾听着。”萧乾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控方一律是上校军衔，而律师则一律是上尉军衔。双方在法庭上起立、辩论之时，手枪都在腰间发出哗啷之声，声势颇为慑人。
审判折射法律观差异
尽管如此，律师并未有过任何一丝胆怯，而是朗声反驳检察官的控诉。这位年轻律师首先质疑法庭审判不合程序。因为被告并未谋害美国人，照国际惯例，一国不能审他国人民。他引用美国法律说明，只有涉及美国籍人民的案件，才能由美方开庭审判。
此外，苏联根本不是日内瓦国际公法签约国，因此无权受该约保障。检察官则站起来说道：“如果国际公法不能对4400人的谋杀案予以处治，则人类的悲剧真不堪设想。所幸，纸面的国际公法外，还有不成文法，譬如《陆军战律》，美国也曾签字。该律明确禁止虐杀战囚。贵律师引《日内瓦公约》，说俄国并未签字，殊不知还有1907年的《海牙公约》，那约德、俄都是签约国。根据该约第46条对战囚的性命信仰应予尊重。美国目前既为德国的占领国，自有权审判谋害与美国联盟国家人民的罪犯。”
律师站起来说：“听了贵审官的旁征博引，只感觉国际公法之不完全而已。贵审官由道德立场的控诉很好，但由司法立场看却很坏。被告既都非军人，对战囚的条律根本施用不到。”然后律师引用《纽约客》文字一段，大意谓今日战犯审判，毫无国际法根据，因是以个人负国家行为之责任。检察官气愠愠地说：“鄙人手边没有杂志可引，如有我也不屑在此大庭广众来引。”说罢突然厉问被告，到底是承认有罪，还是坚持无罪反驳。律师站起来顽强地代被告答道：“无罪！”
这一幕令旁听席上的萧乾听得目瞪口呆。这样审判战犯和暴徒的程序，仿佛变成了控方和辩方律师的舞台，他们努力展示着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信仰。特别是辩方律师，不惧控方的官阶和声势，坚持以法律规定和正当程序为武器，为那些已经承认自己为杀人凶手者顽强地进行无罪辩护。这一场景让萧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比此类小型、孤立的庭审，对于被俘高级军官和战犯的审判，则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商议战犯审判的议题时，苏联和英美的法律观差异便体现出来。萧乾写道：“苏联最初主张分头各自处理，经有关各方研究，决定还是统一审讯为宜。一则这样量刑可以更公道，分开来有轻有重，不好向世人交待。更主要的是这样集中公开审讯的教育价值。让他们的罪行大白于天下，既对战犯本人及其家属，也对历史负责。通过审讯，可以让世人了解那帮纳粹战犯的罪行是何等严重，也让他们的同情者明白邪恶终有绳之以法的一天。倘若推到后院枪毙了事，那就会失去一个以儆效尤的大好机会……另外，苏联认为既然这些战犯手上都沾满人民的鲜血，剩下的只是个量刑问题。但是照英美法律，不管犯人的罪行多么严重而且昭然若揭，站在法庭上他开头也只是个被告。他的罪状只能通过逐项对证才能成立。而且不但准许被告自己当堂辩护，还得为他们聘请律师出庭帮助辩护……下一步就是在哪里审这批战犯。英方原建议在纳粹的发源地——慕尼黑，苏联则赞成在柏林，因那是苏联占领区所在地。飞机在整个德国上空盘旋，出现在机翼下的城市大多已成为一片瓦砾了。只有纽伦堡的这座法院当时基本上还完好无缺。于是，就确定它为审判这帮凶恶匪徒的地点。并确定这个国际法庭由美苏英法各派一位法官，检察官也是四位。”
萧乾坦言，当时的自己对于纽伦堡审判大惑不解。作为战胜国的法、英、美等国家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为何要如此守规矩？这场历时一年半的纽伦堡审判(苏联人原认为这种审判有两周时间足够)动用上千万美元，1000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上百个专家证人做鉴定，每个纳粹战犯都被指定了法律援助。审判的结果三分之一人被判无罪，处以绞刑的纳粹战犯只是很少一部分。这样大张旗鼓的审判，难道不是太过善待这些刽子手了吗？
直到多年之后，萧乾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数次“打倒”。他再次想起这些繁复冗杂的司法程序，才感慨道：“我终于醒悟了……凡是二战胜利之后在战犯法庭上审判的那些战犯，过了几十年之后，没有平反的。”而随意“打倒”和宣布为有罪的，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审判者假如恣意妄为、滥审滥判，很难不保证终有一天也站上被告之席，受到历史、良知和公义的审判。
