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奇文震惊中国权力中心

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罕见的传奇
——纪念杨小凯教授（上）

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清晨七时四十九分，有一位华人在墨尔本家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大概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位离世的华人曾经名叫杨曦光，他们大概不清楚这位华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位华人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他不到二十岁时就以一篇文章震惊中国大陆的权力中心；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他大概也要归为“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经济学、政治学，甚至神学的观点可能不容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精英所忽视……
这位华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岁，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天妒英才”这一句被用滥了的悼词，用在这位现名叫杨小凯的教授身上可能并不合适，因为他生前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但我对他的过早谢世，真是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悲怆！

《中国向何处去？》：
一篇文章震惊中国权力中心

小凯原来是他的乳名，他的学名是杨曦光。一九六八年初，在那个荒唐混乱险恶的年月，这个名字曾经流传一时，为中国大陆许多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知道，虽然于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义。
当时，随着“文革”汹涌而诡谲的铺开，杨曦光，一个十几岁的湖南长沙一中的学生，竟然过于早熟地严肃认真思考中国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包括“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在他写出的那批在当时左得出奇却又大逆不道的论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写于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元月十二日，文章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的名义油印刊出。
这篇文章刊出时加有一注：“这是一份徵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然而，这份印了八十份、只发出去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胫而走，数天之内便以各种方式传到全国各地。杨曦光立时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为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在当时神州大地浓重弥漫的“巴黎公社热”中，杨曦光也从“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

“巴黎公社热”的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杨曦光当时也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受害者（〈中国向何处去？〉正是以“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口号结尾的）。但另一方面，杨曦光所运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这也是按列宁的思路），而且断然提出“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战斗口号，对当权者显然是太过危险太过可怕了。这岂仅是一株“大毒草”？这亦可能变成一场足以冲破神圣庙堂的滔天洪水！
镇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当天晚上九点起，江青、陈伯达、周恩来、康生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省无联”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生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一声令下，全国展开了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规模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杨曦光作为要犯而被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亲被怀疑就是康生所谓的“黑手”“陈老师”（她刚好姓陈），受尽批斗凌辱后悬梁自缢，身为高干的父亲则被关押，一个妹妹下放到山区，另一个妹妹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此外，杨案还连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月，杨曦光经一年零八个月的拘留后转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杨曦光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从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变成经济学家：
杨曦光在十年冤狱中自学成才

十年冤狱，自然是杨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以及自觉的责任感。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十年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如人们所说，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杨曦光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荒唐险恶的时代与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机械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这绝对是寥若晨星，甚至绝无仅有！当然，杨曦光也万幸地碰到一个难得的机遇——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学富五车却因政治问题入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杨曦光的老师。
杨曦光的质疑精神与生俱来，个人又经历这种不平常的际遇，他自然不相信当时流行的、只能顶礼膜拜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狱中甚至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后来不无自我打趣地说：“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杨曦光读罢《资本论》之后，心中便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杨曦光已完全没有坐牢前的理想主义了。他转而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他当时在狱中的真实感受。
……
一九七八年四月，杨曦光刑满释放。
此时，四人帮倒台已一年半，但还是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闲居了一年。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杨小凯后来找到工作，但只是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一名校对工。
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所里安排杨小凯住在一栋宿舍的小房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他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杨小凯在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开始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他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全力帮助下，杨小凯被武大聘为助教，一年之后，又被提升为讲师。这个期间，杨小凯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这时，他又碰到人生一个机遇。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慧眼赏识。于是开始了他人生另一条新的历程。
杨小凯生命后二十年的轨迹，记录了他新的奋斗新的成就：
一九八三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一九八七年，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
一九八九年，任澳洲莫纳什大学高级讲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一九九二年，成为莫纳什大学正教授；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一九九三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一九九四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一九九五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一九九六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一九九七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一九九八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了令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二零零零年，升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就这样，这个当年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现在以其成果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超边际经济学”：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内行人的说法，杨小凯如果不是英年早逝，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位为澳大利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他学术上的成就怎么形容都不过份。他在整个经济学的历史上将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既深且远，今日尚无法充份估计。
当年《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便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的代表作。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

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最赞赏杨小凯了，特别是杨和他的同事黄有光教授这几年所作的叫做“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的研究。两年前布坎南到莫那什大学访问，当着校长的面就说，这是当今全世界经济学最重要的、最有意思的研究。他认为杨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的确，按照国际经济学界不少人的意见，超边际分析是杨小凯此生最主要的、可惜也是最后的贡献。杨小凯自豪地把他的新框架称之为“超边际经济学”（有别于超边际分析）。如以黄有光的话来形容，这个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是与患难结发妻子生的唯一孩子。
市场和分工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分工的发展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早已指出。可是分工理论难于数学化，因而难以结合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增长理论中去。因此，到了现代经济学家手中，除了在国际贸易等有限的领域，一般不再强调分工及其对效率和增长的意义。在讨论增长的源泉时，大家注重的是劳动、资本、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数学化的因素。而杨小凯，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把经济学回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和交易理论并把其发扬光大。他运用新的超边际分析和最新发展的数学方法，在新框架内，统一地推导和阐释目前所谓的微观、宏观、贸易、发展、产权等各种分支经济学。
内行人评论说，超边际分析是理解杨小凯学术思想的钥匙。它高于边际分析又包含着边际分析。它首先研究的是分工水平和制度方向的问题，然后再涉及到某一制度框架下的资源配置均衡。反映在数学上，边际分析只考虑内点解（只涉及数量消长）的最优决策值，而超边际分析还要比较角点解（涉及到不同制度方向）的最优决策值。也可以说，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而超边际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均衡的跳跃。
可见，超边际分析的解释能力和应用范围远远优于边际分析。但因为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局限迟迟没有突破。也许是出于机遇、勤奋和天才，杨小凯首先找到了寻求最优角点解的方法，因而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运用超边际分析阐释所有的分支经济学。
在杨小凯看来，自由市场的最主要功能，不在于寻找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寻找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以此决定市场网络大小、人们购买力高低、生产力高低、商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而市场发挥这一功能的两大条件是择业自由和价格自由。
杨小凯还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人们必须交换越来越多的商品，因而交易费用也会增加。所以，他认为，交易效率的提高非常重要，否则会限制分工的深化。进而，在此问题上，杨小凯涉及了产权理论、企业理论、信息的透明、内生交易费用的减少、道德风险的规避、城市化、技术进步、保险的发展，直至宪政的确立。这里呈现一条清晰的逻辑——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大大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深化，带来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显然，杨小凯的经济学思想极其丰富，或者说跨越了一般经济学范畴。当然，杨小凯有些思想还有待更严谨的证明；也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所有观点。例如，张五常对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尚未信服。但这位很少钦佩别人的教授也说杨小凯是他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能够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中国学子。正是聪明者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者难求也。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杨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他张五常那种求学的际遇，杨在经济学的成就将会是怎样？！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未完待续）

何与怀来稿