用审判让刽子手心服口服
“记得那是一所四层的楼房。一楼中央即是法庭，两旁走廊里尽是些木牌，都是一间间办公室，主要是从事分析案情、核实罪证以及文件存档的。二楼有一所教堂，三楼有医务室。我去参观时，看到单人监的面积约6英尺×12英尺。进来后，犯人都隔离囚禁，相互间以及同看守一律不许说话。我在食堂看到他们缸子里是热腾腾的咖啡、麦片粥和面包。中午有肉菜，晚上是炖土豆、面包和茶。就这样，据说大块头戈林每个星期体重都掉2磅。大厅两旁，一边是关囚犯的地方——几步一个岗哨。另一边是证人的住所。他们大都是劫后余生的纳粹的受害者。”萧乾在《纽伦堡审战犯》一文中回忆道。
时至1945年5月，盟军共逮捕了20万名纳粹战犯。通过将战犯分级，“精选”出23名最主要者，都是纳粹军政要员。其中有希特勒的副手、空军司令兼“四年计划”主持人戈林，有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劳工部长罗伯特？李、内务部长弗里克、盖世太保负责人希姆莱、波兰总督费兰克等。对于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战犯，纽伦堡法庭并未省略司法程序的任一环节，让被告自选律师。例如戈林，法庭为他开具60人的律师名单，各附有本人履历，其中既有外国人，也有德国人。
戈林提出，希望向纳粹政权下的司法高官、巴伐利亚省司法部长弗兰克咨询一下，法庭同意了他的请求。最终，他选择了一位奥地利人担任自己的律师。海军上将邓尼茨则提出，要求一位懂海军事务的律师替他辩护，法庭通过多方寻觅，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最终确定的律师名单中，有48名是德籍律师。他们中的18名曾与纳粹有瓜葛，然而他们在调研案情搜寻反证时，始终都享有充分自由。
除了为律师提供食宿之外，还由盟军支付律师费。根据市场标准，每位律师的辩护意味着3万至4万马克——约合7500至10000美元的费用。法庭先付4000马克，以后按月付2500马克。法庭上备有英、俄、法、德语的同声翻译。萧乾记录法庭审判实录时写道：“如对方讲得太快，可按黄灯要求放慢。如按红灯即表示暂停或重复。总之，盟国就是要通过这次审讯，让被告口服心服，绝不捂着盖着，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希特勒的副手戈林作为头号战犯受审。当他受俘时，还手持一根镶了24只金鹰的短仗，并说：“战争就像踢一场足球。谁赢了就该握握输家的手，一切就忘记了。”战后，戈林被关在一座古堡里接受预审。用餐时，美国军官弹起钢琴，他也马上回屋取来他的手风琴合奏，保持着故作镇静的风度。然而，随着审判的深入，许多与他相关的骇人听闻的罪证浮出水面。通过控辩对质、证人作证和证据甄别，他的暴行越来越多地被证实。在他主持的计划下，奥斯威辛、布痕瓦、贝尔森、达豪这数座集中营里，惨死者多达几百万。
当戈林听到死刑判决而且没有可能减刑时，他最终决定服毒自杀。包括他在内的23名主犯被判处了死刑。萧乾记录道：“审理完毕后犯人准许每天可同家人相聚一个小时。老婆们多带着儿女来探视，心里相互明白这也许是最后的一次相聚……然后，凡判死刑的就一个个地上了绞刑架。”
50年后，年届87岁高龄的萧乾老人在给后辈的信中写道：“承你提醒，我才想起一晃就来到二次欧战结束50周年这个大日子了。从1940年希特勒的狂轰滥炸到‘四人帮’我都经历了，而至今还安然无恙地活在人间，不能不有股自我庆幸之感。二次世界大战对我的启示首先是，凡想奴役旁人的是枉费心机。”谈起纽伦堡审判，萧乾说道：“那本身就是本极好的历史教科书。”
其实，他所撰写的那些通讯报道、采访记录，又何尝不是记录了那些伟大的历史瞬间，并给予后人启发呢？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并没有评判是非对错，而是真实地将战犯审讯的过程呈现出来。而这，既是在尽一个记者的本分，亦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1999年，这位枪林弹雨下驰骋于战场、忠实记录纽伦堡审判，屡遭挫折而不倒的老记者，于家中安然辞世。
林海，《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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